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志资料看明代空白期瓷器四个问题

对于很多收藏者来说。明朝空白期的瓷器似乎有某种神秘感。而对研究人员来说，明代空白期的瓷器也仍有许多有趣的问题值得研究。多年来，笔者对年款、官民窑区分等四个问题有一些自己的看法。现列举如下。与大家共同探讨。

皇帝年款问题

官窑瓷上书年款肇始于永乐。兴盛于宣德，到紧邻宣德之后的正统、景泰、天顺这三十年却戛然中断，从成化开始。一直到清朝各代，从未中断。这可非同小可，使得这三朝的官窑瓷至今面目不清，官窑瓷和民窑瓷的界限至今不清。这三朝瓷的界限也至今不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人们多认为这跟三朝内忧外患、战争频綮、经济困难有关。这恐怕没有什么道理。因为官窑瓷上书年款。不会增加多少烧制的成本，也不是什么困难的技术问题。只要皇帝有个官窑瓷上要书皇帝年款的旨意即可解决。这三朝的皇帝是否有不准官窑瓷上书年款的旨意不得而知(有的皇帝就忌讳书自己的年款)。但可以肯定没有要书年款的旨意。《英宗实录》卷49说：“正统九年五月丁卯。江西饶州府造青龙白地花插，瑕莹不堪。太监王振言于上，遣锦衣卫指挥往，杖其提督官，乃敕内官赍样。赴饶州更烧造之。”历代官窑瓷烧造。多由朝廷出具瓷样，官窑依样制作。由上述可见，明代空白期的这三朝。并没有改变官窑瓷的这一烧造程序。所不同的是，样瓷上没有皇帝的年款。也没有要写皇帝年款的御令。若有，谁敢斗胆不执行?若没有，谁敢胆大妄为?

从景德镇正统御窑遗址的出土器看、从传世的官窑瓷看，没有一件有正统年款的。看来这三朝的官窑瓷都不书年款，关键在皇帝本人。皇帝为什么没有书年款的御令，若说是因为三朝时间短暂。皇帝无暇顾及，似太牵强。因为这是一个极其简单的问题；若说皇帝没有这个心情、没有这个雅兴、没有这个愿望，则是合情合理的。

官民窑难以区分问题

历朝历代。由于种种原因，不管官窑瓷书不书年款，官窑瓷和民窑瓷一般来说很好区分，可以说一目了然。但明代空白期的这三代，有的可以区分。有的则很难区分。恐怕是官窑衰。民窑盛所造成的。官窑和民窑烧造水平难分伯仲，官窑瓷又不书皇帝年款，当然就不好区分了。

据文献记载，一件官窑瓷。从烧造到运到朝廷，每件成本约一两银子。难怪经济极为拮据的这三朝，在短短的三十年中，对官窑瓷的减烧令。停烧令接连不断，再加上管理混乱和腐败。这三朝的官窑肯定很衰败。大不如前朝，也大不如后朝。这三朝的衰败。却为民窑提供了难得的绝好发展机遇：官窑的烧造能工巧匠，必然要向民窑转移，民窑获得了技术条件；官窑瓷生产的减少和禁止在朝廷外流通，精细瓷的需求必然要向民窑转移，民窑又获得了市场和资金。那些达官贵人以及各地的藩王们，为了获得精细瓷。很可能以来料加工的方式让民窑给他们烧造。这样，民窑又获得了优质的烧造材料。由此可见。尽管这三朝对民窑瓷的烧造有种种限制。但这三朝的民窑却是空前发展的时期。

《明史》卷82说：“正统元年。浮梁民瓷五万余。偿钞。禁私造黄、紫、红、绿、青、蓝、白地青花诸瓷器，违者罪死。”《明宣宗实录》卷23也有类似的记载，指出这位“浮梁民”是陆子顺。他送给朝廷的五万余件瓷器，“上令送光禄寺充用，赐钞偿其值”。这就足以说明民窑多么强大，官窑多么衰败。若朝廷官窑瓷质高量足，陆子顺何必要送朝廷7朝廷何必要照收?陆子顺送的应是民窑瓷，若不够精细，为何皇帝让送专管宫廷祭祀和饮宴的光禄寺充用?若陆子顺送的民窑瓷与官窑瓷不能媲美。朝廷何必三令五申，禁止景德镇窑场私造官样瓷?

