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当“教练型”干部不当“自然型”干部

祝灵君，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政党制度研究室主任，主要致力于政党政治理论与方法、党内民主、党群关系、基层政治与党的基层组织、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等方向研究工作，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两项，出版个人专（合）著7部。

1943年7月2日，同志在《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一文中指出：“共产党员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们完全不谋私利，而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他们生根于人民之中，他们是人民的儿子，又是人民的教师，他们每时每刻地总是警戒着不要脱离群众，他们不论遇着何事，总是以群众的利益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因此他们就能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这就是他们的事业必然获得胜利的根据。”同志指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党员干部既要拜人民为师，也要学会当群众的“教练”。这意味着，做好群众工作，领导干部要争当“教练型”干部，不当“自然型”干部。

所谓“自然型”干部是指那些跟在群众“尾巴”后面，政治觉悟低，主要依靠组织权力而非个人魅力来领导群众，这种干部更看重个人利益与个人前程，较少关注群众利益。“教练型”干部则恰恰相反，他们既向群众学习，也站在群众前面，引导和带领群众去完成共同的愿景目标。“教练型”干部主要依靠个人能力与魅力而非组织权力，更看重群众的利益，较少关注个人得失。两种不同类型的干部的区别还表现为：“自然型”干部在与群众发生纠纷或在群众彼此发生纠纷过程中，喜欢争对错，比高低，给纠纷定性，依靠物质利益解决问题，看重个人得失进退，把事情做对，等等；而“教练型”干部在此过程中更愿意分析纠纷产生的原因，排解群众的负面情绪，寻找问题解决的办法，对纠纷只做“正、负”的定量判断，不计较个人得失进退，做对的事情，等等。

“教练型”干部需要具备多种素质，要经过训练并在实践中不断“打磨”才得出来。对于类似的“教练型”干部的培养，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提出了以下要求：领袖的素质何止才干那么简单。一位人心所向的领袖，必须兼具无谓之勇，有毅力有决心，有献身的精神、崇高的品格和过人的才能，使人们愿意追随他。领袖必须是积极分子，具备敏锐的判断力，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优秀的干部必须同时兼具三种素质：分析力、想象力和务实感。这三种素质同时具备的人被称作具备“直升机素质”，既能从宏观的角度鸟瞰事情和问题，又能确认关键细节，调整焦距、对症下药。

衡量“教练型”干部的标准有三条：一是在平时要善于给群众以“愿景”；二是在关键时刻要表现出果断；三是在挫折时刻要表现出乐观，不能悲观。所谓给群众“愿景”，就是要告诉广大人民群众奋斗的目标；所谓关键时刻的果断，主要是指具有准确的判断力，能在广大群众看不清方向的时候指出方向；所谓挫折时刻要表现乐观，这不是一种权宜之计，而是一种对事业有信心的要求。只有领导干部表现出乐观，下级或者追随者才会有主心骨，才会追随领导干部去实现目标。相反，在挫折时刻一旦领导干部表现出悲观失望情绪，下级或者追随者就会离他（她）而去。1930年1月，同志针对红四军中存在的对革命前途产生的悲观情绪，在一封给的信中强调，只要始终坚持革命而不放弃，星星点点的根据地一定可以达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效果。

做“教练型”干部要勇于对群众发挥引导、说服的作用。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存在各种问题，总体上这些问题属于发展中的问题，需要辩证地看。但是，群众审视这些问题的角度不一样，他们大都希望这些问题能够迅速解决。党员干部也知道这些问题的存在，但解决问题需要一个过程。因而，党员干部和群众实现预期目标的周期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假若群众希望实现预期目标的周期是以天、日为单位，而党员干部实现预期目标的周期则可能是以月、年、十年甚至百年为单位。原因很简单，当所有群众希望实现预期目标的时候，实现的周期就不能是以天数为标准了，而应该以更长远的时间单位为标准。这意味着，干群之间存在预期差异，需要广大党员干部发挥“教练”作用，用说服、引导、疏导的办法给群众讲事实、摆道理，最后达到彼此的理解，凝聚双方力量共同去攻坚克难。

做好群众工作要从一把手做起，争当“教练型”干部首先要从一把手做起，从高级干部做起，形成“雁阵效应”，示范并培养广大基层党员干部在群众中当好“教练”。（责任编辑/吴文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