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放飞和我的心结

“最疼我”的是母亲，可我当时没感到那个“最”字

1942年，母亲在四川成都育婴堂街生下了我，不久便依父亲来信所嘱，带着我兄姊们回到偏僻的老家避难，直到抗战胜利，我们才开始在一起住。

从1950年到1959年，我8岁到17岁。那时父亲在北京的一个国家机关工作，除了星期天和节假日，他都是早出晚归，并且我的哥哥姐姐们或本来就已在外地，或也陆续地离家独立生活，家里，平时就我和母亲两人。回忆那十年的生活，母亲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对我的哺育，都是非同寻常的。

物质上，母亲自己极不重视穿着，对我亦然，反正有得穿，不至于太糟糕，冬天不至于冻着也就行了。用的，如家具，跟领导们比，实在是太粗陋。但在吃上，那可就非同小可了，母亲做得一手极地道的四川菜，且不说她能独自做出一桌宴席，令父亲的朋友们――都是些见过大世面、吃过高级宴席的人――交口称誉，就是她平日不停歇地轮番制作的四川“常备菜”，那色、香、味也是无可挑剔，绝对引人垂涎三尺的。父亲单位远，中午不能回来吃，晚上也并不都回来吃，所以平时母亲简直就是为我一个人在厨房里外不惮烦地制作美味。

与此相对应的，是母亲几乎不给我买糖果之类的零食，偶尔看见我吃果丹皮、红果条、关东糖之类的零食，她虽不至于没收，却总是要数落我一顿。母亲坚信，一个人只要吃好三顿正经饭，便可健康长寿，并且那话里话外，似乎还传递着这样的信念：人只有吃“正经饭”才行得正，吃零嘴意味着道德开始滑落――当然很多年后，我才能将所意会到的，整理为这样的文句。

令邻居们大为惊讶的是，所订报刊最多的，是我家――如果那都是我父亲订的，当然也不稀奇，但我父亲其实只订了一份《人民日报》，其余的竟都是我订的。上小学和初中时，是《儿童时代》《少年文艺》《连环画报》《新少年报》《中学生》《知识就是力量》……上高中时，则是《文艺学习》《人民文学》《文艺报》《新观察》《译文》《大众电影》《戏剧报》……乃至于《收获》与《读书》。那样多的报刊，是要花很大一笔钱的，就有邻居大妈不解地问我母亲：“你怎么那么舍得一个幺儿子花这么多钱啊!你看你，自己穿得这么破旧，家里连套沙发椅也不置!”母亲回答得很坦然：“他喜欢啊!这个爱好，尽着他吧!”

其实邻居们还只注意到了订阅报刊上的投资，他们哪里知道，母亲在供应我买课外读物上的投资，还有我上高中后，看电影和话剧上的投资，更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从1955年到1959年，我大约没放过当时任何一部进口的译制片，还有在南池子中苏友协礼堂对外卖票放映的苏联原版片(像《雁南飞》《第四十一》就都是在那里看到的)。又由于我家离首都剧场不远，所以我那时几乎把北京人艺所演出的每个剧目都看了。

我家的钱虽都来自父亲所挣的工资(他当时是行政12级，工资额算高的)，可是钱却都由母亲支配。父亲忙于他的工作，母亲全权操办我的一切事宜。因此，如果母亲不在我的文艺爱好上，如同饭菜上那样“纵容”与“溺爱”，我当年岂能汲取到那么多(当然也颇杂芜)的文化滋养呢?

就在母亲那样的养育下，我身体很快地早熟，并且我的心态也很快膨胀起来――我爱好文学，但我并不觉得自己只是个“文学青年”，只应尝试着给报刊的“新苗”一类栏目投习作，我便俨然以成年作者自居、煞有介事地胡乱给一些很高档的报刊寄起稿件来。不消说，理所当然地有了一大堆退稿，但竟终于在1958年，我16岁上高二时，在《读书》杂志上发表出了我的第一篇文章《谈(第四十一)》。

在我来说，那当然是很重要的一桩事。在我母亲来说呢?“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难道她不欣喜若狂吗?

