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向何处去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描述了中国农民最根本的特征就是乡土性：“靠种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土是他们的命根。”“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形成了生于斯长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1]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多种因素共同型塑出中国农民甚至中国人的这种人格结构，即乡土性，这是中国社会所特有的本色。然而这种乡土本色却在当前社会转型过程中发生“千年未有之变局”，农民对乡土的依恋情结和依赖程度都在下降，土地对于农民已经不再是之前“命根子”的意义，农村也不再是农民“生于斯长于斯”的永久场域，农民这一阶层也随之发生变化，不再是传统意义上铁板一块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种田者。这些变化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以及中国未来农业的发展出路在何方，这都是应该引起思考的问题。

朱启臻教授的《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正是对当前农村变化的描述和理解。《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向读者呈现出了三个层次的问题，第一是当前农村社会中农民种田的现状，第二是回答农民离开土地的原因，第三是回答农民在离开土地后，农村农业如何发展的问题。这三个问题实质上一脉相承的，共同构成了对当前中国农业发展出路的思考和担忧，这既是对学理问题的关注，更是对社会现实的关怀。《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不仅图文并茂地向读者展现出农村社会中一幅幅触目惊心的画面，而且通过大量地实证案例说明农民离开土地的现状和原因，用事实说话更有说理分析，直接接触到了当前农村社会最根本的问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一、农民离开土地：

坚守抑或逃离？

《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一书的前提是首先向读者呈现出了大量农民离开土地这一现实。农民希望离开土地、离开农村的观念早已有之，而且在未来也将成为必然趋势。然而，在最近十几年中，农民离开土地的过程最为迅速、数量也最大，从家庭教育到学校教育再到社会舆论，都型塑出农民渴望离开农村的形象。

当前农村社会中的农民已经发生了角色身份的转换和分化，改变了传统时期“铁板一块”的形象和面貌。根据农户主要收入来源，我们可以将当前农民划分为三种类型：常年外出务工经商者、半工半农农户、普通种田农户。常年在外打工经商者主要的收入来源于农业之外，如打工、做生意或经商等；半工半农农户主要的收入来源既有务工收入又有务农收入，务工收入又包括到城市打工的收入和在乡村挣得的非农兼业收入；普通种田者主要的收入来源就是务农。由此可见，当前农民的角色已不是铁板一块了。

农村社会中的这三个阶层都生发出各自的特点。常年外出务工经商者年龄大多在四十岁左右，而且是夫妇双方常年都在外务工或者做生意、经商等，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已经与农业相脱离。因为他们不需要从土地上获得生活生存的需求，所以就产生不了对土地的感情，种田对他们来说是“最不划算的”。半工半农的农户是当前农村最主要的群体，他们既有务工的收入又有务农的收入，而且务工和务农一般都有任务分配，大多是“男工女耕”和“子工父耕”两种类型。正是在家庭内部有务工和务农的分工，可以支撑整个家庭的生计、生活需要。普通种田者本来是农村中最普遍的类型，但却在当前打工经济下成为了最少数，而且留在家中种田的一般是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他们已经没有能力通过打工来分享市场的收入，唯一的选择就是留在农村种田。

因此，打工经济的兴起使得当前农村社会的种田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从社会结构上看，农村社会现状分化成为三个阶层，即常年外出务工经商者、半工半农、普通种田农户，而且只有半工半农农户和普通种田农户构成了当前农村主要的种田者。另外，从种田者内部分化情况看，留在农村种田的基本上是妇女和老年人，他们对土地的依赖度主要是根据其在家庭结构中的位置和家庭收入水平而定。所以，当前农村社会的农民阶层已不是传统意义上、整齐划一的农民，他们已经产生了很大分化，主要表现在对土地的依赖程度。传统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度都是比较高的，但因为市场和打工经济的介入使得农民对土地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一部分人开始脱离土地就使土地对农民的价值随之改变。

《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一书正是通过生动的故事案例向我们展现出农村社会中各种人群希望“逃离”农村的心态，如年轻人深知农业劳动的艰辛而不愿意留在农村从事农业劳动，他们更希望进入到城市中去，以体验那花花绿绿的世界，这一部分人基本不会做农业生产劳动，对土地的感情也是最浅的，所以他们离开土地的动力是最大的。农村里的中年人因为家庭生计的压力而被迫外出务工，因为仅仅指望在家务农的收入难以支撑整个家庭的消费支出，对这一部分人来说，外出打工比务农划算，他们也希望离开农村离开土地。由此，农村中最主要的劳动力（年轻人和中年人）大部分都在现实中或者理想中与农业脱离了关系。

