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美日同盟关系的演变及其影响

[摘要]：美日同盟是二战后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美日两国自身实力的消长，在同盟关系中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从二战结束初期开始，美日同盟经历了“附庸同盟”――“互助同盟”――“伙伴同盟，的发展。特别是后冷战时期，由于苏联这一竞争对手的消失，整个世界格局也开始发生变化，美日同盟关系开始了新的调整期，但从各个时期分析，美日同盟加强的态势不减。这是因为美日之间虽然存在双边贸易摩擦等矛盾，但在亚太地区战略利益上存在共同点和利益的一致性。同时，这一同盟的存在对未来亚太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发展造成了隐患，对我国的和平发展也设置了一定的障碍。

[关键词]：美日同盟；演变；战略影响

中图分类号：D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08(2008)1020057-03

一、从“附庸同盟”到“互助同盟”：冷战时期的美日同盟关系

二战结束后，美日签订了《旧金山和约》、《日美安全条约》和《日美行政协定》的条约，这些条约基本构成了美日关系的体制，即“旧金山体”(日美安保体制)。旧金山对日媾和条约的签订，结束了日本多年的被占领状态，使日本从法律上成为了一个国家。但《日美安全条约》规定美国军队继续驻扎日本并有权使用日本军事基地，实际上是不平等的条约。“旧金山体制”的确立，标志着两国从敌对关系演变为附属的同盟关系。这是因为日本在二战中战败。战后初期的一段时期，不得不借助美日同盟的力量来“维护国体”，这个时期的日本在美日同盟关系中处在附庸的地位。

旧金山体制确立之后，日本经济迅速腾飞，并于1956年末，加合国。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也开始走上谋求政治大国的道路。日本国内要求调整和改变安保体制中不平等地位。1960年1月。《新日美安保条约》签署，新条约规定“缔约国将单独和相互合作，通过继续不断的和有效的自助和互助，在尊重各自宪法规定的条件下来维持并发展它们抵抗武装进攻的能力”；“两国具有联合国所规定的进行单独或集体自卫的固有权利”；日本领土受到武装进攻时，两国“将按照自己的宪法规定和程序采取行动以应付共同的危险”，并将“按照联合国第51条的规定立刻报告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为维护日本的安全以及远东的国际和平与安全”，美国的“陆、海、空军可使用日本的设施和区域”。此外，新条约还规定了日美两国“随时就本条约的执行问题进行协商”和加强“经济合作”等等。①总体上。新条约确定了美国继续享有在日本驻军和保持军事基地的权利。也规定了日本承担在日本领土上与美国共同作战的义务。在法律上使美日两国具备了一定的对等性，扩大了两国的合作范围。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加强了美日同盟关系。

苏联入侵阿富汗后，面对苏联在军事战略上的咄咄逼人，美国迫切要求日本加强与其的战略协调关系，分担“责任”，共同抗衡苏联的军事扩张。美国的战略需求与日本谋求政治大国的目标吻合。日本认为。通过为美国分担责任，建立日美战略合作关系，既可维护有利于日美双方和整个西方世界的国际体系和秩序，又能进一步抬高自己在美日关系和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区，借助美国的影响为日本在国际上确立起政治大国的形象。由此，日本大力扩充军备。使本国的攻防能力发生了质变。这一时期，美国倚重日本实现其亚太利益的需求愈来愈大，美日同盟发展成为“互有倚重的互助同盟”关系。

二、“基本一致的伙伴同盟”：后冷战时期美日同盟关系的调整

(一) 冷战后美日同盟关系的加强

进入90年代以后，美国对美日同盟的政策经历了动摇徘徊到坚定不移的发展过程，最终加强和扩展了美日同盟。

苏联解体使冷战一方的主角崩溃，亚太地区的安全结构发生巨变。(1)从地区均势来看，苏联势力的消失使美国失去对称的竞争对手。美国要在本地区重整安全结构。当时，日本成为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世界第二军费开支大国，其军事装备也高度现代化。出于对日实力的不确信，美国对整合美日同盟的政策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冷战结束初期美国对美日同盟政策具有消极意向。(2)从文化结构上，美国属于基督教文明，虽然日本在政治上属于资本主义民主世界，但在文化底蕴上，其文化既有儒家文化的部分，也吸纳了大量的西方文化；另外，二战中，日本偷袭珍珠港，美日战争给美国民众留下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和历史阴影。这说明美日在文化建构层面上分享共同利益的深度和广度还不充分。

