北爱尔兰:家仇国恨的句号

这两年来英国的爱尔兰动作,向世界显示再苦再深的家仇国恨,也能用诚意和妥协解决。把仇恨和分歧的脏水全部泼到议会里,让政客代表人性之恶去不流血地斗争。妥协后的政治博弈中即使是败者,也能挺直腰板谢幕;而不是用子弹或燃烧瓶,跪着写下自己的血泪史。

让中国人去理解爱尔兰之于英国,大概可以从中国台湾之于大陆的离合入手。这个岛上一部分人认为自己是个独立国家,而另一部分人认为自己的身份不仅属于这个岛,还属于对岸的那片土地。英国和爱尔兰,大概是世界上距离最远的邻居,渊源和仇恨相互交织。

女王于去年5月访问了爱尔兰共和国首都都柏林,这是她在位60年来第一次出访这个惟一与不列颠接壤的邻国,而上一次英国君主到访都柏林还是在1911年,那是女王的祖父乔治五世,当时他到访的身份还是爱尔兰人的国王。

两个月前,女王又来到了爱尔兰岛上属于英国的北爱尔兰,并与北爱副首席部长马丁·麦吉尼斯(Martin McGuiness)历史性握手。麦吉尼斯是“爱尔兰共和军”(IRA)的前指挥官,“爱尔兰共和军”是北爱共和派的武装分支,为寻求北爱脱离英国,在上世纪曾多次频繁组织针对英国政要和王室的袭击事件,被英国列为恐怖组织。

这两次出行,被英国媒体解读为抚伤之旅,是英国决心在伊丽莎白二世在世之际为过去的伤痛画上句号,开启不列颠和爱尔兰人民之间的新起点。去年女王在都柏林向自己父辈的子民发表演说中说道,“我们永远忘不了那些死去的人和他们的家人,我谨向所有那些在我们的历史恩怨中受难的人们,表达我最诚挚的慰问。”

这不仅仅是一位不列颠君主向自己祖辈的子民伸出的友谊之手,同时也是作为受害者的家人提醒爱尔兰人,历史的伤痕不是单方面的:1979年,爱尔兰共和军策划炸死了菲利普亲王的舅舅蒙巴顿勋爵(Lord Louis Mountbatten)。蒙巴顿是卓越的外交家和军事家,二战时担任盟军东南亚司令部最高司令,曾经与何应钦、史迪威一起协调滇缅远征;在王室内部也是备受尊敬的长者。而当时的麦吉尼斯正是爱尔兰共和军的高层领导人。有时候家仇的化解,迷人程度更胜于国恨。

一千年的渊源

在民族溯源上,爱尔兰人与英格兰人非常不同。爱尔兰人是凯尔特人的后裔,所谓凯尔特人,通俗来讲就是英伦三岛上,除英格兰人以外的其它所有民族。不列颠的四大组成部分中,最强大和繁荣的英格兰,是各外来入侵民族留下的大熔炉。公元43年,罗马帝国军团征服了英格兰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威尔士,建立不列颠尼亚行省,将罗马时期欧洲文明中心先进的行政制度和生产方式带到这里,后来罗马皇帝哈德良下令修建长城,将难以征服的凯尔特部落一墙隔之于关外,这也基本是日后英格兰与苏格兰的边界,就此留下了英格兰地区与其他凯尔特部落之间的文化隔阂。

比较普遍的说法认为,爱尔兰民族史开始于罗马帝国解体为东西两部分后,圣徒帕特里克于公元432年来到爱尔兰岛。他为这里带来了基督教文明,但同时也保留了凯尔特文化的原始法律和社会结构,不仅开创了爱尔兰民族的主体性,还开创了古代爱尔兰的黄金年代。于是在西罗马帝国风雨飘摇之际,无心插柳柳成荫,在西欧消亡殆尽的拉丁文明果实在这个偏僻的大西洋小岛保存了下来。现代考古学发现,爱尔兰传教士还把欧洲古典文化向西欧,尤其是一海之隔的不列颠岛反哺,为英国的基督教文明奠定基础。

之后1000多年的历史中,在英格兰绝对的军事优势面前,爱尔兰甚至仅仅是个地理概念。当地贵族之间的互相猜疑,让爱尔兰始终没有出现一个强大政权统一全岛,而英格兰王室一直将爱尔兰岛默认为自己统治下的领土,而且也无心经营。宗教上,爱尔兰几乎没有受到欧洲宗教改革的影响,一直笃信天主教,而英国则是新教。英国于1560年开始向爱尔兰大量移民,加剧了移民和原住民之间的宗教冲突,随之而来的历次反英运动都换来了一次又一次更残酷的镇压。到1690年,“光荣革命”后登陆英国的威廉三世击败信奉天主教的国王詹姆斯二世,四分之三的爱尔兰土地落入了移民而来的新教徒手中。

被遗弃和盘剥的“后花园”

英国粗放的殖民,留下了一个积贫积弱的爱尔兰。到18世纪,这里几乎是欧洲最贫穷的地区,与当时刚刚步入工业革命而迅速繁荣的英格兰形成鲜明对比。拿破仑战争期间,流亡法国的共和主义者说服拿破仑派遣一支小规模部队登陆爱尔兰,期望将法国的革命火种烧至爱尔兰,煽动农民暴动。虽然这个计划惨败于英军的即时反应,但首相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意识到,爱尔兰这个后花园必须开始严肃对待起来,否则革命中的法国若想突破英国在外交舞台上精心设置的包围圈,必将继续对这根软肋下手。议会于1800年通过新的《联合法案》,取代1707年将英格兰和苏格兰合二为一的条文,将爱尔兰正式定义为英国王室统治下的王国,并纳入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的一部分。

地位“升格”的爱尔兰并没有迎来人民期盼已久的平等,反而是变本加厉的剥削。尽管联合后爱尔兰各郡可以选举自己的议员进入伦敦的议会参政,但进入议会的这100名下议员和32名上议院册封贵族中,没有一人是代表爱尔兰大多数的天主教徒。他们被称为“英国化的爱尔兰人”(Anglo-Irish)。因此历史上不乏爱尔兰裔的英国名人,击败拿破仑的战争英雄威灵顿公爵就是这样一位典型的英国化爱尔兰贵族,他们没有爱尔兰口音,举止和礼仪与英格兰乡绅并无二致。大量的天主教爱尔兰农民变成了依附于英国土地贵族的佃农,对于英国来说,殖民地至少有悉心经营的价值,但这个名义上与联合王国中其他部分享有同等地位的“王国”,实质上变成了不列颠的半附庸国、半殖民地。

英国虽然击败了拿破仑,却没有阻止拿破仑的幽灵化身为革命和暴动,继续搅动欧洲秩序。首先在1828年,爱尔兰选出了第一名天主教议员,直接导致了威灵顿内阁敦促议会尽快通过《天主教解放法案》。后来在此基础上,1844年,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领导的保守党政府呼吁立法保护所有爱尔兰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却遭到党内极端分子的反对,被迫下台。接替皮尔上台的罗素伯爵,在1846年因土豆歉收引起的饥荒中无动于衷,越来越多的爱尔兰人不是饿死就是背井离乡逃亡美洲,三年里人口锐减了近30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