因此，也就出现了《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一书中所讲的，进入农村后基本看不到几个劳动力，也就是说当前的农村出现了“空壳化”“空心化”的现象，这进而带来了农村中种田者的老龄化甚至无人种田和抛荒现象。“进入村庄后，很明显的感觉到村子是老年人和小孩的世界”，这种现象也就是农村主要劳动力离开农村后的必然结果。因为老年人和妇女无法进入到打工潮流中，只能留在家中种田以维持生计，如《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中所展现的，七八十岁的老人仍然在种植土地，这里面既有老年人对土地的感情更是农村无人种田后的无奈选择。如同《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一书所指出的“我们对20个村庄的调查发现，农村老龄化程度均达到30%以上，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平均年龄达到57岁，年龄最长者为84岁”[2]。而且，农村劳动力流失造成的最重要影响是农业生产效率下降和土地抛荒，进而对中国粮食安全产生重大影响。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来说，让老年人和妇女成为农业劳动的主力军是否是长远之计呢，《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形成了对中国农业未来的忧思。

二、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

无奈抑或梦想？

进入新世纪以来，打工经济迅速兴起，造成农村人财物大量外流，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人”的外流。农民只要有进城的机会就绝不会留在农村，这就与中国农民几千来的“乡土本色”产生了分离，因为有更好更多的外出务工的收入来源，土地对农民的限制作用就不断减小，土地也就与农民不相粘着了。因此，打工经济的兴起是农民离开土地的大背景。具体来说，主要包括农业收入低、农业劳动艰辛、农民向往城市生活等，这也是《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一书中所着重分析的。农民在打工经济之前只能从“一亩三分地”上获取收入来源，而在有了打工的渠道后，农民便不再重视农业，因为他们觉着“种田不划算”。种田不划算是相对于外出打工来说的，农民也都是理性的，他们都知道“外来打工一个月挣得钱就赶上种一年粮食的收入”。同时，《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也向我们描绘了农业生产的艰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这种生活状态仍然保留在很多农民身上，特别是对于那些山区农民来说更是艰辛，因为无法使用现代化的农业机械进行生产。另外，“城市有人们羡慕的繁荣、便捷的生活条件、完善的公共服务，成为农村年轻人梦想的天堂，他们或为城市生活方式所吸引，或为让后代享受良好的教育，或为自己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坚定了他们彻底离开乡村的决心”[3]。

当前，农民之所以选择离开土地主要是因为农业收益难以满足农民日常生活生产的需要，大部分农民通过一年艰辛劳动后只能获取几千元的收入，而且还是在风调雨顺和农产品价格有利的情况下。所以，要想留住农民就需要政府加大对农业和农民的补贴力度，发挥政府对农民的积极责任，这也是《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一书中所坚持的。

三、农民离开土地后：

守望抑或回归？

《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一方面是在展现农民离开土地的现实，另一方面更是说明农民离开土地后的不良结果。在看完整本书后，其实每个人的心情都应该是比较沉重的，因为整本书中都贯穿着农村“空壳化”、农民艰辛的场景，这与新农村建设的成就是不相匹配的。当然，农民离开土地可能正适合了国家城镇化、工业化的发展战略需要，也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但在当前来说，农村还承担不起劳动力不足的现状。

农民离开土地对农业本身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土地抛荒现象、粮食产量下降等。正如《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一书中所讲述的，当前农村种田的主体是“386199”部队，这一部分人群并不能实现农业生产的最大效益，如很多老年人只是种植那些水源条件好、交通便利的田块，而将那些不方便种植的田块抛荒。这在山区更加明显，因为地形影响，田地高低不平不适合机械化耕作，土地抛荒现象就更加突出。山地农业的作用虽然比不上粮食主产区，但山地农业如果正常经营就可以实现粮食需求的自给自足；如果山地农业出现大面积抛荒现象，山地农民就要进入市场购买粮食，这必然无形中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的压力，进而威胁到我国的粮食安全。如《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一书中所讲：“几乎每个村都有抛荒现象。”

