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吃“苦中苦” 难成“好报人”

开栏的话：

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行行业业也有它的职业精神。唯此事业才会辉煌，人生才会壮丽。那么，新闻人的职业精神是什么？它锻造出的一代代新闻人又是怎样完成使命的？它将对后来者有多大的启迪和影响？本期新栏目《难忘的采访》将向我们的读者展开新闻史的画卷，一位位在新闻长河中搏击的勇士，用他们的亲身经历，通过一次难忘的采访，通过一个采访中引人的故事，通过一段不可忘怀的回忆，用血，用泪，用汗，甚至用生命诠释着职业精神的含义。他们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各自有着不同的经历，但是为了同一个使命，他们做出了同样的贡献和牺牲。面对死亡、诽谤、污蔑、贫困、软禁他们不曾低头，面对金钱、财物、名利、地位，他们不曾弯腰，面对艰难困苦他们不曾退缩，支撑他们的就是崇高而伟大的新闻人的不朽的职业精神――奉献精神。

新时期的到来，对新闻路上的一代代新人的考验更加严峻，本期开篇刘霆昭同志的经历告诉我们，既然来做记者，就要有意识冲在最危险、最艰苦的第一线上去，不怕苦、不怕死，否则，出不来好记者。我们希望更多的在新闻战线上战斗的记者们，把你们甘于为新闻事业奉献、献身的精神，体现在、融合在采访工作中的一件件、一桩桩的亲历写出来，给后来者一个榜样。这也是一份责任。前有榜样，后有来者，我们的新闻事业大有可为。

往事重提，是缘于两个发生在今年并被人们隆重庆贺了一番的纪念日。

第一个纪念日，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自1405年起，郑和率船队七下西洋，扬国威，通商贸，促友谊，成为中国人走出国门闯世界的“开山祖”，在世界航海史上写下了重重一笔。我们同心出版社还特意出版了《与郑和相遇海上――乙酉六百年祭》以表景仰之情。

第二个纪念日，是中国远洋渔船队下西洋20周年。1985年，过去只知道在自家沿海打转儿的中国远洋渔船队，乘改革开放长风，破闭关锁国重浪，开赴西非捕鱼捉虾，成为中国远洋渔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里程碑。中国远洋渔业总公司为举办纪念活动向我征集资料，才使我又翻起了箱子底，找出了那一个个浸过海水和汗水的笔记本，那一幅幅纪录了半个地球航海历程的老照片……

1986年4月至9月，我有幸随第二批中国远洋渔船队从湛江启程，参加了航程22000多公里、历时半年之久的漫漫西非之行。

我们的航海路线是：

湛江湾――南海――马六甲海峡――印度洋――亚丁湾――红海――苏伊士运河――地中海――直布罗陀海峡――大西洋――加纳利岛――达喀尔――几内亚比绍――科纳科里。

由此可见，我们的前一段航程，走的恰恰就是当年郑和船队行进的路线，所不同的是，郑和七下西洋，最远只到了红海口和非洲东岸，我们的远洋渔船队则穿过红海继续西行，过苏伊士运河，横渡地中海，出直布罗陀海峡，进大西洋，直抵非洲西岸。

出航之前亲友们向我耳朵里灌得最多的是善意的劝阻和警告：别的先甭说，晕船这滋味就够你受的，不把肠子吐出来才怪呢；淡水供不上怎么办？恐怕比在上甘岭熬强不了多少；坐的是几百吨级的小渔船，遇上大风浪可就悬了；马六甲海峡有海盗出没；红海口子有水雷埋设；一些莫名的怪病正在非洲蔓延……

这一切并未使我动摇，因为我懂得，前怕狼后怕虎，只能跬步不进；左也顾右也盼，终将一事无成。要写出有份量的作品，要成为有作为的记者，就得能吃别人不愿吃的苦，肯走别人不敢走的路。中国的邹韬奋、范长江，外国的海明威、斯诺……都曾为我们做过榜样。

出海第一关

如果以为在沿海乘船安然无恙，即可顺利闯过远洋晕船关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当自己乘坐的“海丰号”真正驶入深海之际，一直感觉良好的我才真正领教到大海的厉害。潮汐作用推动的巨大海涌给我们的感觉只是一个字――晃。天在晃，海在晃，船在晃，人在晃，上下左右，五脏六腑都在晃。我头晕目眩，一阵恶心，跌跌撞撞地跑回屋趴在床上。入夜，船体晃动幅度有明显加强，忽儿纵向摇，忽而横向颠，若不是床边拦块半米高的专用挡板，我早就滚落下地了。我昏沉沉地依在枕头上挣扎着打开床头灯，又在本子上断断续续地记下了这样的词句：“像脚踏压板……像身荡秋千……像烙饼在铛锅里被翻动……像元宵在箩筐里被转摇……”