不，母亲或许也欢喜，但那欢喜的程度，似乎并没有超过看到我在学校里得到一个好分数一类的常事。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一直生活在母亲身边，但也仅是“到此为止”。我和母亲生活在一起时，因为还有父亲，有兄妹，他们都很疼爱我，所以，我在浑噩中，往往就并未特别注重享受母爱，“最疼我”的也许确是母亲，可是我却并无那一个“最”字横亘心中。

母亲将我“推”向社会

1959年，我被北京师范专科学校所录取，勉勉强强地去报了到。

我感到“不幸中的万幸”是，这所学校就在市内，因此我觉得还可以大体上保持和上高中差不多的生活方式――晚上回家吃饭和睡觉，虽然学校是要求住校的。

我满以为，母亲会纵容我“依然故我”地那样生活。但是她却给我准备了铺盖卷和箱子，显示出她丝毫没有犹豫过，并且也不曾设想过我会耍赖――她明白无误地要我去住校，告诉我到星期六再回家来。我服从了，心里却十分地别扭。

母亲不仅把我“推”到了学校，而且，也不再为我负担那些报刊的订费，我只能充分地利用学校的阅览室和图书馆。那虽只是个专科学校，平心而论，一般的藏书还颇丰，因此也渐渐引得我入了迷，几个月后，我也就习惯于在图书馆里消磨，逢到周末，并不回家，星期日竟泡一天图书馆的情形，也出现过几次。

1960年春天，有一个星期六我回到家中，一进门就发现情况异常，仿佛在准备搬家似的……果不其然，父亲奉命调到张家口一所军事院校去任教，母亲也随他去，父亲把那几间屋都退了。

我呢?父亲和母亲都丝毫没有犹豫地认为，我应当留在北京。我当然也并不以为自己应当随他们而去，毕竟我已经是大学生了，问题在于：北京这个家，具体地说，我们的这个宿舍，要不要给我留下?如果说几间屋都留下太多，那么，为什么不至少为我留一间?

在我家，在我的问题上，母亲是绝对的权威。倘若母亲提出应为我留房，父亲是不会反对的。母亲此举也令邻居们大惑不解，特别是，他们都目睹过母亲在饭食和订阅报刊上对我的惯纵，何以到了远比饭菜和报刊更重要的房子问题上，她却忽然陷我于“无立锥之地”，这还算得上慈母?

父母迁离北京、去张家口那天，因为不是星期日，我都没去送行，老老实实地在教室里听课。到了那周的星期六下午，我忽然意识到，我在北京除了集体宿舍里的那张上铺铺位，再没有可以称为家的地方了!我爬上去，躺到那铺位上，呆呆地望着天花板上的一块污渍，没有流泪，却有一种透彻肺腑的痛苦，难以言说，也无人可诉。

那一天，我还没满18岁。

被套引出的冲突让我刺心多年

在内心的感情上，我曾同母亲有过短暂然而尖锐的冲突。那是一直深埋在我心底的，单方面的痛怨。母亲在世时，我从未向她吐露过。

其实我也在不少文章中写到过母亲，我回忆过母亲的慈蔼，她的宽于待人，她那让我回忆起来觉得简直是过了分的诚实，以及她因体胖行动起来总是

那样地迟慢。可是在我对母亲的回忆里，不可能有相依为命、携手人生的喟叹，不是因为家贫难养，不是因为我厌倦了父母的家要“冲破牢笼”(我的情绪恰恰相反)，甚至也不是因为社会的大形势一定要我和父母“断脐”，而是因为父母一致认为，特别是母亲的“义无反顾”，要我从18岁后便扇动自己的翅膀，飞向社会，从此自己对自己负全责，从自己养活到自己筑窝，自己去娶妻生子，去开创自己的另一世界。

