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权差异及企业社会责任行为

【摘要】 文章在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背景下，基于经济学、社会学与政治学的角度，对不同所有权性质与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责动因、履行情况及其实现形式的关系，进行了梳理与归纳。最后对现有研究进行了评述，提出了局限、相关建议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 社会责任； 所有权； 动因； 履行情况； 实现形式

一、引言

企业社会责任一直是西方资本市场实证的研究热点，目前国外关于社会责任研究的文献大多数是基于英美等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背景，虽然越来越多的文献研究了社会责任的性质和后果，但针对新兴资本市场的社会责任的动因与具体实现形式的实证研究却很少。

国内虽已有不少文献关注于企业社会责任的信息披露、企业社会责任会计和社会责任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但大多数却忽略了影响我国社会责任发展的最重要的制度背景，即中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双重所有权制度。

基于此，本文试图从中国最基本的体制背景出发，探讨不同所有权性质及结构对企业实现社会责任的不同驱动机制、履行情况及其实现形式的影响，回顾国内、外相关的研究成果，在评述的基础上提出建议和研究发展方向。

二、所有权差异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责动因

关于社会责任履责动因的研究文献非常多，国内外学者观点各异。沈洪涛和宋献中等（2010）指出，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具有超越经济意义的目的，对其研究不能囿于经济范畴，但至今未有研究涉猎社会责任信息的社会和政治作用。目前，还未检索到国内外有系统研究所有权性质及结构与社会责任关系的文献。

企业的天然属性是追求利润，从经济学角度上审视企业的社会责任，即满足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和处理公司治理与问题的需要；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社会责任的动因，是基于合法性与利益相关者理论，实质上是企业对利益相关者压力的反应；而目前我国正处在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时期，经济体制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非市场环境，在这种背景下，结合政治学的相关理论，政治关联与干涉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也存在重要的影响作用。

故本文尝试从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三个视角，归纳所有权差异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动因的影响。

（一）基于经济学的视角：公司治理与理论

Graves和Waddock（1994）研究了所有权结构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基于他们的假设，Johnson和Greening（1999）进一步发现公司治理和机构的所有权性质与企业的社会责任绩效是相关的。Friedman（1970）最先在1970年把理论运用到社会责任领域，他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实质是一种仰仗他人赋予的资源和权利的个体行为。在成本论者传统的观点里面，社会责任不仅是管理者的个人行为，它还会加大支出和提升成本，对股东价值只有负面的影响，Atkinson和Galaskiewicz（1988）、Galaskiewicz和Burt（1991）便坚持这种观点：管理层热衷于通过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从而增加其个人声誉、提升其社会地位，营造一个对个人有利的发展前景。Hemingway和Maclagan（2004）则从管理层更加具体的社会责任行为出发，论证了企业的慈善捐赠带有很强的管理者个人色彩，其实质上是者以企业所有者利益为代价，通过捐赠实现个人利益。针对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很多文献都证实了问题涉及转移企业财富，它对企业的经营行为有负面影响，尤其是在财务表现方面，正如Johnson等（2000）指出，与西方公司相比，中国企业在控股和非控股股东之间，由对股票所有权和对董事会的明显不同控制引起的问题更加严峻。Liangrong Zu和Lina Song（2009）对100家工业企业的CEO进行了采访，实证得出中国的管理人员因具备获得经济利润的本能，普遍都对社会责任表示欢迎，并有意愿参与相应的社会实践活动。根据第二类问题理论，Wenjing Li和Ran Zhang（2010）则基于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的社会责任指数数据，实证研究了692家制造业上市公司，他们认为比较西方相类似的企业，非国有企业的大股东会通过侵占小股东的权益来实现自己的利益，从而损害小股民的利益，也降低了社会责任水平。

