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和:蒙牛能长成世界级企业吗?

如果有谁以为牛根生能成为世界级企业家，那他可能会失望。如果有谁还在那里说蒙牛将冲击500强并成为中国企业快速做大做强的代表，那可能是一个奢望。从一片片赞扬声中冷静下来，从来都清醒的牛根生，也许从来就没有要做500强的打算；以2005年做到100多亿开始，蒙牛也将遭遇增长的极限。要打破这个极限的关键，不光是蒙牛和牛根生愿不愿，而是他们想不想――快速发展的蒙牛与牛气冲天的牛根生，其实走的却是一条“中和”的路。

一方面，中国要走向世界，要求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家也要走向世界，这一点无庸自疑；但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家）怎样和靠什么走出去？走向世界的哪里？能否成功的回来？也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由此引发的问题，因而显得更加有趣――以蒙牛为例，它要成为世界级企业，将面临下面的诸多问题。

问题1：蒙牛还能做多大？

最近，蒙牛上市了两种高端产品，以弥补产品线的不足，同时来躲避来自低端市场的打压。这是一个信号，是蒙牛没有做到很大，没有肃清市场既没有形成对市场的“垄断”而不得不面对的另一类问题――蒙牛的产品组合、价格组合因为无法主导市场，在割剧中被动营销的结果。

不像是英特尔和微软，只一个电脑主板和软件就横扫全世界市场。不像是沃尔玛和迪斯尼，即使是卖廉价衬衫和小游戏也能称霸全球。

大有大的好处，但也有难处。英特尔这头大狮子最近被AMD这只小跳蚤弄得浑身不舒服，几乎就是全面溃退；沃尔玛在中国高速扩张的结果，是到现在也没有找到“下嘴”的地方。相反，李嘉诚的“屈臣氏”最大的连锁店铺也就是300平方，但却在最近跃上中国零售业数一数二的位置。

大与小，是辩证法的一个范畴。强调的是在尊重客观现实的基础上，根据企业自身发展的规律来确定企业的规模。以蒙牛为例，不是它想做多大，而是它能做多大。不是我们要求、希望和企盼它做多大，而是它不能以满足人们的某种奢望――来自政治的、民族的和心理上的好大喜功。

好大喜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征。贪大求全，是民族心理的一种障碍。从年三十晚上普通百姓的大团圆到“大中国”的大轰大隆，大干快上和大包大揽，中国人性格中“假大空”情结带到企业发展战略上的，反倒是做不大，做不久和做不强。

蒙牛要做大，面临了许多“小”。一是奶源小。所以蒙牛要在全世界范围内开辟新奶源，也就是蒙牛在没有将产品“走出去”之前，却要先“引进来”；二是消费规模小。中国人喝牛奶的消费习惯什么时候能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那才是蒙牛做大的最大前提；三是小企业太多，冲你的价格，冲你的市场，冲你的顾客，在大象与蚊子的对抗中，蒙牛、伊利不得不大做广告，不得不大做渠道，不得不大做促销，但效果总是达不到最好。

光是这三条，蒙牛就会在做大时，总是要受到来自“小”的桎梏。要真正的长成参天大树，不仅要假以时日，而且要面对不断的困扰――中国的市场机制、法制建设、基础设施、城乡差别、地域经济不平衡、消费习惯不统一等等。一方面，在中国越是优秀的企业就越是承担了探路者的使命，而使得一个牛根生和一个蒙牛要考虑的“宏观问题”，可能不比一个部长和一位省、市长的要少；另一方面，企业又必须获得实际的利润和真正的增长，将赚钱进行到底

这就是中国企业的处境。这就需要中国企业家要有一种特别的情怀――社会责任+民族自信心+企业发展+市场健康+利润率。于是，关于“利润最大化”的争论总是模棱两可，关于“企业市场化”的努力又总是在最后因为终于搁浅在市场而一筹莫展。

于是，最重要的问题一下子一起集中地摆在牛根生和无数优秀的企业家面前，一是想做多大？二是能做多大？想到的大和能做的大怎样平衡？真正的大和泡沫的大怎样区别？如果大起来能否再接着大下去？

问题2：蒙牛能活多久？

拥有800多亿自有资本和3000多亿美元的市值，年销售额总能在2千多亿美元以上，沃尔玛能活得很久，因为它太强大了。

日用品+廉价+一站式购物+供货商+顾客满意=沃尔玛的赢利模式，这是沃尔玛强大的基本前提。

上游厂家+沃尔玛+下游顾客，这是沃尔玛的利润链。

蒙牛的赢利模式是什么？

奶农+蒙牛+顾客，牵一发动全身，奶农、顾客基本上不可变。

厂家+沃尔玛+顾客，两边都是可变的动因，沃尔玛比蒙牛，不仅很强大，而且很灵活。

牛根生尽管不谈500强，不讲走出去，但是他特别强调要将蒙牛做到百年。为此，他不搞家族制，不让子女接班和继承，自己也要功成身退，以一种少见的“全豁出去”的架式来博得企业的长治久安――牛根生演绎的是“哀兵必胜”的蒙牛现代版。