当然，农民离开土地不意味着农村就面临着凋零，而必然会有新兴力量或经营模式介入到农村中去，其中一支很强大的力量就是工商资本。工商资本利用资本优势进入到土地产业中去，但他们运作的逻辑是利益最大化而非发展农业。所以，《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一书就对工商资本下乡进行了强烈批判，这种批判的基础是建立在对现实情况的理解之上的，因为大部分工商资本在承包农村土地进行规模经营后，并没有从事粮食作物的种植，而大都种植经济作物或者改成养殖业等，这必然对土地的肥力和粮食生产造成巨大影响。土地对农民以致对中国来说是满足生存的需要，而不应成为工商资本谋取私利的工具。

工商资本进入乡村社会是为了实现土地规模经营的目的，其运作逻辑是追求利益最大化，这样就很少考虑农民的切身利益，所以也就出现了当前农民对规模流转的怨言。以笔者2011年5月在湖北李家河村的调查为例，当地老百姓普遍表现出对大规模土地流转的愤慨，因为土地流转前地方政府和承包老板对农户的承诺并没有实现。在承包前，乡村两级向当地农民解释道，在将土地承包出去后，农户不仅可以得到每亩三百元的流转费，而且还可以在原先属于自家的田地上去“打工”，如栽种金银花、锄草等，一亩能收入五百元。这样下来，农民在承包土地后就可以得到八百元的收入。但在实际过程中，承包老板并没有雇佣全部农户到田地里劳作，这也是不可能实现的。现在的老板在承包的八百亩田地上只耕种了二百亩金银花，因此就不需要太多的劳动力。目前，承包老板只雇佣了七个人负责金银花的种植、锄草、打药以及摘花等工作，七个人都是全职工作，每天工作八个小时，月收入有一千九百元。而其他的农户就没有机会到这里做工挣钱，于是出不去的人只能“快活”，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很多妇女因为无田可种，只能围在一起斗地主、打麻将。

工商资本虽然以大规模流转的形式参与到农业生产环节中去，但大都是以较低成本从农民手中承包土地，长远来看会造成农民无田可种，成为无地农民。朱启臻在书中也指出：“追求大面积、大机械、高标准、成方连片、整齐划一的农业，在农业生产领域大搞招商引资并不可行。事实证明，工商资本在农业领域发挥作用的空间是有限的，一般局限在加工和流通过程，工商资本承包土地代替农户经营面临诸多风险，并不存在所谓“规模效应”或“提高抗风险的能力”[4]。相反，现代农业发展必须依靠政府的各种扶持，防止工商资本对农业发展的控制，这样才能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另外，农业是一种公共产品，具有公益性和多功能性[5]，不能仅仅从经济指标来看待农业的价值，其实农业最重要的价值就在于其可以发挥稳定器和蓄水池的作用，特别是在外出务工者遭遇市场风险时便可以顺利地退回到农村这一“净土”。对于那些建筑工、装修工和装饰工等工种，他们的工作性质一般都是阶段性的，当完成一个工程后就只能等待另一个工程的到来，这个等待时间就只能回到农村，以减少在城市生活的高额成本。

针对以上问题，《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一书仍在探索农民离开土地后新的发展模式，其中之一便是培育现代职业农民，这一部分人不仅可以成为农业劳动的主体，更可以成为农村社会发展的主体。职业农民不仅是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农民，而且是以农业为职业、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农民。职业农民的来源可以是家庭农场的继承人、可以是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可以是大中专毕业的学生，一切有志于农业生产经营的人都可以成为职业农民[6]。因为职业农民形成后，其根基便重新回落到乡村社会，进而便可以专心从事现代农业生产和农村建设。在农民渴望离开土地的潮流下，培育职业农民有望成为维护农业安全和农村稳定的基础。

注释：

[1]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第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朱启臻：《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第331页，[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

[3]朱启臻：《职业农民或将成为现代农业的主体》，载《农民日报》2011年8月2日。

[4]朱启臻：《理清发展现代农业的认识误区》，载《农民日报》2011年10月20日。

[5]朱启臻：《农业社会学》第29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6]朱启臻：《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第359页，[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