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平学校:经济学家要帮穷人赚钱

2002年上半年，刚刚从互联网公司抽身的沈东曙正在寻找事业的下一站。选择项有三个：一、媒体投资；二、创业投资；三、社会发展。其间，他看到了有关富平家政学校的报道。这个新成立不久的学校，正在面临招生困境。他决定把后两个选项合二为一，做一个社会创业投资。

报道中吸引他的，是这个学校的创始人茅于轼对于小事的态度。“他不怕做小事，也不怕这个小事永远是小事。”

他给茅于轼打电话，希望一起推动此事。而对于茅于轼来说，这个年轻人的到来，正是雪中送炭。

“有难度的舞台”

彼时，富平家政学校的招生困境，已经到了难以维持的地步。当时的招生办主任陈祖培用了近半年的时间，跑到山东、山西、江西、河北等地招生，只招来了75名学员。

并不是没有市场需求。茅于轼和汤敏在山西崎岖的山路上决定上这个项目时，做了一定的市场调研：一方面农村有大量的适合做家政的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城市有大量的家政需求。同时城市与农村之间，由于贫富悬殊，产生了有足够吸引力的收入差距。

问题是家长不放心把孩子交给一个“非公”机构。陈祖培到张家口招生时，有人夜里找到他住的宾馆，让他出示证件，看他是不是人贩子。

沈东曙加入后，拉来政府一起做这事，填补了农民与学校之间的信任空白。作为一位有过投资和被投资经历的企业家，他对于政府需求有着更为敏锐的洞察力。他发现取意于“扶贫”的富平家政学校，正好可以用来满足地方政府的扶贫需求。这样家政学校的招生需求，就转化为地方政府的扶贫绩效需求了。

寻求与政府以及其他资源拥有者之间的合作，是沈东曙一以贯之的观念。社会企业之所以吸引他，也是因为这是一个“有难度的舞台”。而作为经济学家，茅于轼和汤敏以往的角色更多是政府的监督与建言者。

此时，富平学校的角色分工初步形成：作为关心社会问题的学者，茅于轼和汤敏更多探究宏观的社会问题，具体操作则交给有企业家背景的沈东曙。用企业家的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就是富平找到的一种组织形式：社会企业。

和穷人一起赚钱

汤敏说，中国在过去有两个极端：要么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企业，要么是不求回报的慈善。社会企业把两者均衡了一下：可创造利润，但不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解决社会问题，但不是无偿的。

在茅于轼的观念里，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投资意识，讲究投入产出比。这一观念移植到公益领域，就是他希望用较小的投入，带来更多的快乐。但当小额贷款的利率高到一定程度时，还是引发了一些争议。2012年，永济富平小额贷款的年利率达到21%，为基准贷款利率的3.5倍。有人说，这个社会企业的“企业”属性有点过头了。事实上，与大多数针对小微企业的小额贷款公司比起来，21%的利率并不高。

茅于轼回应说，由供求关系来决定资产价格，并不能改变一个公益企业的属性。问题的关键是这些挣来的钱去了哪儿，是拿来给股东分红，还是滚动到了公益的盘子里。茅于轼说，从2002年成立至今，富平没有一分钱的分红，都继续投入到社会企业的发展。

茅于轼并不认为“赚穷人的钱”有什么不妥，恰恰相反，他认为赚富人的钱不是本事，能赚到穷人的钱才是本事：这证明穷人的手里有钱，而这个钱正是富平的钱“生”的，富平是在帮助穷人赚钱。

公益与人格

茅于轼这一思想的另外一个背景，是他没有把受助者看得低人一等，这些人需要的仅仅是机会，而不是怜悯。

在2002年6月给沈东曙的信中，茅于轼说：我回想一生中有几个转折点，一个是懂得人与人地位的对称，这是理解人权、道德、待人处事原则的最根本的出发点。

富平学校副校长邢文毅说，有些传统的公益之所以需要改善，是因为大家往往把这个事引申到道德层面，而不是公民责任层面。这种做法一方面把受助者矮化了，另一方面，高高在上的施助者也容易忽视实际的公益效果。

比如，在简单的资金救济结束以后，没有还款压力的受助者不会拿这笔钱用于创造财富，在大多数情况下有可能形成一种路径依赖，物质贫困依然，精神矮化依然。

公益界一位资深人士指出，中国的公益模式，正从以前的“把钱花出去”，转化为“把钱花好”，进而发展为“能赚钱的公益”。

既然小额贷款的利率这么高，为什么没有吸引大批的资本进入，从而通过竞争降低价格呢？茅于轼说，这是因为小额贷款有一些显而易见的风险：一、单笔贷款的标的额较低，单位成本较高；二、这些分散在各个农户家的贷款，能不能收回来，始终是一个让资本担心的问题。

而富平多年做下来发现，这确实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而农民的信用也不像很多人预期的那么低。沈东曙说，富平小额贷款的坏账率，可以维持在2%～3%。汤敏说，农村不是没有市场，只是需要培育，需要耐心。这种耐心，只能从公益的初衷中生长出来。

演化

过去10年，富平从一家注册资本30万元的家政培训学校，发展为如今年运营资本1亿元、下辖5个社会企业的社会投资平台。这5家社会企业的一个特点，就是都与“农”有关。

沈东曙不愿意用历史决定论来概括富平的十年发展，他更愿意提到的一个词是“演化”。这个演化的路径是：先从小事做起，一步步摸索规律，把一个社会企业做扎实；然后投资社会企业；最后号召其他人参与投资。

从2002年到2004年，只要不出差，沈东曙每天都就会花上两三个小时，和从农村来的家政女工聊天，家长里短的。他把这一跟服务对象接触的过程，叫做“参与式发展”。在富平家政上积累了信心，富平也开始投资社会企业。2008年9月，富平与联想控股等共同成立了富平社会投资公司。公司投资的第一家社会企业――“永济富平小额贷款公司”于2009年5月正式挂牌。

2010年，富平发起成立了乐平公益基金会。在其理事会和监事会名单中，既有吴敬琏、资中筠、张维迎等知名学者，也有林荣强、丁健、马云、任志强等企业家。

汤敏说，富平所做的项目，大多带有试验性质，“这个试验，既是为富平，也为其他潜在的资本和社会企业家，更为证明给有关部门看。”

邢文毅说，小额贷款的实践，已经开始产生示范效应：有些以前只在春耕和秋收放贷的农村信用社，现在也在努力做到随时放贷。

现在，富平的5家社会企业均走势平稳：两家小额贷款公司每年利润约300万元，富平家政公司30万元，千千树早教服务公司已收支平衡，刚刚成立的生态农业公司也呈现出良好的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