于是我们看到，与沃尔玛做零售不同，生产型公司蒙牛在打造百年企业中更注重的，则是建立多种养牛挤奶模式集中于一处、把几大洲不同牧草种植于一地的全世界第一个“牧场联合国”，从而从根本上奠定自己做大做强的基础。

探讨到这里，我们仅从蒙牛企业内部的角度来探索它成为百年企业的因素，就发现中国企业的发展挑战大于机遇这样的实际问题。

蒙牛上市，而且还获得过世界级的投资，为它的发展已经和还将注入源头活水。但是，如果它上市了，它的业绩成长就必然在本身上受到来自资本市场的冲击和打压。本土上市公司在圈钱后大厦将倾的事实充分地证明了上市也是把双刃剑的道理。有一个叫“李锦记”的公司，即使具有了上市的规模也断然不去凑这样的热闹，显示出异常的冷静和独到。

降低成本与消耗，增加利润和业绩，要在这两方面统筹兼顾的蒙牛，它的经营管理水平成为它能否健康成长的关键。于是，才有了牛根生让出总经理，才有了所谓的“五洋”即洋人、洋牛、洋产权、洋管理、洋技术等等一系列举措。

体制改革、约束与激励机制的建立，又成为管理是否到位的关键。于是，才有了牛根生破釜沉舟式的股权捐赠。

如此看来，牛根生不是不想做大蒙牛，而是更期望蒙牛能做久。蒙牛不是不想做久，而是有很长的路要走。以蒙牛为代表的中国企业，不是不能做成世界级企业，而是面临了更大的挑战。而最大的挑战不是别的，而是个时间和空间这个哲学范畴。

首先，时间和空间是物质的运动形式。蒙牛从诞生到发展到做成百年，物理时间和心理空间的矛盾怎样解决？其中更为重要的是，“空间”即中国与世界的矛盾怎样化解？说得再直白一些，到2009年蒙牛100年的时候，牛根生和“牛根生后”们给我们看一个什么样的蒙牛？

其次，蒙牛在时间与空间里运动，说明它活着。而在更高层次的辩证否定中，蒙牛能活多久？也就是说，当牛根生一股脑儿地将“企业家创新”做到了几乎没有什么余地之后，“牛根生后”们怎样再上新高？

再次，一方面是本土企业不约而同的喊出了“冲击500强，走出去和做百年企业”的三大口号，说明了中国企业家的雄心壮志；而另一方面，怎样走出富不过三代的农业社会主义樊篱？怎样跳出好不过十载的怪圈？真就是一个不那么好解决的问题。

这，就是我们探讨牛根生和蒙牛案例的意图：在一个充满市场机遇的国度里，突然间冒出些个“商业奇迹”、“企业样板”和“致富神话”来，这不新鲜，不值得大惊小怪。在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国家里，有一个捐赠了财富而往把一切贡献的人物，很值得称道，但也并不稀奇。最有价值的探索是，具有如此胸怀和情操的企业家牛根生，他带给蒙牛的这种具有典型的以中庸之道为特征的企业文化，能将蒙牛第一是带向哪里？第二是能带走多远？第三是有多管用？

问题3：牛根生能否被复制？

牛根生，不是规范的职业经理人，也不是标准的企业家，更与世界级企业家大相径庭。他更像是个起义领袖，像一个邻家大哥，像一个开明的乡绅，是典型的“中国商人”。

与比尔．盖茨不同，牛根生从头到尾，都是个处处行善和到处施舍的中国人，尽管他不是世界的和中国的首富。比尔．盖茨先是自主创业，然后是在经营中缁珠必较，在市场上咄咄逼人，最后再将自己的财富不断地捐献给这个世界――典型的西方理方式。带来的一个问题是，这两种理财观哪个更先进？这两种财富论哪个更能成为我们人类明天和后天的选择？

与杰克．韦尔奇不同，牛根生由始至终都在用中国式的管理来成就蒙牛，他也讲4R营销甚至运用自如，他也知道末位淘汰也将蒙牛的人力资源提升飞快，但怎么看上去，牛根生都更像是一个刘备、诸葛孔明和唐僧即基本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和地地道道的中国人，追求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管理架构。这里有一个问题提出来，以牛根生所体现出来的中国式管理智慧，已经使日本人、韩国人获益匪浅，已经是李嘉诚如日中天，为什么不能走向世界和反馈西方？

与张瑞敏不同，牛根生没有官方背景，是个个体户。牛根生使出浑身解数也混不到张瑞敏的地步，但他一直在努力。先是只要5%的股权，使蒙牛变成实际上的公有制企业；再是特别讲政治，蒙牛是乳界惟一入选《新闻联播》学习实践“三个代表”典型企业，是向全国推荐的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单位，牛根生的要“正统”的欲望一点也不比张瑞敏要少，但他享受的政治待遇要远远逊色于后者。中国企业家的地位到底应该怎样提升？国字号和民字号到底有什么不同？

