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我其实一点都没有变”

离开央视以后，崔永元的曝光率似乎比之前更高。辞职前几年，他主持的节目大多在零点前后徘徊，辞职后，他像一匹脱缰野马，跃过禁锢的藩篱。他会在微博上与人对骂，甚至连飙糙话;他自费百万四赴日本、美国调查转基因，拍摄纪录片，被贴上反转基因“斗士”的标签;他签下2亿天价代言，表态要全部捐出，仍饱受争议。

这都发生在离开央视之后。对于这位微博上拥有570万粉丝的大V来说，他在微博上“过激”的语言，总会引来网友的惊愕、质疑甚至是揶揄。

“我其实一点都没有变。”崔永元说，现在过的才是最快乐的日子。

“就是得尽快转行”

从正门进入中国传媒大学，右拐再走一二百米，有一座四层白灰色的楼，中国传媒大学老图书馆。这里是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

在这座四层的博物馆里，崔永元一共建立了包括口述历史博物馆、电影博物馆等在内的七个馆室，他将把自己收藏的30万件物品全部展出。与其他博物馆只供参观不同，在崔永元的计划中，学生可以通过网上预约系统，在博物馆里上自习。“坐着一百多年前的椅子，用着一百多年前的桌子，那看书是什么感觉？”他有些得意。

事实上，入驻中国传媒大学已是两年前的事。2012年2月27日，中国传媒大学与崔永元签约，合作成立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及口述历史博物馆。7个月后，在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上，他证实了欲离开央视赴传媒大学教书的传闻。“我希望五年后评全国十大教授。”当年，崔永元曾这样说。

“你们爱说什么说什么”

崔永元辞职的原因简单，“精神压力大，不太适合做节目。”

2013年12月18日，他在微博上承认已正式辞职，赴中国传媒大学任教。在此之前的十余天时间中，他正实施着一场即将引发公众高度关注和争论的行动――赴美拍摄转基因调查纪录片。

这一切源于2013年9月8日的一条微博。

当时，他看到一则新闻，有人称“要创造条件让国人天天都吃转基因”。他对这样的语言模式很反感。他在微博中写道：你可以选择吃，我可以选择不吃。你可以说你懂“科学”，我有理由有权利质疑你懂的“科学”到底科学不科学。

他未料到，这是一场口水“战争”的序幕。难听的话很快布满了评论，这让他觉得“这里面肯定有大事，否则对方怎么这么快就亮剑呢？”一向“轴”的崔永元正式跟转因基杠上了。他决定赴美拍摄纪录片。当他把自费100万人民币拍摄的40小时的素材剪辑为69分钟的纪录片在网上放出后，褒贬声接踵而至，支持者认为客观中立理性，反对方认为调查不科学，预设立场。小崔不干了，“我是学新闻的，什么是预设立场，我拿五万块钱雇人在美国找些反转基因的人随便拍拍不就得了，我可以投机取巧，但那不是我为人做事的风格。”

他说，他反对的不是转基因，而是公众缺乏知情权和选择权。“我去美国调查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他们可以选择一辈子吃或不吃转基因食品，因为所有食品都是明确标注的，而我们就做不到。”

然而，网上的质疑和谩骂声并未停止。遇到讲理的，他会跟对方理论几句，碰上出口成脏的，他也不含糊，甩出几句粗话。网民对他的应对方式感到错愕。

他并不在乎外界的评价。“之前你们说我是中国最好主持人，什么媒体良心，现在又说是小丑、公知，你们爱说什么说什么，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会因为你们改变自己吗？”

“时代分化得很厉害，我的观念

还没有转过来”

微博是崔永元与外界相连的最便捷的途径。他也用微信，主要是与海外的朋友联系，遇到老物件可以随时沟通。

30多万件藏品，也考验着崔永元的记忆。在二楼的电影博物馆里，中央摆放着大型电影放映设备，墙上挂着1923年的电影海报和1930年代的旗袍，展柜里放着周璇用过的墨盒和胭脂盒，1950年代拍《白毛女》时用过的镰刀，阮玲玉去世时守灵照以及被崔永元称为国宝的《武训传》的剧本。