1993年我国开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形成了企业的大规模生产，因此可能会造成所有者与管理者的利益冲突，产生问题。国内基于此角度研究多是从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对比分析进行，包括：曹斌和辛吉吉（2008）在分析在华跨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时发现，国有企业受到问题的影响，其履行社会责任所产生的社会绩效与相应的经济绩效表现出反向关系，而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则会带来企业经济绩效的提升。苏蕊芯和仲伟周（2011）的研究也得出相同结论，他们发现企业的性质、目标决定了我国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面临更多的问题，国有企业管理者的行为可能存在累计个人财富、获取升迁机会等多重动机。梁建、陈爽英和盖庆恩（2010）从慈善捐赠的角度，认为相对于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控制，所有者控制的民营企业管理者履行社会责任不仅能获得个人良好的社会声誉，还有利于企业发展，故该所有权性质能够正向促进企业捐赠。苏蕊芯和仲伟周（2010）通过“富士康连跳”现象获得启发，对2008年深交所民营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履行动机进行研究，发现相对国有企业而言，民营企业的性质和目标决定了其更有追逐价值增值的经济动机。作为中国特色的一种体现，国内学者也对公司治理结构进行了本土化的研究探讨，梁建、陈爽英和盖庆恩（2010）把党组织作为公司治理结构的一部分进行考察，发现在企业内部建立党组织有利于改变民营企业狭隘的“经济人”理性，对促进慈善捐赠有积极作用。

（二）基于社会学的视角：合法性与利益相关者①

企业合法性，Suchman（1995）给出了一个较为权威的定义，他认为其是指在一个由社会构建的规范、价值、信念和定义的体系中，企业的行为被认为是可取的、恰当的、合适的一般感知和假定。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企业是一组基于社会共同体的契约关系，需要向诸如股东、顾客、社区、员工等利益相关者承担责任。Deegan（2002）认为合规性理论与相关利益者理论颇为接近，两者经常作为一种相互补充关系。

从合法性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分析社会责任的动因，一直是西方学者研究的主流，其文献非常丰富，但至今可检索到的文献当中，很少结合了发展中国家特有的体制背景，仅有几篇涉及所有权结构的影响：Cormier和Gordon（2001）首先结合了所有权结构与合法性理论，把所有权结构作为反映合法管理的变量，来解释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See（2009）研究指出，政府的高比例持股创造了足够的动机，使得企业为了满足政策的合法性需求，必须去实现一些财务以外的目标，比如发展基础设施、解决失业等，从而执行贯彻企业社会责任。Russo和Fouts（1997）从顾客和公共利益相关者的角度研究了企业的环境责任，发现企业积极执行环保政策、控制污染，是因为履行社会责任，能够为企业创造顾客的环境声誉资产和企业的政治影响资产（即企业影响公共政策制定的能力）两项隐性资产。

国内这方面的文献较为杂乱，大多没有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在合法性方面，针对我国不同所有权性质的企业，田志龙和贺远琼（2005）选取了海尔集团、宝洁（中国）有限公司、四川新希望集团进行案例研究，首次提出在中国不同性质的企业（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其社会责任行为的驱动因素是不同的，获取经营合法性对于外资企业与民营企业尤其重要。王伟（2008）发现外资企业承担基本社会责任的驱动因素主要来源于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民营企业承担高级社会责任则来源于获取企业经营合法性。郭洪涛（2011）也指出，民营企业由其生产资料私有的所有权性质决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并不积极。国内关于所有权差异对社会责任履责动因的影响，更多关注的是国有企业，比如沈洪涛、杨熠等（2010）从合规性管理的角度分析，国有股东更关注公司中长期的经营发展状况，会在利润目标之外更多考虑社会的利益。苏蕊芯和仲伟周（2011）从企业性质的理论出发，国有企业在重大灾难中捐赠数额较多的一个原因是国有企业管理者通常是出于政治责任的考虑，即向其直接政府领导部门，传达一种忠于组织和敢于担当的信息，国有企业是基于合规性动机去履行社会责任的。

