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涛何时始用“大涤子”之号

“大涤子”是体现石涛(明崇祯十五年――清康熙四十六年。公元一二一一七零七年)一生身世境遇、心境思想转折的一个重要名号。关于何时始用此号，前人已有提及。李《大涤子传》中记载石涛在北京留四年后南还，栖息于扬州之大东门外，临水结屋数橡，自题日：大涤堂，而大涤子之号因此称焉。李氏的记录虽然没有提供大涤堂落成的确切年份。对于在京留四年之说亦不甚准确(注一)，却为我们提供了大致的时间范围。近年来。前辈汪世清先生经过数十年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较为确切的时间：大涤子之号约始用于丙子与丁丑(康熙三十五年、三十六年，公元一六九六、一六九七年)间，时石涛已五十五、六了(注二)o这个观点为学界普遍接受。在石涛书画作品的鉴定中，也常常起到较为重要的参考依据。

汪老的理由主要有以下二点：

一、大涤子之号既由大涤堂而来。其始用当然在大涤堂落成之后。石涛从北京回到扬州，是壬申(康熙三十一年，公元一六九二年)冬。而大涤堂似乎是经过几年后才落成的。乙亥(康熙三十四年，公元一六九五年)五月。石涛路过仪征。有“皖省之行”；七月。偕友泛舟白沙翠竹江村；冬在“真州学道处”为黄燕思作画，仍在仪征。第二年丙子(康熙三十五年，公元一六九六年)春。为程浚题《晓江风便图》卷称“今丙子春过邗江”。夏离扬去歙，避暑松风堂。据此可知石涛在丙子(康熙三十五年，公元一六九六年)夏以前还没有定居扬州。大涤堂的落成。并迁入新居。最早当在由歙返扬以后。

二、石涛题跋中暑“大涤堂”或“大涤子”的真迹当在丁丑(康熙三十六年。公元一六九七年)以后。今观上海博物馆所藏石涛作于癸酉(康熙三十二年，公元一六九三年)的《花卉册》十二开，汪老的推论似乎有进一步商榷之处。

《花卉册》十二开。纸本。每页纵三十一点二厘米，横二十点四厘米，水墨五开。设色七开。这十二页，描给春夏之季花卉菜蔬十二种。它们分别是桃花、芍药、水仙、杏花、白菜、玉兰、芭蕉、梅花、梨花、月季、绣球花、石榴。在画法上，有纯水墨，有没骨着色。在用笔上，基本上出以较为豪放的没骨写意法。间以水墨双钩。全册水墨淋漓。色墨交融，有一气呵成之感，为其晚年的一件精品。十二页中，每页都有自题。有题诗，有题辞。他的书法，有草有行。亦有参以隶法的行楷。每开均钤有其自用印一方，包括常见的“清湘老人”朱文椭圆印(四见)、“清湘石涛”白文长方印(三见)、“膏盲子济”白文长方印(三见)、“苦瓜和尚济画法”白文椭圆印(一见)等。

每页题诗内容均针对所画花卉菜蔬而发。有些附有题辞。如第十开《绣球花》题“雨中偶得十二纸即正易翁年先生。济。”可以证明此册十二开系赠易翁先生，易翁是谁，不详，据至乐楼所藏石涛于庚辰(康熙三十九年。公元一七零零年)所作《黄山图》卷中题“昔游黄山登始信峰观东口门一带。昨与苏易门先生论黄口诸峰之奇，想象写此，三十年前面目，笔游神往，易翁叫绝，索此纸以为他日游山导引”。可知其姓苏，为石涛晚年的一个朋友。最末一开《梅花》题“甲成花朝，梅诗已成。拂纸写花试墨。清湘石涛济道人。”甲成为康熙三十三年(公元一六九四年)，石涛时年五十三岁。花朝旧俗以夏历二月十五日为“百花生日”。故称此日为“花朝日”或“花朝”。观此全册，每开石涛款署变化不一。如第一开无款署，第二开署“钝根济”、第三开署“清湘大涤子济”。第四开署“清湘陈人济”，第五开署“清湘苦瓜老人济”，第六开署“钝根原济”，第七开署“大涤子济”。第八开署“清湘石涛济道人”，第九开署“苦瓜济”，第十开署“济”。第十一开署“清湘陈人济青莲阁下”，第十二开署“大涤子济”。可以发现。十二开中已有三开出现了“大涤子”之款署。虽然没有出现在有年款的一开中，但从全册的画风、形制、题材，以及在百花生日之花朝日画十二种花卉菜蔬(其中除了石榴与绣球花稍要到春夏之交才开之外。余十种皆为此时开花)十二纸赠苏易门之事实等方面来看，此十二开作于同年同一阶段。因此，此件作品是目前所见石涛传世作品中署“大涤子”款的最早作品，其年当在甲成(康熙三十三年，公元一六九四年)。石涛时年五十三岁，比汪老所见署“大涤子”之传世作品往前推移了两年左右。

