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出伟大——董必武(中)

创建中国共产党

1937年，董必武会见英国记者尼姆韦尔斯谈到创立中国共产党时说：

1920年，李汉俊这个从日本归国的学生、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计划在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并到武汉来同我商量。我决定参加，并负责筹组党的湖北支部。这个组织于1920年9月组成。

1920年5月，那时陈独秀为此目的同到了上海。我没出席这次会议，但是我参加了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代表会议。每个省派两名代表出席，日本留学生派一名代表周佛海，他后来叛变，参加了。湖北省派陈潭秋和我。湖南派何叔衡（1935年在长汀突围中牺牲）和。北京派和刘仁静。上海派李汉俊和李达，李汉俊1927年在汉口被杀，李达现在是一个自由职业者，他成了一个大学教授。广东派陈公博和包惠僧，陈公博后来叛变成为南京政府的工业部长，包惠僧后来也成为内政部官员。山东派邓恩铭和王尽美——后来两个人都被杀了。来自共产国际的两个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一个是荷兰人，在中国我们都叫他马林。另一个是俄国人，他的名字我已经忘记了。

原来陈独秀要参加会议并确定为这次会议的主席。但是，那时他必须在广东，于是代替他。关于这次会议的所有记载都丢失了。我们决定制定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宣言。但是，党的这个最早的文件，我们一份也没有了。

我记得辩论的一个观点，是党员可以不可以当官和做技术工作，一些人反对这样做。通过的决议是一个“关门”政策，保持党员的秘密和“纯洁”，我们还决定党员不能加入任何别的政党。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发展党。我记得会上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包括有陈独秀、、、李汉俊等人。

除我以外，在创建者中，还有一些是老同盟会员，例如陈独秀、戴季陶和沈玄庐。

那时，武汉中学成为湖北共产党的中心，党支部由包括我在内的五个人组成。不久，我的十名进步学生组织了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后来，在创建党支部的五个人中，有三个人离开了党，一个成为自由职业者，一个现在在南京，一个现在在汉口当律师。只有陈潭秋和我坚持信仰。我不知道陈潭秋怎样了，但是我想他还活着。

不久，武汉成为一个共产党的重要基地。党原拟办一所外国语学校作为宣传中心。一个俄国共产党员叫马耶夫和他的妻子来到武汉任教，但是这个计划未能实现，所以他们又返回了上海。

1921年夏天，陈独秀亲自到武汉，并在一所教会学校——文华大学做了一次演讲。他恰巧遇到一个与该校有联系的工人，在陈独秀的影响下，这工人加入了河北省共产党，并通过他和棉厂的一些工人联系。这样，党在工业部门获得了扩展。

那时，武汉有一个激进的青年团体，这个团体的中心在中华大学，他们创办了一个“利群书社”。他们的领导人是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名叫恽代英。他对学生有很大的影响，是中国早期最优秀的青年领导人之一。恽代英在四川入了党，于1932年牺牲。

我们湖北第一次党代表会议，有30名代表出席。我们派学生到农村去建立组织和进行宣传，他们的工作对1923年平汉铁路大罢工有很大影响。

我的第二个工作是去四川重新做我们过去做过的争取军事力量转向革命的工作，这是老的策略。那时，四川某些军队有反军阀倾向，所以我到那里去开展这个运动。我花了一年时间做这个工作，后来党命令我回湖北。另外，武汉中学急需经费，也要我回来为之筹款。

我回来看到学校和工厂党的工作有了如此大的进步，感到由衷的喜悦。那时，平汉铁路是工人运动的中心，我们有个劳动组合书记部设在长辛店。

我父亲在武昌教书，病了，我送他回老家，回去不久后死了。当我回到武汉时，1923年平汉铁路大罢工爆发了，担任大罢工的领导工作。

因我仅仅被人认为是一个有名的员，并不是共产党员，所以仍然能够留在武汉。直到1925年～1927年大革命以前，连我家也不知道我是共产党员。大革命时，我的妻子到武汉时才发觉。她是一个老式的妻子，1910年家里让我与她结婚，我们只生了一个小孩，她就死了。

参加“一大”、“二大”

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建立了国共两党合作的统一战线。

董必武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派出党员帮助各省、市改组和筹建组织的指示，以联络员的身份，积极进行筹建各级党部的工作。

在他的领导下，汉口首先成立了临时党部，并先后建立起了武昌、黄梅、黄冈、黄陂、汉川、黄安、麻城等17个县的组织。这些市县党部的委员，基本上也都是由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担任。

在此期间，董必武通过共产党员石炳乾在安徽的泾县、宿松发展了组织，在江西德安、河南商城组织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这些地方先后建立起了由湖北省党部领导的党部或区分部。董必武积极运用统一战线这个组织形式，重点吸收工农大众参加革命活动。

1925年7月，在董必武主持下召开了湖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湖北省党部，董必武当选为省党部执行委员。