在利益相关者方面，曾杨（2008）发现跨国企业或外资企业一直是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推进者，而中小民营企业很少有明显的企业社会责任行动。杨熠和沈洪涛（2008）进一步实证了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在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方面的表现优于非国有企业和中小规模企业，认为其原因在于无论政府或者社会公众都对大企业的社会责任有更高的期望。国有企业面对的众多利益相关者当中，社会和公众一直都充当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黄速建和余菁（2006）、沈志鱼和刘兴国等（2008）通过对国有企业的改革研究指出，国有企业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国有企业更需要关注其非经济目标，即通过履行社会责任来实现。

从社会学的角度去分析所有权差异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国外文献限于制度假设与经济发展状况的不同，很少涉及发展中国家特有的体制背景。相比之下，国内文献虽然较多，但缺乏经典的理论做基础，更没有就某一个方面做深入的探讨研究。

（三）基于政治学的视角：政治关联与政治干涉

改革开放以来，非国有企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增加，2006年国有企业改革，也进一步加强了国有企业市场化运营的步伐，但目前仍然只有少部分上市公司是属于非国有最终控制，我国经济体制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非市场环境，在这种背景下，政治关联与干涉对企业社会责任也存在重要的影响作用。

Bai等（2006）从宏观层面分析，政府和大股东为了使社会安定，有足够的动机去转移企业的财富，而这种目标一般是通过履行社会责任实现的。Wenjing Li和Ran Zhang（2010）在对2008年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中指出，由于国有企业对政治动向有敏锐的感知，导致公司活动是一种根据政府期望的管理效果，并进一步假设在国有企业里面，所有权分散程度与社会责任是呈负相关关系的。

国内关于政治关联与干涉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的文献，则较为丰富，主要是从产权形成基础及慈善捐赠两个方面来阐述：在产权形成方面，黄速建和余菁（2006）分析到由于非国有企业与国有企业的形成基础存在较大区别，国有企业仍将是政府参与和干预经济的重要手段，需要其履行社会责任。通过分析深交所石化塑胶行业上市公司2005至2006年报中社会责任数据，王双杏（2008）指出国有企业对公司社会责任有天然的偏好，其股权国有性质意味着在特定条件下承担更多的政策性任务，并进一步实证证明了国有产权性质对社会责任披露有显著的正影响作用。崔秀梅和刘静（2009）通过分析中国沪市上市企业的经验数据得出，在履行社会责任时政府有能力向国有企业施压，其受政府干预的程度比非国有企业大，并认为公司最终控制人的产权性质，可能影响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行为的作用程度和方式。钟宏武（2007）通过分析企业的捐赠作用，指出由于民营企业的产权难以得到充分保护，其政治寻租比国有企业和三资企业的动机更强、寻租收益也更大。张会芹（2007）也同样认为在政府干预程度较高地区，契约执行力度弱，作为替代机制，民营企业主更愿意通过公益捐赠方式谋求和政府的关系，以寻求政府的保护，蕴含有寻求政治关系的政治动因。李越冬和张会芹（2010）则以5·12地震后捐款公告的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资本市场对其认可程度，发现了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市场反应具有差异，并进一步分析这种影响可能是来源于政府干预所导致的不同捐款动机。为了克服以往文献只注重政治关系的资源效应，而忽视政治关系的维护成本，李四海（2010）以2006至2008年间在沪深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为研究样本，发现政治关系对企业捐赠具有显著的影响，有政治关系的企业比无政治关系的企业参与捐赠的可能性更大、捐赠水平更高，而且在市场化进程比较慢、政府干预严重、法制水平较低的地区，政治关系对企业捐赠水平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

在履行社会责任的政治动因研究方面，国内学者由于熟悉我国体制背景和数据获取的便利性，不仅结合了我国资本市场的历史形成过程，还进一步发现政治关系是对企业产权保护缺失的一种替代机制与理性回应，但其相应的理论基础较为薄弱，至今未有文献把经典的政治学理论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构建成一个系统的框架，这将是未来研究所有权差异对社会责任行为影响的一个重要思路。

