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德昌的“八部半”

“你自己看不到，所以我拍给你看。”他正是这样一位拍“看不到的东西”给观众的电影导演

戛纳电影节将2000年的最佳导演奖授予杨德昌，用以表彰他在电影《――》中展现的才华。《――》是杨德昌的第八部作品，此时，距离他投身电影事业整整20年。

2007年6月29日，与结肠癌搏斗了7年的杨德昌在洛杉矶去世，享年60岁。年轻时代的杨德昌曾迷醉于意大利导演费利尼的《8部半》，说自己“看了很多遍才明白其中的含义”，而他留给世界的电影作品也是“8部半”――从1980年开始参与电影创作至今，在漫长的27年里，这位台湾新电影运动旗手留下了8部作品以及拍了一半的《追风》。

担任戛纳电影节主席30余年的吉尔‘雅各布认为杨德昌“不仅拥有伟大艺术家的特质，他的电影更让亚洲电影成为国际瞩目的焦点”，他是“戛纳电影节永远的朋友”。戛纳始终关注着杨德昌的创作，雅各布说：“我们从《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青梅竹马》等电影中，发现他微妙的叙事方式，作品中充满丰富的人性与智慧，延续到在坎城影展获得最佳导演奖的《――》。”

在《――》中，8岁的简洋洋总是拿着相机到处拍别人的后脑，他说：“你自己看不到，所以我拍给你看。”杨德昌正是这样一位一直拍“看不到的东西”给观众看的电影导演。

旗手的成与败

1977年，在美国西雅图举行的一次电影首映式上，德国新电影旗手赫尔佐格说：“我的第一部电影是用我当铁匠存的钱拍成的。”当时三十而立的电脑硕士杨德昌备受鼓舞，他立即返回台湾，开始了他的电影旅程。

上世纪80年代的台湾正在经历经济上的起飞，新民歌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如火如荼，让许多向往电影的青年心中充满热情和希望。回忆起那段时光，同为台湾新电影运动先锋人物的导演侯孝贤说：“杨德昌有块黑板，上面总写满了各种对电影的想法，以及类似梦工厂那种未来打算为合作所取的名字，充满了对电影豪气万千的梦想。”

但那时，年轻人进入电影事业的机会并不多。无论是台湾当局的中央电影公司还是民营公司，都延续着手工业者模式的师徒制。而台湾当局对于电影题材、拍摄方式的种种限制，使得电影工作者不得不“带着镣铐起舞”。宣传片、武侠片和琼瑶式的爱情文艺片是大银幕的主流，而关注现实，表达青年一代对社会看法的影片既得不到当局的支持，也无法获得市场的认同，侯孝贤的《风柜来的人》就曾遭遇上映3天便下画的尴尬。

直到1980年，杨德昌才第一次有机会接触电影创作，编写了《一九五。年的冬天》的剧本，两年之后，他迎来了电影人生的转折点。

财政的亏空迫使台湾中央电影公司在新一代电影人身上寻找出路。于是便有了1982年陶德辰、杨德昌、柯一正、张毅联合执导的《光阴的故事》。影片的四段故事包含着个人的成长、人际关系的疏离与台湾社会30年的变迁，它像一阵清新的风吹皱了台湾电影的一潭死水，寄托着太多文化诉求与文艺理想的台湾新电影运动就此拉开了序幕。

1987年，包括杨德昌、侯孝贤在内的台湾、香港两地52名艺术家联合发表《1987年台湾电影宣言――给另一种电影一个存在的空间》，将新电影定义为“一种有意识的创作活动”、“一种艺术形式”，“带着反省与历史感的民族文化运动”。在这一年，台湾当局宣布改革电影工业现状，推行电影法案，新电影运动也完成了它的使命，成为台湾电影史上的一个坐标。

然而，新电影运动并没能拯救台湾电影工业，5年期间新电影总共生产了58部，还不到那期间台湾电影总产量的14％，对台湾电影产业结构影响微乎其微。而1987年之后，新电影导演几乎全部停产，虽然杨德昌、侯孝贤继续坚持拍摄文艺片，但他们却不得不面对一种尴尬，即在国际上能拿大奖，却赢不了国内市场。

