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儒九丐的西南联大

老师们‘半工半教’，学生们也是半工半读，自食其力。他们往往同时到昆明市其他高校以及中学兼课，或代做办公室文秘，或担任公共汽车售票员，从事各种体力劳动，以菲薄的收入补贴最低水平的生活费。

抗战期间，我国90%的高级知识分子和50%的中级知识分子，从沦陷区迁移到大后方。向西部转移的最著名学府，是位于昆明的，由北大、清华、南开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昆明的物价在大后方居于首位，西南联大师生沦落至生活的最底层，在饥饿线上苦苦挣扎。

学贯中西的一代宗师陈寅恪先生，其间因营养不良，导致目疾难愈，饮恨终生。汤用彤等教授一度只能喝粥度日。一般教师的生活可想而知。

为补贴家用，教授们只能想办法。开始是典当、出卖衣物等。吴大猷先生因夫人患肺结核病，买药花钱很多。他是西南联大教授中最早摆地摊的。抗战初年托人从香港、上海带来的衣物用品，都陆续卖了出去。

黄子卿先生，1941年得了疟疾。不得已，卖裘卖书以购药，拖了一年才好。黄先生为此曾写诗云：“饭甑凝尘腹半虚，维摩病榻拥愁居。草堂诗好难驱疟，既典征裘又典书。”至今读来令人怆然。

东西卖光了，便开始想方设法挣钱。

化学系的高崇熙教授善种花，就种植了一大片唐菖蒲（剑兰）来卖。

航空系主任王德荣和化工系主任谢明山教授，合作研制“西曼”牌墨水来卖。据说可与派克墨水媲美，畅销昆明。

校长梅贻琦家里的日子也不好过。梅夫人一开始便想去做工，后来被人家认出来。堂堂校长夫人，如何敢雇？只好在联大校门旁摆地摊，变卖儿女们孩童时的衣服，换钱以补家用。又做一种点心取名“定胜糕”，到昆明冠生园寄卖。

冯友兰教授的夫人则做麻花出售。也有的教授开小商店、茶馆、餐厅等等。

无力经营的只好出去谋兼职。许多教授便在昆明的其他大学、专门学校和中小学兼课，或者去教家馆等。有的教授为云南土司当幕僚，撰写寿文、墓志铭，换取酬金。师范学院副教授萧涤非，曾先后到中法大学、昆华中学、天祥中学兼课。第三个孩子刚生下来就“啼饥号寒”，不得不忍痛送给别人抚养。

真是“十儒九丐”。教师兼差既多，不免影响教学。个别不负责任者，上课迟到或由助教代课，但大多数教授仍坚守岗位。

老师们“半工半教”，学生们也是半工半读，自食其力。他们往往同时到昆明市其他高校以及中学兼课，或代做办公室文秘，或担任公共汽车售票员，从事各种体力劳动，以菲薄的收入补贴最低水平的生活费。

1942年以后，西南联大师生的经济水平跌落到了谷底。到1943年末，教授们每月“薪津”大约3700元，实际购买力只合战前标准银圆9圆；1944年末，“薪津”大约18000元，只合战前12圆5角；1945年末，“薪津”大约113000元，实际购买力略有回升，但只合战前18圆6角。直到西南联大解散前夕的最后一学期，教授们的月薪为法币141000多元，也只合战前的银圆27圆5角。

现存的一份1943年教授们的“诗文书镌联合润例”，清楚地记载了当时联大教授卖文稿、书法以补家用的实情。这份联合润例由杨振声、冯友兰、闻一多、沈从文等12位教授联合署名，其中记载：“联值：喜寿颂祝六百元，哀挽四百元，题咏一千元（联以十二言以内为限，长联另议）。书值：楹联四尺六百元，五尺八百元（加长另议），条幅四尺四百元，五尺五百元（加长另议）……”而在1943年下半年，100元仅可购买大约五斤大米。再过一年每斤米价42元，翻了一倍。

就在如此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西南联大的学者教授们依旧创造了累累硕果。仅1942～1944年，就有冯友兰、华罗庚、金岳霖等23人次获得教育部嘉奖。

1944年3月，行政院长孔祥熙来到昆明，给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的同学们讲话。讲到“今天我们大家的生活都很艰苦”时，同学们立即齐声高呼：“你不艰苦！”接着会场发出一片嘘声，弄得腰缠万贯的“肥头大脑”狼狈不堪。孔祥熙表示对大学生们的困难生活十分同情，将请求中央政府给予关怀。4月，重庆政府果然拨款40万元法币，作为给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的救济金。大学生们经过热烈讨论，决议把这笔钱全部捐给难民同胞。

选自《文化人的经济生活》文汇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