仿宣德还是仿元问题

古陶瓷的器型和纹饰等，一般的演变规律是后一朝代继承或仿前一朝代的。古陶瓷界也是按照这一规律去辨别正统、景泰、天顺瓷的。应该说。这三朝下令烧造的官窑瓷多仿宣德瓷，其他则是多仿元瓷。这三朝存世较多的孔雀牡丹和人物故事纹梅瓶、大罐，从纹饰到器型，无一不是仿元瓷。戟耳瓶和象耳瓶也是与宣德的不同而接近元代的。

笔者对元、洪武、永乐、宣德的器型和纹饰作过详细的比较和研究。元瓷孔雀纹，不仅有文献记载，也有不少图录。洪武、永乐、宣德的孔雀纹，熊寥和熊寰编著的《中国历代瓷器装饰大典》、冯先铭主编的《中国古陶瓷图典》等。未见任何记载和图录，我们也从未见过孔雀纹图录。人物故事纹，在元代画在梅瓶和大罐上的很多。宣德时画在盘碗上的很多，而画在梅瓶和大罐上的一个未见。

元代的梅瓶多高瘦，多唇口，斜颈或直颈。宣德的梅瓶虽然有一种高瘦型的。与元代的似乎相近，但都是卷口，束颈，实则很不相同。空白期这三代的梅瓶，也都是高瘦型的，但没有卷口的。也没有束颈的。多是唇圆口，斜颈或直颈。与宣德的很不同。可见空白期的梅瓶器型，也是模仿元代的，而不是宣德的(见图1―4)。

元和宣德大罐类型很多。比较接近的一种是短颈，鼓腹。但元代的略显高瘦，宣德的矮肥；元代的胫瘦，足微外撇，束胫，而宣德的胫肥，足不外撇。空白期这三代的大罐，与元代的相近，与宣德的很不同(见图5-8)至于戟耳瓶和象耳瓶。更是元代常见。而宣德很少见。

明代正统、景泰、天顺瓷的演变为什么失去了常态。偏离了一般的演变规律?跟这三朝的陶瓷烧造政策有关。正统朝一共不过13年，两次发出禁私造黄、紫、红、绿、青、蓝、白地青花诸瓷。正统三年十二月还发出这样一条禁令：“命督察院出榜，禁江西瓷器窑场烧造官样青花白地瓷器于各处货卖及馈赠官员之家。违者正犯处死，全家谪戍口外。”(《明英宗实录》卷41)这些禁令等于说，不是官府下令烧造的官样瓷，不管官窑还是民窑，一律不准烧造，而且官样瓷也不准买卖、馈赠。一句话，不能在朝廷以外见到。正统的官样瓷更接近宜德瓷，这已被出土器所证明。正因为如此，官窑或民窑，要烧造精美的瓷。为了避嫌。其器型和纹饰就只好模仿元代的，而远离与宣德相近的空白期的官样瓷。

订烧瓷问题

从上述正统三年十二月的禁令看，官样青花瓷，不仅民窑不准烧造，连官窑也禁止随意烧造，货卖和馈赠也在禁止之列。可见，正统朝对官样青花瓷的控制之严格是空前绝后的。对烧造官样青花瓷的惩戒也是空前绝后。但是。瓷器是人们日常生活必须品，再怎么禁止，也是人们不可须臾或缺的。普通百姓可以使用朝廷所禁止的官样瓷颜色和官样瓷器型的粗瓷，但那些有钱有势的王公贵族，特别是朱元璋分封到各地的历代藩王，他们在各地称王称霸。俨然是地方上的小朝廷，他们绝不会甘心使用那些粗劣的民窑瓷，他们必然会千方百计地弄精美的细瓷来使用。从明代各地藩王墓和明大臣墓出土的梅瓶、高足碗等来看，确实非常精美。这些精美瓷是怎么来的?一个是自设窑场烧造，一个是从官窑那里想方设法弄来的。另一个就是向官窑或有实力的民窑订烧。前两个来源仅是推测。第三个来源则有事实为据。

2001年，在湖北钟祥地区。从明正统梁庄王墓出土了两件精美的瓷钟(即高足碗)，其中一件有“承奉司正统二年造”的铭文。梁庄王是明仁宗的第九子朱瞻珀，死于正统六年。承奉司，按明制是藩王府的宦官机构。江西省博物馆藏有一件写有“大明正统二年廿一日弟子程供奉”铭文的青花缠枝莲纹罐，也很精美。前一件可能是藩王自设的窑场烧造的，也可能是订烧的。后一件基本可以断定是订烧的，而且应是向官窑订烧的。1972年。桂林东郊明代嘉靖时的安肃王朱经扶墓土了两个梅瓶。其中一个是青花携酒寻芳图梅瓶，异常精美，显然是向官窑订烧的。海外某国际著名博物馆藏有一件与其纹饰和器型相同的梅瓶。但釉色较差，显然是向民窑订烧的。既然是订烧，当然就不是朝廷下令烧造的官样瓷。其器型和纹饰。当然也就要与官样瓷拉开距离，而只好模仿元瓷。

这样看来。明代空白期瓷多仿元瓷就不奇怪了。所谓民窑瓷有的用口的苏麻离青料。也就不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