前金马奖主席王晓祥表示：“不管是柏林、戛纳还是威尼斯，小众的东西在那里受到了肯定，也让他们非常爱惜自己，一味地拍小众。”王晓祥认为：“那种东西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受到了人们的背弃，因为题材不够开阔。”但他同时也说，“台湾电影萎缩的原因很多，也不能全部推到几个导演头上。”

握刀的知识分子

台湾金马奖主席、著名影评人焦雄屏在杨德昌去世后，接受台湾《联合晚报》采访时说：“杨德昌对台湾电影的影响，来自于突破了传统的本土电影语言，用西方的概念，呈现当代台湾社会、家庭与人文的状态，手法犀利，但充满人性关怀，并提出醒思，无论是早期的《海滩的一天》，到后来《――》都是。”

在新电影运动存在的5年里，杨德昌拍摄了《海滩的一天》、《青梅竹马》和《》被统称为“台北三部曲”，这是他创作的第一个阶段，关注都市题材，用冷静的手法揭破当代社会人际关系的风格已经逐步确立。他仿佛以摄影机为手术刀，层层剖开现代都市人的人生困境。这是一项细致而烦琐的工作，需要勇气与责任，更需要一个知识分子的冷静、睿智与坚守。

以“台北三部曲”为例，在《海滩的一天》中，不断寻求自我价值的都市女人，得到的只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落与冷漠，以及道德上的自责：在《青梅竹马》中，人们前行的步伐已跟不上都市的现代化的速度，人际关系的变化产生的斥力让“青梅竹马”的恋人渐行渐远，传统的价值观被弃如敝屣：在《》中，家庭危机和事业危机让一个一贯以软弱忍让为宗旨的男人以决绝的暴力方式展开了报复。

到了1991年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这种“残酷”的风格发挥到极致。外界评论这部电影是以“令人震惊的人性力量，给冰冷的现实社会以还击”。

这部电影取材于上世纪60年代少年杀人事件的真实案例，而杨德昌恰好与凶手是同校学生，于是这部影片成了杨德昌最带有自传性质的写照。影片拍摄的背景与90年代初台湾青少年犯罪率的增长有关，但这并非单纯归咎于青少年肾上腺素的分泌旺盛。杨德昌说：“促成杀人事件的是整个环境，凶手是整个环境，甚至小明(影片中被杀的少女)自己都是凶手。”

“儒者不惑”

从]994年到2000年，杨德昌的最后三部作品《独立时代》、《麻将》、《――》构成了“新台北三部曲”。在2000年戛纳电影节期间接受台湾媒体采访时，他说：“我的电影谈善的，也谈恶的，因为这样才真实。”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更为敏锐、豁达，甚至温和的杨德昌。

被杨德昌自定义为“喜剧小品”的《独立时代》有着难得一见的黑色幽默色彩，纷繁复杂的人物不见了深沉和冷酷，反而多了一丝世俗小民的滑稽。杨德昌用这样一部片子来表达“儒者的困惑”，将台湾社会面临的道德一股脑地抛到观者面前。

而最后一部影片《――》对于杨德昌来说，可算是一个完美的句号。影片以一场婚礼开始，以一场葬礼结束，讲述着一个台北普通家庭的喜悦与哀伤。如何面对家庭的责任、感情的取舍、生与死、哀与乐，导演举重若轻的叙述让人看完觉得通透，又觉得心头有挥之不去的无奈。8岁的简洋洋在影片结尾独自念着给逝去外婆的信，他说：“我觉得，我也老了……”似乎预见了那些成人世界的无奈也必将发生在自己身上。

逝者已矣，但从这些电影遗产中还是可以窥见台湾电影曾有的昨日荣耀与尴尬，以及明日的希望。杨德昌曾经的伴侣、歌手蔡琴说“时间会给他所有的作品一个公道，他的付出不会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