不出三天，镜子中的我就变了样，眼窝下陷，脸瘦了一圈。与代价相随的是收获。这就是在基本适应了船晃，止住头晕、呕吐的同时，拟出了《海上西行记》系列报道的第一篇《出海第一关》。不过，这次我采取的是以往从未尝试过的写作方式：以墙当桌，以床当椅，以卧代坐。因为晕船反映的轻重是同头部所立位置的高低成正比的。

淡水危机和42小时未合眼

上甘岭的考验果真来了。船队在印度洋中部西进之际，淡水供应出现全面紧张。为了给国家节省开支，船队放弃了在新加坡或科伦坡靠港补充油、水的机会，从湛江直抵亚丁。此行航线处于北纬20度以南的热带地区，每天气温都在30度以上。横渡印度洋，漫漫14天，淡水简直成了最紧缺的给养，而惟一的出路只能是节省和忍耐。一项项措施开始实行：封闭浴池；停烧茶炉；淡水阀门限时开放；刷碗、洗衣等一律用海水。宫船长的最后一招是：等到下雨，把盆盆罐罐都放在甲板，向老天爷借点水。干裂的嘴唇咬着笔杆头，通讯《淡水贵如油》就这样出手了。

当年郑和下西洋，最西只到过红海，是苏伊士地峡挡住了他的去路。直到1869年11月17日，连接红海和地中海，沟通印度洋和大西洋的人工水路苏伊士运河开通，世界东、西方之间才有了一条最佳水上捷径。仅以我国黄埔港到法国马塞为例，走苏伊士运河要比绕好望角缩短航程9197公里，减少航期13.8天。

我船队驶至苏伊士运河南端的陶菲克港已过夜半，由于苏伊士运河是单行线，船舶南来北往需错开时间依序通过。过苏伊士运河，时间和空间几乎是在同步移动，稍有疏忽就可能失去重要的新闻素材或珍贵的摄影镜头。为此，从5月22日早4时驶进苏伊士湾至次日晚9时开出赛得港，我一直跑上跑下，忽儿上驾驶楼采访引水员，忽儿到甲板同舢板工攀谈，并不断变换角度拍摄我船队过河的场景及运河两岸风光。

连续睁了42个小时的眼睛总算微微合上了，但是，我的心中仍在打着《过苏伊士运河》的腹稿。

撞船之险和覆舟之危

穿越地中海，虽未遇上正剑拔弩张的美利之战炮火的侵扰，却受到了两船相撞和巨浪覆舟的威胁。

27日晚11点多钟，我船队驶过西西里岛不远，“海丰829”正前方迎面开来一艘五六万吨级的日本油轮，并亮出左舷绿灯。按照“让红不让绿”的航海规矩，我船立即向右偏移，欲让对方从我左舷错过。没想到，对方竟不避让，却继续向我右前方横穿，使我船头正对其腰部已不及200米。我船被迫全速就地向回兜了个圈，才避开一场撞船的大祸。我船通过无线电发出愤怒的质问，对方自知理亏，默不作声，加速溜走了。这场虚惊非同小可：小船撞大船如同鸡蛋碰石头，如果撞断了对方的油管，还会造成漏油、燃烧甚至爆炸。

一股冷空气骤然南下，接近直布罗陀海峡时，风力增到9至10级，浪花直扑上高高的驾驶楼，船体倾斜已超过20度。

“O号，O号！我们走不了啦！”不足200吨的“远渔”8号船发出呼救。这条船因拐弯过急，一个横浪扑上驾驶台，把舵工打了个趔趄，一时舵盘失控，船体走偏，眼看要在狂涛中倾覆。幸亏一位老舵工手疾眼快抢过舵轮，才免遭大难。我冲出驾驶楼，用胳膊把紧栏杆，双手举起相机，把镜头对准在浪头波谷间颠簸的渔船。

无奈，我船队在摩洛哥海湾避了一夜风。待到天明起锚时，风虽小了，火药味却又浓了。只见一艘艘军舰在直布罗陀海峡中巡弋，3批共计10余架战斗机从我们头顶呼啸而过。管他呢，还是写我的《地中海之波》吧。