三、所有权差异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及其实现形式

根据Claessens等（2000）、Faccio和Lang（2002）及Wenjing Li和Ran Zhang（2010）来自香港、日本、新加坡、英德美和中国大陆七个不同地域的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的上市公司中，国有控股比例占了63.15％，次高为新加坡的23.50％，最低为美国的0.08％，由此可以看到，我国较高程度地保留了中国上市公司的政府所有制，政治关联及干涉可能成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国外很少有文献涉及所有权差异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结果的研究，而我国学者较多关注社会责任履行的不同程度、不同所有权性质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形式，大体上可以分为两条研究路径：一是国企、民营和外企所有权性质差异的影响；二是不同所有权性质企业中股权结构的影响。

（一）所有权性质差异的影响

国内文献中关于所有权性质差异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责情况影响的研究较多，主要是社会责任的总体履责情况、具体内容履责情况和慈善捐赠行为的差异。

在不同所有权性质差异影响社会责任总体履责情况方面：欧阳润平和宁亚春（2010）以118家国内企业为样本，研究得出所有权性质与企业社会表现呈负相关关系。陈立泰和刘倩（2011）通过对重庆市上市公司2009年的社会责任履责情况分析得出，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指数明显高于非国有企业。沈洪涛、杨熠和吴奕彬（2010）重点分析了国家股和国有法人股公司之间的差异，发现国有控股股东（尤其是国家股股东）能够积极提高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水平。贺小刚和陆一婷（2008）发现不同所有权性质的企业，在社区发展、内部治理和总体社会责任表现方面都存在差异，总体表现最好的是国有企业，而外商投资企业则在产品质量方面有更好表现。苏蕊芯、仲伟周（2011）则专注于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责情况，他们指出我国民营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实践方面还比较落后，尤其是中小型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表现出随意性、随机性、功利性和盲目性。

在社会责任具体内容履责情况方面，、陈劲和许庆瑞（2000）指出，国有、民营与合资、独资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存在差异，具体来说，民营企业的环境责任和诚信责任重视程度都在其他性质企业之下。陈旭东和余逊达（2007）针对浙江省企业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民营企业对利益相关者和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了解程度高于国有集体企业，也高于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但徐尚昆（2010）对我国12个省1 268家企业高层管理者的实地调研却得出不同的结论：国有企业对社会责任的认知程度高于其他类型企业，国有企业、大型公司和上市公司在公益慈善、顾客价值和权益维护、经济责任、环境保护方面均有较好表现。杨熠和沈洪涛（2008）对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的调查也同样显示，国有企业、大型上市公司对社会责任的认同感更强。导致如此相反结论的原因可能在于陈立泰和刘倩（2011）所提到的区域经济发展影响了不同所有权差异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作用。大多数学者还对我国企业履行的社会责任进行了具体的分类，许洁莹（2009）挑选了大中型的国有和民营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发现二者在社会责任的经济层面都有待提高，国有企业在环境层面要加强，而在社会层面上，两类企业都积极参与捐赠等公益活动。崔秀梅和刘静（2009）把社会责任分为强制性和非强制性，并指出对于强制性的社会责任，国有企业则比非国有企业履行得更好。一部分学者专注于民营企业的劳动者权益保护方面的社会责任，根据喻权域（2005）调查统计显示，民营企业雇工的平均工资相当于国有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比例已经从83%降到2003年的55.1%，他进一步指出，差距拉大原因可能在于民营企业雇主剥削员工劳动力的程度加深。第六次全国民营企业抽样调查也得出相同结论：中国民营企业内部劳资关系问题较多而且复杂，其中主要体现在雇工工资有不升反降趋势、劳保费用的支付呈差异型变化、社会保险不理想、劳动合同签订情况不理想等。苏蕊芯和仲伟周（2010）指出我国民营企业中25%的公司已经把劳动者的健康和安全纳入社会责任范畴，需要对劳动者的权益加以保护。另一部分学者则从影响企业的捐赠行为角度出发：阳秋林（2002）发现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在人力资源责任、职工保障措施、所得税贡献和社会贡献方面都比民营企业表现更好。赵琼、张应祥（2007）发现相对于中国企业来说，西方在华公司更多地把慈善捐赠与企业的战略整合在一起，使捐赠与企业价值、形象和市场开发融为一体。张会芹（2007）分析发现，所有权性质显著影响企业的捐赠行为，她认为产权性质的这种影响来源于产权保护和契约执行力度的地区差异。