但是这种不确定状态并未持续很长时间，在经历了海湾战争、1955年以及弹道危机后，美日两国，出于各自的政治和战略需要，重新调整、定义了美日同盟关系。1996年4月，美日两国领导人会谈后发表了《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再次确认以日美安全条约为基础的日美同盟关系将继续是面向21世纪保持亚太安全与繁荣的基石，它标志着美日关系从冷战结束初期的经济优优先回归到以安全为中心的轨道。1997年9月又签署了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美日两国在强化军事合作方面又迈进了一大步。日本政府随后着手拟制与之相匹配的《周边事态法》、《自卫队法修正案》、《日美相互提供物品和劳务协定修订案》三法。

联合宣言的发表和防卫指针的出台，标志了冷战后美日安全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防卫范围扩大了，关于远东的范围，新指针强调：“本指针的目的是，建立在平时以日本受到武力进攻和发生周边事态时，能够有效地实施可靠的日美合作的坚实基础。”而“周边事态”的解释是“周边事态是指对日本的和平与安全造成重大影响的事态，周边事态不是地理性概念，而是着眼于事态的性质。”也就是说“周边事态地区”小则包括朝鲜半岛、台湾地区、南中国海，大则可以涵盖中东以及整个亚太地区，这一政策的出台表明美国一步步将美日同盟纳入到全球霸权体系的战略性举措，为美日共同干涉地区和全球事务奠定了基础。②(2)美日双方在同盟关系中扮演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1996年的联合宣言强调日本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安全合作伙伴而发挥作用，日本在双边同盟关系中的角色已经上升为“平等的伙伴”关系。(3)美日安全合作的防卫内容增加了。旧的安全同盟规定，日本自卫队只有当日本遭受对方武力攻击时才行使防卫力量，属于“专守防卫”。但经过美日同盟的新指针等相关法案的出台，日本战后承诺的“专守防卫”，“不向海外派兵”等基本原发生了动摇。日本的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发生了重大转折，日本开始向对外干预型安全战略迈进。

2001年在美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9/11”恐怖主义事件，这一事件为日本向“海外派兵”提供了绝好机会。“9/11”事件后，小泉内阁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坚定地站在美国一边，在“援美反恐”的名义下，在脱离“专守防卫”轨道。走向“海外派兵”方面跨出了一大步。“9/11”事件后不久，日本国会众、参两院便迅速通过了《恐怖对策特别措施法案》。该法出台不久，日

本的先进军舰和大型军机就得以远赴西亚和印度洋支援美军的阿富汗反恐战争，日本实现了海外派兵的重大突破。

2003年美国队伊拉克发动的战争，又为日本的海外派兵提供了一次机会。对伊战争开战不久，日本国会就通过了“有事法制”相关三法案，进一步扩大了日本自卫队参与境外行动的自。

自1996年美日联合宣言发表以来，两国外交国防大臣还组成了“2+2会议”战略协商机制。2005年2月，美日“2+2会议”发表的联合声明提出了美日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共同战略目标，并首次将“鼓励通过对话和平海峡相关问题”列入美日共同战略目标之中。美日两国公然把列为美日共同战略目标之一，不仅是对中国的侵犯和中国内战的粗涉，同时也是联手遏制中国的重要信号。

2006年9月安倍继任日本首相之后，依然继承了小泉的对美政策，强化美日同盟关系。安倍接受CNN采访时表示，“日美同盟关系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2007年9月26日，福田新内阁成立之时，福田康夫在外交政策上，也强调要加强日美同盟与推进亚洲外交同时兼顾。

(二) 后冷战时期美日同盟关系加强的原因分析

综上所述，冷战以来，美日之间出于共同的战略诉求，强化和扩大了彼此的同盟关系。试析美日同盟加强的原因，日本认为：(1)在将来的一段时期，美国仍将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仍是日本最重要的国家，日美安保体制是维护日本安全最现实的手段；(2)美日同盟对维持日本周边安全环境至关重要。亚太地区形势仍很复杂，如朝鲜半岛问题、、北方领土等问题悬而未决；(3)《日美安全条约》不仅限于军事安全领域，还是日美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友好关系的基础。同时，美国国内对亚太安全形势和日本作用重新进行了评估。(1)亚太安全“不确定性”增长，库尔特?坎贝尔认为，朝鲜半岛问题、、印尼及东盟的发展前景、俄中关系、中国的崛起、日本国内政治和安全政策的演变；地区军备竞赛等问题，都需要依靠美日同盟来应对，所以必须加强美日同盟；③(2)日本的独立意识增长，对安全政策的态度在变化，质疑美日同盟保卫日本的可靠性，因此，要求美国在关系日本安全的问题上进行协商，同时在安全领域发挥“正常”作用。(3)对日本潜力的重新认识。约瑟夫?奈认为，日本是世界和亚洲政治的主要角色。日本并不是在走向衰退。它在国际体系中发挥重要的政治、经济作用。④阿米蒂奇报告认为，日本正处于深刻变革之中，并给这一变革给以等同于明治维新那样的高度评价。⑤(4)对日本作用的重新认识，美方认为日本扩大经济、政治、安全作用于美国的利益并不矛盾。在经济上。美国在亚洲的利益与日本经济的繁荣有直接关系。在政治上。日本寻求外交独立性并不与美国的外交目标发生冲突。美日外交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在安全上，日本在维持亚太地区稳定和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发挥独特作用于美国安全利益一致。

