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即艺术

沿长江河岸一直走，往滚滚江水中投掷一千枚石头，或者，在高速公路沿途直行，一路排出一条冗长绵延的石线――这是英国雕塑艺术家Richard Long今年6月在云南、四川实施的“行走”作品。

这些漫长、乏味的“行走”。三个月后在上海得以延续。在James Cohan画廊的展厅里。一面白墙中间红色的大写字母粘连成一行，记录了上述的徒步过程。WESTEASTLINEWALK――由东往西直线行走。这件文本作品与其中译本(《往东直行》)，串联起了这个题为《千石》的展览，将别他的石阵雕塑、物件和摄影有机地归纳进了一个由徒步行走展开的体系之中。

“行走”，在Richard L0ng这里虽然富有行为表演特性，但最终指向的却是另一种雕塑的生成。1967年，年仅22岁的Long在伦敦的滑铁卢火车站跳上了一趟开往西南方向的列车。当火车驶入乡野，年轻的艺术家选择就近下车，在附件一处草坪上来来回回一字形反复行走，直到踩出一道规整的直线为止。这件名为(走出一条线>的作品不仅成就了艺术家的代表作，预示了在往后半个世纪里Long的创作线索，同样也影响了当代雕塑的进程。以“行走”为创作的发迹点，Long发现雕塑可以是关于空间和时间的，亦如其是关于材质与形式的一样。当时Richard Long在伦敦圣马丁学院的导师Antony Caro对于这种以一反常规――不依靠组装，即，以建造为本质的手法――而以行走为媒介的创作颇为不解。“艺术史从未能给我们预示Long行为的原创性。”馆长Nicholas Serota如此评价道。2009年，伦敦的泰特英国美术馆为Richard Long举办了盛大的调研式的展览《天与地》以回顾这位曾于1989年代表英国参加了威尼斯双年展、后又获得特纳将的艺术家近半世纪的创作历程。迄今为止，Long在世界各地开始了不计其数的“行走”，途径之地包括撒哈拉沙漠、澳大利亚、冰岛以及其故乡布里斯托等地。1960年代初，格林伯格曾评价当时的雕塑艺术，来自圣马丁的一批学生的作品革新了抽象雕塑，是“当时全世界范围内最出众的作品”。由Frank Martin执掌的雕塑系随后便出现了Barry Flanagan、GiIbert&George和RichardLong等一批塑造了英国当代艺术史的年轻面孔。当时英国社会的疾速变革不仅孕育了新音乐和波普文化，亦为后来的创作者铺下了基石，这也是格林伯格式的现代主义势微。新时代开始的转折点。Bruce McLean的以天然材料于自然环境创作的《六件雕塑(SixScuIptures)》以及Gillbert&George的《歌唱中的雕塑(The Singing Sculpture)>无疑都拓展了雕塑的疆域。前者对自然媒介的使用，后者的行为表演性，均在Richard Long早期作品中可见端倪。

1967年2月，Richard Long和同学HamishFuIton在伦敦老坎普顿街召集了12名学生。艺术家要求被绳子绑在一起众人在半小时内以极其缓慢的速度行至圣马丁，然后在门口解开绳索，要求一干人等继续步行离开伦敦直至日落。随着中途不断的人员退出，最后整个行为只剩下了六名不幸迷失在野外的成员。整个作品最终在搭上返程的火车里收场。但这个结合行走、速度、时间、天气等多重元素的学生作品里可以清晰地勾勒出Long未来行走创作的面貌。而两个月后，Long试图同Fulton等同学再度合作从伦敦至安哥拉的远足项目，但又因为护照意外只得独自折返。这次的阴差阳错却生产了另一件在Long的创作历程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

在这件名为《搭车出游Ben Nevis山，1967年>的作品里Richard Long从伦敦搭车并徒步行走至苏格兰的Ben Nevis山峰随后再如法折回伦敦。行程全长六天，Long每天早上11点会拍摄两张照片。前一张照片，他会将相机对准天空；后一张他则拍摄了地面。这是艺术家第一次有意识地使用摄影和地图。地图的出现从另一个维度记录了Richard Long行走的完整路线和行程，赋予了这个行为观念一个绘画性的体貌，即其所谓的“平铺在这个世界的实体空间里的抽象艺术”。藉由《走出一条线》和《搭车出游Ben Nevis山，1967年》，“行走”开始成为Richard Long雕塑创作的核心。“行走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史，从朝圣到日本吟游诗人(the wanderingJapanese poets)，到英国的浪漫主义以及当代的长途跋涉者。”艺术家说，“早期的地图作品记录了在Exmoor、Dartmoor等地的简单却精准的行走，我当时打算创作一种新的艺术，它也是一种崭新的步行方式．行走作为艺术。“Richard Long每次的行走都基于其特定的路线(《100小时里的100座山石(1976年)》)，或围绕一个特殊的原因(《秋风的圈》，1994年)。每次行走均是一次观念的实施(《潮水留下的雕塑(1970年)》)。“我或携带、或分散、或集中、或摆放这些石头，抑或者按沿途所需交换它们的空间位置。”在1987年的《交换石块》中，Richard Long开始从英国Aldeburgh海边往威尔士西海岸Aberystwyth海滩的行走，在起点的海边他从数以万计的鹅卵石中选取了一枚，带着上路。在经过了10天300公里的路途之后，将那块鹅卵石留在了Aben／stwyth，并在当地取走了一枚石块带回至起点。