基于中国特殊的体制背景，不少学者试图探索不同所有权性质企业的社会责任实现：乔洪武（1991）最早提出，应该从不同层面上明确不同所有权性质企业的社会责任目标，避免平均主义。辛杰（2009）发现不同所有权性质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履行模式存在较大的差异：三资企业主要以人为本的精神和文化导向，国有企业更讲求务实的效果，大多属于关系导向和权力导向，而民营企业则更具有进取精神，大多属于创新驱动型或大视野型。郭洪涛（2011）把社会责任的实现形式分为初层、法律和高层三类，认为国有企业应起领导作用，民营企业主要履行法律目标，而外资企业则应该在秉承母国文化的同时，重视法律责任，履行初层责任。Wenjing Li和Ran Zhang（2010）更直截了当地指出，投资者甚至可以通过评估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来区分国有和非国有企业。可见不同所有权性质企业的社会责任实现形式确实不能同一而论，需区别对待。

（二）所有权结构（股权结构）差异的影响

一股独大是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特点，Tian和Estrin（2008）指出，相较于其他国家相类似的行业及企业，中国上市公司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股权结构更为集中，以至于控股股东很容易获得对上市公司的控制。

Keim（1978）指出公司股权分配的分散程度与股东对其要求的明确性呈正相关关系，验证了在发达国家，所有权越分散，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水平越高。Ullmann（1985）的研究得出相同结论，他发现当企业所有权结构趋于分散时，社会责任共同基金、教会和投资者等所有者对社会责任行为的要求越明确，企业承受了更大的信息披露压力。Joyce等（2005）通过比较分析32家挪威和丹麦、26家美国的电力公司的年度报告中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包括产品安全、环境保护、社区参与、消费者保护、人力资源等），发现由于各个国家文化因素以及企业所有权结构的差异，导致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侧重的具体内容不同。Karmi等（2006）研究了外资企业，发现其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呈负相关关系。Brammer和Pavelin（2006）进一步指出，股权越分散的企业，其自愿进行环境信息披露的积极性越高。部分学者还研究了不同股东的股权集中程度的影响：Nazli（2007）通过对马来西亚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所有权结构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在于：内部董事持股比例越小、政府持股比例越高，企业越倾向披露更多的社会责任信息。Brammer和Pavelin（2008）则研究了公司治理因素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也发现股权集中度、董事会结构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Wenjing Li和Ran Zhang（2010）首次直接验证了所有权的分散程度与新兴市场的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其证明了在非国有公司，企业分散的所有权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是积极关联的，但是在国有企业这种关系却是负相关的。

通过以上的文献回顾可以发现，国外文献研究了股权集中度对社会责任（特别是信息披露方面）的影响，但并没有涉及股权结构对社会责任动机和履行结构的影响，更没有比较研究我国国有、民营和外资企业的股权集中度对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国内尚未检索到系统研究不同所有权企业的股权集中度对我国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的文献，这可能是一个未来值得深入研究的方向。