与柳传志不同，牛根生做蒙牛是驾轻就熟，在淋漓尽致中做得风生水起，快马加鞭。而柳传志则经历了太多的磨难、苦难和重重困难。时至今日，柳传志应该说还是没有走出命悬一刻的状态，“国际化联想”之路异常艰难。我们用这么多的“难”字来形容像柳传志这样的中国企业家，他与牛根生的最大不同，恰恰反映出中国人价值观的两极：入世？还是出世？

牛根生能不能被复制？

不能！正像世界上连两片相同的叶子也没有一样，牛根生就是牛根生自己。因此，开展一场向牛根生学习的运动，所有企业家都来一场“共产实验”，这绝不时本文的立意，也一定会显得很滑稽。但是，相比顾雏军、赵新先等烂掉的企业家来说，牛根生是顶天立地的。而到现在也大叫人才短缺的李东生应该醒悟，为什么蒙牛的“国际化团队”蜂拥而来呢？而一直强调要终身总裁的宗庆后也应该反思，到了古稀之年后还在考虑来年夏天流行什么味道的饮料，会不会太累？而包括张瑞敏、柳传志等眼看就要成为世界级企业家的人们在内，牛根生这块“活化石”，对于中国企业家的健康成长的意义，不是转瞬即逝，不会红极一时，决不是一个人异想天开的做秀，也不再是一个快速增长的蒙牛有什么破天荒的秘密――中和的蒙牛和中庸的牛根生，带来的是中国企业走向世界、走向未来、走向现代化的另类逻辑。

问题4：蒙牛和牛根生能否超越“西方”？

“以蒙牛事业为己任，不以蒙牛利益为己有。”牛根生的这种价值判断，其实正是“吾日三省吾身”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这是一种非张扬、非外向和非硬度的内敛式文明。这种文明，强调的是一种韧劲、恒心和张力。它表现出来的，不是一种暴力的、夸张的和刚性的侵略性，而是怀柔的、温和的“气”的包容、缓释即亲和性。

中国人讲中庸，西方人重偏执。中庸的中国人至今仍在“发展”，而鼓吹建设性破坏的西方人“发达”得流油。这个时候将牛根生的“共产实验”津津乐道，如何激发中国企业家走向世界的雄心壮志？

有一个现象大家肯定已经看到了，最近几年里，包括世界500强在内的曾经令我们顶礼膜拜的跨国公司，逐渐地露出了它们的狐狸尾巴，将“经济动物”的嘴脸暴露无遗。以英特尔为例，它卖给中国人的主板竟然与欧美市场的价格相差悬殊。这样以双重标准和侵略价格来经营的企业，竟然是我们一直奉若神明的“企神”？

也是英特尔，靠一个“科技创新”即“摩尔定律”多年来执PC牛耳，形成全世界范围内实际上的垄断，成为加强“核心竞争力”的样板。但是，当科技创新变成了“科技疯长”，大大地超出了市场和顾客实际承受和接受的能力与范畴，英特尔尝到了吃不了兜着走的苦果。而当AMD抓住了英特尔的软肋，打了它的七寸，其实就是科技疯长过程中喘一口气儿的时候，英特尔在顾此失彼中乱了阵脚。

就是这个英特尔，它的精神领袖格鲁夫有一句名言叫做“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与牛根生“思利及人”的“多赢”精神有天壤之别。

牛根生能否成为蒙牛的精神领袖？这个问题不重要。因为牛根生本人我们相信他不会喜欢这样的说法。但是，“这一个”牛根生所体现出来的带有“共同性”的精神探索及其价值，却是我们要深入探讨的问题所在。

仁、义、礼、智、信，它提供了一种处理社会矛盾、企业问题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温、良、恭、俭、让，它强调的是生命个体即作为劳动者的市场主体在经济社会里，在商业化、全球化浪潮中可以把握自己的方针。

牛根生以一个人的努力，以“儒”与“道”文化为标尺，以“让”与“温”为准星，以“厚道”和“贤明”为目的，在“三点一线”的射击中获得了十环即满分。而蒙牛企业的“适可而止”、“可持续增长”和“静若处子，动若脱兔”的市场表现，能否给那些霸道的、不可一世的和目空一切的洋跨国公司以应有的启示呢？

反过来扪心自问，中国能否追上发达国家？中国追上的发达企业是否应该和他们的一样？中国如果真的也发达了能否有所建树和有所突破？要回答这类问题，我们还是从书本里和文件中走出来，去看一看中国的和世界的实际，来看一看类似牛根生和蒙牛这样的企业。

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来源于上世纪50年代中国人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来自于是我们2000年来特别是100年来的走出“中庸之道”负面影响的阴影。然而，中国人还将以怎样的面目与世界融合并在这势不可挡的浪潮里不被吞噬？中国企业不仅不能满足于我们的现状而且要走在别人的前头，路在何方？

一个从茫茫草原上走来的壮汉，在创造了企业飞速增长神话后的一系列动作，至少让我们懂得了这样一个道理，无论是谁以什么获得了“以奇胜”，但是，任谁、什么和怎么都最终要“以正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