“行走(作为一种艺术)给我提供了一种理想的方式来探索时间、距离、地域以及测量之间的关系……行走亦使我能够拓展雕塑的疆域，现在在长途行走的时间和空间里雕塑存在着被解构的可能性。”于是，我们看到了艺术家在一天半的行走中捡起途中的石块，投掷向远方，再捡起来，再投掷，如此循环往复直至他绕山行走一圈(《Throwing a Stonearound MacGillycuddy’s Reek(1 977年)》)。时间成了作品的第四维度，投掷和行走是一种对山形的勾勒，也是在时间空间里的一次丈量。而后来的《一条33块石头的线，一次33天的行走》更是以是石块来测量时日。2003年，RichardLong并置了两次不同地域的行走，完成了一件镜像作品《迁移》。起初，他行走在Dartmoor，做着沿途种种记录，而后前往日本实施了一次截然不同的徒步之旅。在后者的过程里，艺术家搜寻了当地形似Dartmoor途中所遇见的事物，使得前者的行走过程在后者中得以复制。就形同亚原子物理学中粒子可以对另一粒子产生作用从而产生一个相对称的自我一样，《迁移》意在创造一个在不同地界里对称的地点、时间和相同的现象。从泛义的角度来说，Richard Long的大多数工作都是对《走出一条线》的复制，

或更精准的说，是变奏(如其另一件著名的作品《喜马拉雅山的一条直线(1975年)》)。通过艺术家身体的劳作和介入改变地貌，不论是留在地面的直线、螺旋、脚印、或者以不同图形出现的石阵(甚至是木头阵)，或反复或简单纯粹的路线，均是当年留在草坪上那条直线的观念变体。“如果我仅仅就创作了《走出一条线》的话，其本身会是非常好的一件作品。但事实是很多年里我在不断重复，或者继续这个观念，以不同的方式走一条线，就不同的理由，在不同的地景里，这是这件作品生命的一部分。其他作品累积的效果巩固并说明了最初的这个观念已变成了我可以延续并终生使用的一个视角。”而在这些变体的扩展里，我们清楚地发现这“行走即艺术”的观念蔓延、寄居于各种媒介，除了传统的实物(如户外或室内的石阵、木头雕塑等)，Richard Long亦将他的雕塑和行走移植进了摄影、文本和图形(地图，或者是本文的图形化设计)之中。

史论家Anne Rorimer曾评述道：“对于像Nauman、Long、Oppenheim或者Antin等1960至70年代的艺术家来说，摄影提供了一种实旌活动表演的工具一抑或者说，是一种提前形成的但却又不可得、转瞬即逝的作品一如图像或者雕塑的个体。”在Richard Long的创作里，摄影决计不是现场的留念纪录，摄影是雕塑另一个形式的再现。例如，《RichardLong为Martin和Mia Visser创作的雕塑，Bergeijk 》便是一件以摄影方式再现的雕塑作品，艺术家指出摄影不是作纪录之用，而是雕塑。而在1969年在伯尔尼美术馆由哈罗德・西曼策划的著名展览《当态度变成形式》上，RichardLong仅仅展示了一张字条，上面只陈列了如下文字：Richard Long March 19-22 1969.A walking Tour in the BernerOberland。这是Richard Long文本作品的起点。不同于Lawrence Weiner的文本作品，Lawrence以为“一件作品并不需要被制作出来”，而Long的文字则是“事件和雕塑一即他所做的行走一的叙述”，“我的乐趣在于我的创作中身体性、现实性的方面，如，行路，提举，放置，携带，抛掷，记号”。Richard Long的文本作品仅仅依借特定的字体，诉诸于感知的描述，时间、地点的记录和测量等最基本的语素，这种将观念和行动剥落到极致的方式一直延续到他今时今日的工作中。在他为上海个展《千石》所作的汉语文本作品中，他仅用了“往东直行”四个红色的篆体再现了他在云南半个多月的行走。

半个世纪以来，Richard Long一直被认作大地艺术的代表人物之一，与美国已故大地艺术先驱Robert Smithson隔岸相对。而艺术家本人却始终不以为然，未将自己视作“大地艺术艺术家”，“回想起来，我觉得我的作品与诸如观念艺术、艺术品的去物质化、极少数主义，甚至贫穷艺术有着更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