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董必武作为河北省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向大会作了《中国湖北省党务报告》，并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派驻湖北省负责指导党务。

会议结束后，董必武迅速返回武汉，立即召开全省活动分子大会，传达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精神，着重指出：“二大”左派占压倒优势，形势对我们十分有利；但分子仍很嚣张，随时都可能制造事端，必须看到他们的危险性。他要求大家竭力协助健全地方组织，扩大左派队伍，特别要在各县开展农民运动，发展雄厚的革命力量，把国民革命推向前进。

1926年3、4月间，董必武受湖北省党部派遣秘密奔赴长沙，做争取赵恒惕部第四师师长唐生智转向革命的工作。由于多方努力，董必武圆满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使唐部于5月下旬改编为革命军第二军，唐任该军军长，参加了北伐。

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发表了《北伐宣言》，9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

根据中共湖北党组织的指示，董必武负责对外联络、军事和民运工作，配合北伐军攻打武汉。

7月下旬，董必武率领湖北各部代表团，前往长沙迎接北伐军先头部队。

随后，董必武和潘怡如等根据中央决定，又组织了一个特种委员会，以配合北伐的军事行动。

7、8月间，中共湖北区执行委员会成立。董必武任区委委员。

8月下旬，董必武派人在汀泗桥组织了破坏敌人军事设施的活动。同时，他发动群众，支援叶挺独立团攻打汀泗桥和贺胜桥的战斗。

北伐军取得这两个战役的胜利后，乘胜前进，于9、10月间先后攻克了汉阳、汉口和武昌。

北伐军占领武昌和广东国民政府迁鄂之后，武汉成为当时革命的首都，是全国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湖北也成了“全国民族解放，光明的革命势力向黑暗的反革命势力进行斗争的根据地”。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工农革命的猛烈发展，引起了一些反动集团或派别的恐惧和仇视。加紧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势力，准备发动反革命。

1926年11月，北伐军攻克南昌以后，就在那儿设立了他的总司令部，同时把他的嫡系部队安置在福建、江西一带。蒋提出把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往南昌，以便使这些地区处在他的势力控制下，达到他篡夺胜利果实的目的。

共产党和左派看穿了这一阴谋，并坚决反对。

1927年2月24日，武汉三镇党部15000余名党员在武昌阅马场召开大会。董必武在致词中指出，今天开会为的是挽救党，反对个人独裁，恢复党权。他说：“他们要实行党的民主化，巩固党的权威，打倒一切封建势力。”锋芒所向，直指新。

3月20日，武汉100万群众在阅马场举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两周年大会。会上，董必武提出“厉行总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铲除党内外一切反革命者的恶势力”、“查办暗中和帝国主义联络和军阀谋妥协者”等重要提案，击中了新军阀独裁统治的要害，把对外勾结帝国主义，对内同军阀妥协的反革命阴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中央、武汉警备司令部以及黄安县政府重金悬赏通缉董必武。

董必武根据党的指导，及时把在武汉地区公开活动较多的中共党员和左派人士疏散，转移出去。

他与、宋庆龄、邓演达、林祖涵、吴玉章、柳亚子、邓颖超等22人，联名在8月1日的《南昌日报》上发表了《中央委员宣言》，谴责、背叛革命；号召革命同志集中革命尽力反对帝国主义、扫除新旧军阀、解决土地问题。

11月，黄安、麻城人民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在中央鄂东特委领导下，以董必武的名义出布告，发传单，举行了著名的“黄麻起义”，建立了鄂豫皖边区第一个红色政权和第一支革命军 队。

赴苏学习

12月，李汉俊、詹大悲等在武汉被捕，并当即惨遭杀害，情况万分危急，为了保存力量，党中央派董必武去苏联学习。

到达苏联后，董必武即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即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学校专为董必武、徐特立、吴玉章、林伯渠、何叔衡、、李哲时等三十几人办了一个特别班。

由于学员年龄较大，大家都称特别班为“老头班”。1929年春，董必武因英文比较好，由共产国际保送，转入列宁学院（即苏共党校）英文班进修，在一起学习的还有、王若飞、李立三等。

董必武在莫斯科期间，始终努力学习，深入钻研，深得中国同志和外国同志的敬佩。

在中山大学和列宁学院时，他为了学习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刻苦攻读英文和俄文。以至有人提意见说，董必武总是占着图书馆的一张桌子，到吃饭时才离开。

董必武在自己努力学习的同时，还担任列宁学院中国工人特别班的语文课和政治辅导工作。

他将自己在革命实践中的体会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相对照，并亲自下到工厂、农村调查研究。

在巴库油田和列宁格勒工厂，他深入到群众中，同工人一起劳动，共同生活，并将这种亲身体验整理成报告。报告得到很高的评价，并在全校展出。

1931年冬，他从列宁学院毕业，因其学习成绩优异，列宁学院计划将他留校工作。后因国内斗争的需要，遵照党中央的决定，董必武于次年3月离开苏联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