四、评述

目前，国内外还没有对中国特有的所有权体制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进行系统研究，正如Belal（2001）所指出的那样，西欧、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关于社会责任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了，但针对前殖民地、小国家和新兴的国家，其实践和研究却甚少，他强调急需在发展中国家特有的体制背景下研究社会责任。本文首次归纳与整理相关的文献，综述了国内外关于所有权差异对企业社会责任动因、履行情况及实现形式的经验和研究成果。

从主流的研究趋势来看，学者们已经察觉到发展中国家特有的体制背景对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不管是国外学者的局部性探讨，还是国内学者的本土化研究，都试图为我国双重所有制背景下的社会责任发展提供一些好的思路。呈现出以下特点：

1.国外学者因体制背景的不同等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

国外学者因体制背景的不同及数据的难获取性，在所有权差异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影响的研究方面较为欠缺，相应的基础理论之间互相包含，没有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来解释所有权的差异；而关于动因研究方面多是运用理论与政治干涉来解释，尚无文献从传统的经济学出发去探究更深层次的原因。

2.国内学者关于所有权差异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

一是仅仅单独研究国有企业或者民营企业，甚少研究外资企业，更缺乏对三种所有权性质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差异的对比研究；二是大多研究慈善捐赠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方面，直接从现实表象判断不同企业的社会责任实践方式；三是国内研究多是采用规范的研究方法，很少实证文献。

关于所有权差异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影响的国外文献，一般是基于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背景，很少立足于发展中国家，基于中国独特的所有制背景的社会责任研究更少，均没有直接检验我国的国有、外资和民营企业的所有权性质及其相应的股权集中度对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

综上，目前的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包括：

1.缺乏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

大多数的研究思路都较为零乱和松散：一是无法与传统的社会责任基础理论有机结合；二是在不同的研究成果之间联系不紧密，文献之间缺乏系统、逻辑的继承与发展；三是国内学者的理论假设多是主观臆断，很少基于清晰的理论脉络。

2.国内的大多数是规范研究，较少实证

多数的实证研究都是基于小样本或者学者主观筛选的数据，不仅不具备普遍性，而且也没有意识到控制样本的“自选择偏差”（毛洪涛等，2009），忽视了变量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使得研究结论缺乏稳健性和可靠性。

3.文献数据样本存在主观单一性

大多数研究都是以发达国家大中型企业或跨国公司为研究对象，很少注意到发展中国家企业（特别是其中的中小企业）的社会责任状况，至今未检索到有系统针对我国国企、民营和外资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的比较研究。

4.对动机探讨不够系统深入

国外学者基于文化差异及数据的难获取性，对我国特殊国情和制度背景分析不足，至今未形成“所有权社会责任”完整的理论体系，而国内学者的研究虽然基于实际的客观现象，但往往只是浮于表面，没有对社会责任差异背后的管理层等动机进行深度研究，特别是我国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动机是具有一定战略意识的，深入探讨其驱动因素，将有利于企业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融合一致。

5.在具体的研究内容上较为局限

国内外的相应研究基本上都集中在慈善捐赠、信息披露方面，尤其是国内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动机、实际履责情况和实现形式的研究成果繁杂凌乱，没有体系，缺乏对所有权结构与企业社会责任具体内容之间的关系研究。

目前，国内对于社会责任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很大程度还只是停在借鉴国外的阶段，尤其不能忽视所有权性质差异是我国企业的一个鲜明的特征。展望未来相应的研究，在理论体系的构建上，可以广泛吸收不同领域、理论基础的研究成果，可以尝试结合社会学、政治学和行为心理学的理论成果，使基于我国特殊体制背景下的研究呈现出丰富多元化，构建出中国特色经济的独创性模型；在样本与变量的选择上，应该结合不同的区域经济发展、党组织、内部利益相关者的政府背景等政治因素，对我国的国企、民营和外资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差异进行深入细致分析；在社会责任具体内容方面，社会责任驱动机制的研究尚不深入，不同所有权性质企业社会责任履责情况及实现形式的探讨更是处在一个初级阶段，都可能是未来值得研究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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