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胎儿的主体地位及其人格利益的法律保护

摘 要：所谓胎儿，是指妊娠八周以后的胎体。有关胎儿权益的保护，我国的法律中可见一些零星的规定。这些较为零散的规定直接或间接地保护着胎儿的合法权益。近年来，胎儿的人格利益及其法律保护问题已经越来越引起各方面的重视，现有的传统的民法制度与胎儿利益保护之间存在某种体系上的不兼容。为此，应在观念上确立胎儿具有了生命、健康、身体等基本人格要素；在立法时对胎儿的人格利益做出相应规定；加强对胎儿人格利益的司法保护和权利救济。

关键词：准人格；人格利益；人身权延伸保护；损害赔偿请求权

中图分类号：D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29-0080-02

一、胎儿的法律主体地位解析

一直以来，由于传统《民法》是将出生后的人作为自然人的原型，而胎儿作为尚未出世的特殊主体，其权利能力和人格利益长期缺乏充分的关注和认可。依据在于，从权利能力来讲，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胎儿只是母体的组成部分，既没有出生的事实也没有独立存在的法律人格。基于此，学界主流观点认为胎儿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对其相关的人格利益的保护也就无从谈起。然而，这样的观念正在发生变化。一方面，从医学角度讲，胎儿并不是母体的组成部分，他有其独立存在的个体表征。胎儿不像母体的其他器官那样会为母体的存活贡献力量，胎儿因受到伤害致死需脱离母体，母体也仅需要简单的手术就能恢复。而胎儿因在母体内受到伤害致残，对母体影响不大，对出生后的胎儿的生存及生活质量影响却是巨大的。因此，仅当胎儿脱离母体并且是活体时才赋予其相应的权利、承认其具有人格利益是有欠公允的；另一方面，从社会发展及法律完善的角度而言，交通事故、医疗事故、环境污染等对胎儿造成损害的案例近年来屡见不鲜。正视胎儿的法律地位，确认其合法的人格利益并加以保护，也是形势发展提出的必然要求。

对于胎儿是否具有人格权，各国持不同的立法态度。笔者认为，应当赋予胎儿人格权。但也应正视胎儿毕竟还只是潜在的人，他与自然人的人格权内涵与外延都应有所甄别。我国有学者提出，法律应赋予胎儿特殊的人格，即介于人格与非人格之间的“准人格”。这种提法有一定的合理性，既从事实角度界定了胎儿与人的相同点与不同点，又从价值角度实现了对潜在的人的保护。至于胎儿的权利能力，如上所述，由于胎儿具有生命、健康、身体等人格要素，对胎儿的权利能力不应全盘否定，而是应肯定胎儿存在与其伦理状态相适应的部分权利能力；同时应看到，胎儿还只是属于先期的人，不具有外在可识别的人格特征，不宜赋予其广泛的权利能力，如姓名、名誉、肖像等权利尚需等胎儿变为完满状态的自然人才能得以实现，所以这部分不应纳入胎儿人格权的范畴。胎儿的部分权利能力仅限于维持胎儿必要人格价值的范围内。对胎儿人格利益的界定和保护，也正是在承认胎儿的准人格法律地位和具备部分权利能力的基础上展开的。

二、胎儿人格利益保护的现状分析

胎儿的人格利益主要是指胎儿的生命、健康及其身体利益。对于胎儿人格利益的保护，无论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国家都不同程度地予以了肯定。大致可将各国的立法模式分为三种，即总括保护主义、个别保护主义和绝对主义。总括保护主义是指只要胎儿出生时尚生存，即享有与已出生的婴儿相同的人格利益。如《瑞士民法典》规定：“胎儿，只要其出生时尚生存，出生前即具有权利能力的条件。”个别保护主义，指胎儿原则上不享有民事权利能力，只有在特殊情形下才享有民事权利能力，其人格利益才受保护。如《日本民法典》规定：“胎儿，就损害赔偿请求权，视为已出生。”绝对主义，即绝对贯彻胎儿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的原则，只对胎儿某些将来的特殊利益设置特别的保护。如我国《民法通则》第9条的规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显然在这三种模式当中，总括保护主义对胎儿人格利益的维护最为有利。

反观我国涉及胎儿的立法，相关立法规定共有四处：《继承法》第28条规定：“遗产分割时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婚姻法》第34条规定：“女方怀孕期间，男方不得提出离婚。”《劳动法》第29条：“单位不得与怀孕职工解除劳动合同”；第61条对怀孕女职工的工作强度进行了限制性规定。《刑法》第49条规定：“审判时已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这些规定或直接或间接地维护着胎儿的权益。但可以看到的是，民法上对胎儿利益的保护少之又少，仅“特留份”制度也只是给胎儿预留份额，并未肯定胎儿享有继承权；2009年通过的《侵权责任法》对侵害胎儿利益的侵权行为也没有做出任何规定。这些不能不说是我国民事立法的缺憾。