汪老没有见过这本册页甚是可惜(注三)，否则他在《为石涛题画的张鹤野是谁》(注四)一文中便会直接用此册之收藏印作为直接实物依据而且更加准确充实。此册有石涛朋友张景蔚的鉴藏印共三十三方，其内容有“莲泊张景蔚印”、“少文蔚”、“少文一字借亭”、“鹤野”、“乾坤一借亭”、“字少文”、“莲花泊上干净斋”、“莲泊”、“干净斋”、“张氏少文”、“莲泊居士”、“莲泊山房”、“鹤野书屋”、“莲花泊上”、“借亭主人”等。可明确知道干净斋张鹤野就是莲泊居士。莲泊居士就是张景蔚。少文是其字。借亭亦是其字而非其号。其号为借亭主人。莲泊是其辽阳故地，故又号莲泊居士。其斋名有鹤野书屋、莲泊山房等(上博所藏石涛赠“少文先生”《石榴图》轴上亦钤有张氏“莲花泊上干净斋”之印可左证)。知道了张景蔚字少文又一字借亭，对于上博所藏《余杭看山图》卷的上款“少文先生”、“借亭先生”的考证，便可迎刃而解。可确定为同一人，即张景蔚。

汪老认为“大涤子”之号始用于丙子、丁丑(康熙三十五年、三十六年，公元一六九六、一六九七年)间的另一理由：大涤子之号既由大涤堂而来，其始用当然在大涤堂落成之后；石涛在丙子(康熙三十五年，公元一六九六年)夏以前还没有定居扬州迁入新居。这一推理也有值得商榷之处。诚然。壬申(康熙三十一年，公元一六九二年)冬石涛从北京回扬州建大涤堂直至完成需一段时间，之后四、五年间也确实居无定所，往来于仪征、歙县等地。但是，期间他在扬州与别地居住的时间还是各占一半的，因为石涛在癸酉至乙亥(康熙三十二年一三十四年，公元一六九三一一六九五年)五月受合肥李相公香园之请“皖省之行”间基本上不出扬州，且大涤堂的建设情况以及确切的建成时间我们也不得而知。更为重要的是。石涛为自己起大涤子号并建大涤堂之念头是其从北京失望而返扬州后短短几年中产生的，不排除先起名号、堂名后建大涤堂或边建新居边起名号的可能性。而不一定非得等到新居落成并迁入之后才在自己书画作品上署“大涤子”之号的。

从北京回到扬州。石涛经历了一番心灵的彻底洗涤。从甲子(康熙二十三年。公元一六八四年)在南京表露“欲向皇家间赏心，好从宝绘通知遇”至两次迎驾之后，受宠若惊，似乎感受到了统治者的招唤，功名利禄近在咫尺，遂满怀信心北上。然而在京二年半左右的与上层人物的近距离接触。发现现实并非如己所想象的那样，皇帝的亲自招见。是一种出于政治上拢络入心的需要。以示新朝对前朝宗室遗民的宽怀。而石涛之于统治者，无非是一件文化的装饰品而已，如果抱着真正被重用的幻想，那简直是一件天真甚至是愚蠢可笑的事情。石涛发现了自己的天真与荒唐，身过半百之人，像石涛这样的聪明人，受此打击。首先激起的是一种人格的自尊心，遂重新定位，“三年无返顾，一日起归舟”，他要进行一番彻底的洗涤凡心，重返艺术之净土。回到扬州第二年。即癸酉(康熙三十二年，公元一六九三年)冬，在其赠送张景蔚《余杭看山图》卷中的一段题跋似乎透露了其用“大涤于”号的缘由：“湖外青青大涤山，写来寄去浑茫间。不知果是余杭道，纸上重游老眼闲。癸酉冬日，借亭先生携此卷游余杭，归来云与大涤山不异，君既印正。我得重游，再寄博笑。清湘苦瓜和尚济。”此时经过心灵之彻底洗涤后的石涛之心境与大涤山名称之含义正好相合印正，遂产生了用此名号以表其志。诚如汪老在其《石涛的(余杭看山图)》一文中，探讨了大涤山的人文历史含意及其与石涛“大涤子”之号的关系，挖掘了这件作品的特殊含义(注五)。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大涤子”之号是石涛于壬申(康熙三十一年，公元一六九二年)冬回到扬州之后至翌年癸酉(康熙三十二年，公元一六九三年)冬产生的。并于甲成(康熙三十三年，公元一六九四年)五十三岁始正式在其作品上署“大涤子”款，此期署款的习惯是与原先的诸多名号混杂。真正地大量使用要到丙子、丁丑(康熙三十五年、三十六年。公元一六九六、一六九七年)后至逝世。期间虽有参合其他名号。而以“大涤子”为主。“大涤堂”以及“大涤子极”等印亦因此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