不寻常的新闻稿

这是我一直珍藏着的不寻常的新闻手稿，所以称之不寻常，是因为，它是我历经艰险，远渡重洋胜利抵达西非的标志，浸透着苦涩的汗和喜悦的泪，更是因为此稿是由“双语”写成的，每个汉字上边都注有与之相应的电报明码。这是我从事新闻工作30多年来拟写的第一篇标有电报明码的新闻稿。

6月3日晚10时，9条飘扬着五星红旗的捕鱼船驶进我西非渔业总部所在地――位于大西洋加纳利岛上的拉斯帕尔马斯港。

洗尘晚宴未散，我就放下碗筷，在饭桌上拟出了《我远洋捕鱼船队胜利抵达西非》的新闻稿。

那时的通讯条件还相对落后，即使在这曾被台湾女作家三毛浓墨赞美过的加纳利岛，在这号称“西非小巴黎”的拉斯帕尔马斯，也是既无传真，更无Email，要想往北京发新闻稿只有邮寄和电传两条路。若走邮路，需个把月；若发电传，须先将汉字译成国际通用的电报明码。为了能迅速而准确地发回这条新闻，我借来一册电报明码本，对照汉字一字字地翻译起来――

短短442字的稿子，我连查带注，竟用了两个多钟头。令人欣慰的是，在渔业公司吴湘峰、蔡文军和周杰的全力帮助下，这篇消息终于于次日北京时间上午10点半之前发到了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编辑部。

抵达西非，只可以说刚刚完成此行任务的三分之一。奔波于西非各地生产基地采访，特别是随渔船出海作业，其苦累程度，不亚于航海晕船。

采访辛苦，写作更艰难。由于时间紧迫，采访几乎已把我白天的时间占满，写稿只好在夜间进行。可是，晚上10点之后，这里通常是没有电的。我只好用手电筒来照明。非洲的夏夜，酷热而恐怖。没写几行，不知从何处飞来的各色蚊虫就在我面前聚成了迷阵，有的嗡嗡作响，一个劲地向电筒上，向我的面颊上冲撞。实在写不下去了，我就把手电移到另一张桌子上，等蚊虫们追围上去，便用装有敌敌畏的喷雾器袭击之。打一会儿，写一阵儿，如此循环往复，直至东方之既白。拿抹布去收拢那蚊虫的尸体，竟汇成足球般大小的一团。我驻比绍渔业代表处的老季见此状后告诫我：“可不能这么干了。这里有一种会飞的小虫毒性很大。在你身上的什么地方爬过，就会引起溃烂。你看，我脸上这块，就是它给画的‘地图’。”

我还算幸运，直至把《西那！达蹦！》、《大西洋上思乡曲》等四篇通讯全部赶写出来，也没被那毒虫画了“地图”。

收获和感悟

西非之行历时半年，涉三海三洋，登三洲十国，足迹遍布我西非各捕渔基地及作业海域，并兼顾我援非造船厂、医疗队和建筑工地。先后采访120余人，作采访笔记60万余字，拍摄新闻照片千余张，采写并发回消息和通讯稿件30余篇，照片近百幅，在王嘉彦、班明丽二位部主任及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总编室同志的热心帮助下，陆续刊载于首都报端，有的还被新华社转发了通稿。尤其是在北京日报连载的通讯《海上西行记》和在北京晚报连载的特写《海外漫笔》，引起众多读者的关注和兴趣，其中《出海第一关》、《在马六甲海峡过五一》、《急电飞往科伦坡》、《夜泊亚丁湾》、《火焰海》、《地中海之波》、《印度洋观奇》、《西那！达蹦！》等被兄弟报刊转载，《过苏伊士运河》等还被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材。

最令我感动的是，在西非期间，我先后收到北京市委及北京日报社领导的慰问电和中国远洋渔业总公司张延喜总经理的亲笔信。他在信中说：“祝贺你远航胜利到达目的地，相信此行会对你是一段值得纪念的经历，更相信从今会把你与我们这些打鱼摸虾的在感情上紧紧地连结到一起。‘报道写得好’这是我所听到公司同志们一致的反应。不易啊，恐怕中国至今还没有第二位记者同志能有你这段经历……。”

当时的国内媒体曾以《中国新闻界的郑和》为题报道此行。次年6月，以此次“西非之行”为内容的《刘霆昭海上万里行》摄影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这两件事分别被载入1987年和1988年的《中国新闻年鉴》。

“樱桃好吃树难栽，不下苦功花不开。”如果有人来问我：“在你30多年的记者生涯中，最难忘的采访是哪一次？”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西非之行！”

因为此次“西非之行”使我刻骨铭心地记住了――“肯吃苦”是记者的第一基本功！

（作者为北京日报社高级记者、京报集团同心出版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