三、胎儿人格利益保护的立法构想

如前所述，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意外事故层出不穷，胎儿在母体遭受侵害的可能性增大。而医学的发展使确定婴儿在出生前所遭受的侵害和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成为可能；同时，对生命本身价值观念的转变等多种因素，使胎儿人格利益保护的立法有了可能。从理论上，人身权延伸保护说为胎儿的人格权立法提供了依据。人身权延伸保护说突破了传统的民事权利能力的观点，认为对人格利益的保护可以向前向后延伸，向前延伸即保护胎儿的人格利益，向后延伸即保护死者的人格利益。在这样的理论建议下，我国司法实践中已成功处理过关于死者人格利益保护的案件，对于胎儿人格利益的保护却还未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接轨，但人身权延伸保护说无疑为胎儿人格利益的侵权救济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实践中，对胎儿人格利益保护可采取总括保护主义模式，赋予胎儿准人格，有条件地承认胎儿的民事主体资格。即在怀胎期间，胎儿被视为跟已出生的人一样具备部分民事权利能力和人格利益，只是这种资格是附解除条件的，当胎儿出生为活体，则胎儿的准人格转正，取得正式的民事主体资格；若胎儿出生为死胎，则溯及丧失其利益和能力。

在这样一些原则的指引下，落实到将来具体的立法中可分为如下几个层次：首先，在民法总则的民事权利能力部分，应增加关于胎儿人格利益的相关规定，如胎儿具有民事权利能力的起止时间、何种情况下胎儿丧失其准人格等。其次，在人格权法中对胎儿的人格利益保护做出专章规定。认可胎儿享有生命、健康、身体等人格利益，并出台详尽的救济措施。最后，还可以通过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实现对胎儿人格利益的保护。司法解释相比法律的修订和正式出台有一定的灵活性和时间上的优势。在民法典和人格权法制定出台前，通过司法解释将胎儿的权益保护纳入司法保护的范畴，不失为一种务实而理性的选择。

值得一提的是，当前对胎儿利益的保护实际上主要集中在继承份额的保留和隐藏式物质性损害（出生后发现）的赔偿问题上。胎儿的“特留份”问题已有相关法律解决，需要重点探讨的是胎儿的生命权和身体健康权：胎儿的生命权涉及堕胎的合法性问题。这也是长期以来伦理学和法学都在争论的焦点。一般情况下是反对任意剥夺胎儿生命的，但胎儿的生命权保护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因为胎儿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人，他仅仅是先期的人，可能会发展成人的特殊生命体。相对于已经确实存在的人的合法利益而言，胎儿的生命权不受绝对保护。胎儿原则上应当出生，但若胎儿的身体存在缺陷、或母亲是性犯罪的受害者或胎儿的存在危及母亲的身体健康甚至生存时，则可不予出生。胎儿的出生与否一般由父母来决定，但做出这种选择的前提是胎儿的利益最大化和尊重医学的现实条件；至于胎儿的身体健康利益，胎儿作为一种生命实体，其身体健康权益是受法律保护的，对造成胎儿身体健康损害的行为均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但由于胎儿尚在母体内，侵犯胎儿身体健康利益的行为有一定的特殊性。第一，从侵权的表现形式来看，这种行为往往是一种间接侵害，该侵害不是直接作用于胎儿，而是作用于母体导致胎儿的完善机能受损，如环境污染、错误的医疗诊断、服用药物等等；第二，从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性质来看，是一种潜在权利。原因在于胎儿还在母体内，要待其出生后才能行使该项请求权，且胎儿在体内受到的伤害程度等问题也需待胎儿脱离母体后才能确定；第三，关于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行使主体。若胎儿未能出生或出生后是死体，则对胎儿的伤害即是对母体的伤害，由母亲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即可。若胎儿出生后确定其身体健康因侵权行为受损，则基于亲权制度，由胎儿的法定人代为行使该权利，但权利主体仍然是胎儿本身。

四、结语

对胎儿人格价值及其尊严的认可和重视，随着现代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已成一种主流趋势，应此种诉求，对胎儿利益的保护显得益发重要。但传统民法体系是以出生后的人为原型来构建相应的权利义务机制，使得对胎儿的保护和传统的民法制度之间存在许多的不兼容，也使得对胎儿的人格利益及其法律保护一直欠缺完善。对此，首先应在观念上确立胎儿已具有了生命、健康、身体等基本人格要素，即一种不完满的准人格；其次，在立法中无论是作为纲领性的民法总则部分，还是人格权法的专章当中，都应对胎儿的人格利益做出相应规定；最后，在胎儿的继承权、损害赔偿请求权、诉权等方面，都应加强对胎儿人格利益的司法保护和权利救济。诚如美国前总统里根所言：“一个社会抹杀人类生命的一部分――胎儿的价值，这个社会就贬低了全部人类生命的价值。”对胎儿人格利益的保护与尊重，实质是对我们生命起源及生命本身的尊重。

参考文献：

[1]黄军锋，千省利.论胎儿的法律人格及利益保护[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11（3）.

[2]张莉.胎儿的准人格地位及其人格利益保护[J].政法论坛，2007（4）.

[3]潘志玉.论胎儿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民法保护[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0（6）.

[4]刘召成.胎儿的准人格构成[J].法学家，2011（6）.

[5]吕芳.胎儿人格权保护的法律解析[J].山东社会科学，200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