崔永元把收集到的史料中颇有意味的内容摘录下来，贴在墙上。

在旁边一间馆室里，大多展出的是新电影的道具，《十月围城》里孙中山的帽子，《山楂树之恋》中的钢笔和脸盆，《三枪拍案惊奇》开场出现的波斯大炮，囿于空间无法展出的《太阳照常升起》里的拖拉机。

在众多道具中，有一个破旧的铜号，那是冯小刚《集结号》中的标志道具。2003年，冯小刚《手机》上映后，崔永元对这部电影的批评曾被媒体热炒，在公众心中，二人一度失和。崔永元认为这个标志事件令他如梦方醒。他说，他的初衷只是文艺批评，并误认为社会依旧有这种氛围，但媒体的反响和周边人的反应让他绝望，崔永元日后猛醒，“其实是早就进入互联网时代了，而我还没有做好准备。”

在此后长达十年时间，或许算作崔永元对网络时代的适应期。如今，对于网络的喧嚣，他习以为常。但似乎仍然难以与这个时代无缝对接。崔永元也发现了与时代的某种代沟。他问90后的女儿和80后的助理，会不会去看电影《归来》。两人异口同声地拒绝了。崔永元马上想到一位韩国导演问他的问题：如果没有，你会拍什么电影？崔永元想都没想：“粉碎‘’和‘9 ・13’事件。”这位导演说，他们曾想拍光州事件，但解禁之后，拍出来却没有人看了。“这个时代已经分化得很厉害，但我的观念还没有转过来。”

“我不愿汇入这个洪流”

离职勾起他对那个黄金年代的怀念，“想想当年的《焦点访谈》《实话实说》《新闻调查》，那多有力度。至少在引领社会的一个思考方向。现在的追求就是完成任务，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内在的精神品质和追求不断下降。”

当然，环境也在改造着崔永元。1990年代，他是愤青，领导毙他的选题，他会天天去找领导拼命，这几年，他发现自己也在变化，选题不通过，那就多报几个，节目敏感，就在凌晨播出。“我已经五十岁了，我学会了妥协。”

然而，对于原则问题，他仍然还会拒绝。他主持《谢天谢地你来啦》，剧组想把即兴表演的剧情提前向演员透露，崔永元坚决反对，“即兴就是即兴，否则就是欺骗观众。”

在中国电视主持人的谱系里，崔永元毫无疑问位于谱系的塔尖，无论主持什么节目，他都会展现诙谐幽默的主持风格，他的节目鲜有争议，更多的是溢美之词。尽管他节目的收视率越来越低，但这并不影响他在谱系中的地位。

离开央视，他不再愤青，保持微微的愤怒，学会了妥协，但离开央视后，他可以自由地掌控妥协的尺度。而同时，他也延续着做新闻时的理想主义。

在传媒大学，他开了口述历史的课程，负责讲口述历史概论，一年只授课四次，头一次课就来了三千多人，他不得不更换教室，把授课改成了讲座。

这种氛围是他想要的生活。他还成立了公益基金，接了2亿代言费的广告，他试图向公众传递一种理论，慈善不是施舍，它只是一种生活方式。公益基金遭举报，主管部门核查后顺利过关，但他却改变了主意，做公益还招人骂，所以媒体不花大力气“赞美”他，他不会把承诺的2亿代言费捐出来，“扣了税是一亿三千万，我就不捐，你们管得着吗？”他说，他就想把对慈善的错误观念扭转过来。

在他看来，一些圈内人士一辈子只做两件事，出名和维护名声。但他计划用三年时间把名声抹掉，与学生们一起坐在博物馆里看书，没人过来索要签名。

他仍然喜欢“病人”这个称呼，“如果我现在是正常崔永元的话，就证明我认可这个社会的病，我宁肯顶着这个称号，因为我不愿汇入这个洪流。”

（摘自《时代邮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