父母对待我们每一个子女，我们全都在20岁前，便由父母坚决地放飞。

对放飞后的我们，在遇到困难时，父母总是不仅给予感情上的支撑，也给予物质上的支援。比如1971年我有了儿子后，父母虽已因军事学院的解散，被不恰当地安置到偏远的家乡居住，却不仅不要我从北京给他们寄钱，反而每月按时从那里往北京我这里寄15块钱。那每张汇款单上都是母亲的笔迹，你能说她这都仅是为了“养孙子”，对我，却并没有浓酽的母爱吗?

毕业后，我在北京一所中学任教，当时不到24岁，却已经有了近五年的教龄。就在那个春天，我棉被的被套糟朽不堪了，那是母亲将我放飞时，亲手给我缝制的被子。于是我给在张家口的母亲，写信要一床被套。这对于我来说是自然到极点的事：我不是置不起一床新被套，但我不知道该到哪儿去买现成的被套，或者买白布来缝。那是我难以考虑的，这种事，当然是问母亲要。

母亲很快给我寄来了包裹，里面是一床她为我缝制的新被套，但同时我也就接到了母亲的信，她那信上有几句话令我觉得极为刺心：“……被套也还是问我要，好吧，这一回学雷锋，做好事，给你寄上一床……”

睡在换上母亲所寄来的新被套里，我有一种悲凉感，母亲给儿子寄被套，怎么成了“学雷锋，做好事”，仿佛是“义务劳动”呢?

在“”过去以后，因为偶然的原因，母亲在关于那床被套的信中所说过的话，又曾浮到了记忆的上层，于是默默地分析：她那是因为受当时社会“语境”的熏陶而顺笔写出?是因为毕竟乃一平凡的老太婆，禁不住为一床被套“斤斤计较”?还是她对我，说到头来并没有最彻底的母爱?

也曾有几回，在母亲面前，话到嘴边，几乎就要问出来了，却终于又吞了进去，吞进去是对的。也曾设想，是母亲当年一时的幽默，母亲诚然是一个有幽默感的人，但她同时又是一个从不拿政治词语来幽默的人。

现在我才憬悟，母亲那是很认真很严肃的话，就是告诉我，既已将我放飞，像换被套这类的事，就应自己设法解决，在这种事情上，她与我已是“两家人”，当然她乐于帮助我，但那确实是“发扬雷锋精神”，她是在提醒我，“自己的事要尽量自己独立解决”。回想起来，自那以后，结婚以前，我确实再没向母亲伸过这类的手，我的床上用品，更换完全由我自己完成，买不到现成的，我便先买布，再送到街道缝纫社去合成。

父亲于1978年突发脑溢血逝世。1988年深秋，母亲因身体极为不适，从二哥家进了医院。在我们子女和她疼爱的孙辈都到医院看过她后，她在一天晚上毅然拔下抗衰竭点滴针，含笑追随父亲而去。她在子女成年后，毅然将他们放飞，而在她丧偶后，她所想到的，是绝不要成为子女们的累赘，在她即将进入必得子女们轮流接屎接尿照顾她病体的局面时，她采取了不发宣言的自我安乐死的方式，给自己无愧的一生，画上了一个清爽的句号。

静夜里，忆念母亲，无端地联想到两句唐诗：“唯怜一灯影，万里眼中吸。”那本是唐人钱起为日本僧人送行而写的。营造的，是一叶小舟在海上越飘越远，那舟窗中的灯，却始终闪亮在诗人心中的意境。我却觉得这两句诗恰可挪来涵括对母亲的忆念。她遗留给我的明心之灯，不因我们分离的时日越来越长而暗淡熄灭；恰恰相反，在我生命的途程中，是闪亮得愈见灿烂，只是那明心之光润灵无声，在一派肃穆中伴我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