三、美日同盟关系加强的地区影响

美日两国处于共同战略的需要。加强双边同盟关系，势必对亚太地区造成影响。必将冲击亚太地区的安全秩序，影响地域一体化的进程。同时对我国的安全也构成重大隐患。对中国崛起、东亚区域化乃至亚洲崛起所需的和谐国际环境都造成了威胁。

第一、美日两国强化军事同盟容易在亚太地区引发“安全困境”。诱发军备竞赛。美日强化军事同盟关系，加强军事合作，共同研制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将朝鲜作为首要威胁，并有意介入台梅局势。可以说美日同盟在军事方面的合作加强使日本在军事化道路上越走越远，特别是每日同盟还有进一步扩大同盟范围的意图，如日本试图将澳大利亚和印度也纳入这一同盟体系中，形成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加上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有所抬头，势必会引起区域内国家的强烈反对、忧虑和不安。

第二、美日同盟的强化加大了各国通过科技与经贸的自由流通追求经济平等的障碍。强化了的同盟往往会限制国家间尤其是同盟与非同盟国家间的技术、资金及经贸流通，也使这些常常与意识形态、政治目标紧密挂钩，可以说美日同盟关系的加强从根本上阻碍了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与经济一体化；同盟往往强调现实的、短暂的安全利益。以军事合作为特征；区域化兼顾现实和未来的中长期利益，以经济合作为特征。同盟往往具有排他性和封闭性，注重强制性地对同盟参与国感兴趣的区域制定规；区域化往往具有合作性和开放性，注重自愿性地在参与区域内制定规则。二战以来，亚洲的区域化发展与欧洲的区域化发展出现了巨大的反差。美日同盟的存在多少是有关联的。可以说美日同盟关系的加强有悖于和平发展的历史潮流，也削弱了区域交流与合作的政治和社会文化基础。

第三、美日同盟的加强会破坏亚太地区现存的均势格局，本来就缺乏牢固基础的大国关系产生冲击，引发动荡。冷战后，亚太地区多极化趋势加快，逐步形成中、俄、日、美、东盟五大力量，彼此间利益交叉，相互均衡。相互制约。由于经济全球化等的影响，包括中国在内的部分亚洲国家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大国间在该地区的战略博弈会进一步扩大。美日在亚太的战略利益也并非一致的。在朝核问题上存在分歧和矛盾。美日与北约通过互动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空间，日本利用日美军事同盟的影响力企图收回北方四岛。

第四、中国崛起成为美日同盟关系强化的关键因素。鉴于中国实力的增强，美国调整对曰政策，加强在中国周边遏制中国的势力。美国学者亨廷顿认为，“广义地讲，对新的大国的崛起，各国可作出一种方法或者两种方法相结合的反应。”一种反应是。他们可以独自或与其它国家结成联盟以均势遏制崛起的国家；另一种反应是，各国可以尝试适应它。搭乘其崛起之车，或者“尝试某种均势和搭车相结合的方法”。亨廷顿又强调“用均势来平衡通常是更理想的选择，而且事实上也比搭车更频繁地被使用，”⑥这样的分析可以读解出，美国加强美曰同盟针对的是中国的崛起。日本方面一些政客也宣扬“中国”，这样一来(1)迎合美国，促使其更加重视日本；(2)迎合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博得部分选民支持，以利修改宪法；㈤增强自身军事力量，为在海外扩大军事活动范围找依据；(4)为在领土纠纷、上对中国形成威慑；(5)丑化中国，以牵制和抵消中国在历史问题和上对日本的批评。因此，美日同盟的强化，对中国发展所需要的和平环境构成了巨大挑战，美日同盟关系以往就存在，但当时美日之间对中国的政策尤其是涉及军事的政策常常互相牵制的。现如今，美日同盟关系的加强在军事方面的一体化、同步化，在对外事务中更加倾向于采用一致而强硬的手段处理问题。这一点也是中国应该审慎应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