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父·慈母

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有两位如严父慈母一般的老师。一位是我的恩师一一尹桂芳老师，另一位就是袁雪芬院长。虽然因为行当与流派的关系，在具体的唱腔和表演上，袁雪芬老师给我的直接指点并不是很多，然而，对我而言，艺术人生道路的每一步，几乎都留下了袁老师的印记。她对于我的影响，是超越越剧、超越表演本身的。她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影响着我的人生、我的艺术。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袁雪芬老师，就不会有今天的赵志刚。

1973年，正是袁雪芬老师提出了越剧院招收越剧男女合演班，我才有这样一个机会，在全上海20万小学生中，被选拔成为了74届44名学员中的一个，从此走进了越剧的殿堂，站在了越剧的舞台上。

1974年7月，11岁的我带着一丝懵懂步入上海越剧团（院）学馆的太门。但是，对于当年的我们来说，袁雪芬老师是我们的领导，是一个高商在上的谜一样的人物。我们在私下里传说着有关她的种种传奇经历、可望而不可及的荣耀。但当面对她的时候，我们却又往往会因为敬仰和畏惧，而不敢发出一点声音。在那时幼小的心灵中，袁雪芬这三个字，就是越剧。

在学馆时期，衰老师是主管艺术教育的，她常关心我们学员的学习和生活。我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袁老师，感受到她严父般的面孔背后那颗慈母心，却是源于一次意外。正是因为那次意外，袁雪芬老师在我的印象中，不再是一种概念，而变成了一个活生生地生活在我们身边的可亲可爱的慈母。那是在1978年，当时的我还在学馆学习，因为高强度的训练加上暑天高温，我在训练时不慎摔断了锁骨。得知消息后，袁老师（“”结束回院部工作）立即冒着酷暑来到汾阳路的宿舍看望我。前一天晚上，我因为骨折后首夜难以忍受的疼痛和宿舍的闷热而片刻难眠。看到脸色苍白、满头大汗，却强忍着疼痛一声不吭的我，她心疼得几乎也说不出话来。她一边安慰我要安心养病，有什么不舒服一定要对老师说，一边又着急地说“这个样子怎么行，小孩子不要热死啊？”说着，她立即找来负责的老师，从东平路冷库买了一大块冰放在我的宿舍里，又找来一台电风扇对着吹。回忆起来，这是我第一次和袁老师近距离接触，她当时说那句话时的嵊州口音，焦急的神态，我至今记得那么清楚。一位艺术家对于一个孩子如此发自内心的关心，令我至今难以淡忘。

受伤后，因为怕父母担心，我并没有把这次事故告诉他们。但一人独自在外，又遭遇如此意外，我的心里其实是既害怕又孤单的。学馆老师们的关心、同学们的友情给了我家的感觉，而袁老师那亲切的话语和关怀，更让我感到母亲般的温暖。此后，袁老师一次次来宿舍看望我，而我期待袁老师的到来，也就像孩子期待母亲那样急切，似乎，只要她坐在我床边，轻声细语地说几句，我的病痛就无形中好了不少。

在我刚踏上艺术道路之时，每迈出一步，都离不开袁老师手把手的扶持、指导。她有时像一位宠溺孩子的母亲，我取得一点小进步，她都会如此高兴。但有时，她又像一位铁面无私的父亲，我略有不足之处，或稍有骄傲，她都会毫不留情面地批评。

1979年，袁老师一手策划了尹桂芳老师流派演唱会并亲自登台演出，在这次演唱会上，尹老师和尹派艺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概也就是在这之后，我开始陆续在各类社区、小型演出中唱尹派。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沪西工人文化宫的演出，那天我唱了尹派、陆派、范派等许多流派，尹派唱的是《桑园访妻》，观众的掌声让我几乎下不了台。演出结束后，傅全香老师兴奋地把当时的场景告诉了袁老师，袁老师也非常高兴，于是决定让我开始正式学习尹派。我知道，除了男小生的唱腔比较适合尹派音域外，这一安排还包含着袁老师与尹老师的姐妹情深，因为当时“”之后的舞台演出中，尹派常被用来表现反面人物或者小花脸，因此袁老师曾经说过：“我一定要为尹大姐正名。”虽然决定了让我学习尹派，但袁老师在与我谈话时还是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句“你要很好地继承，但我们学流派不是目的，是手段，既要有继承，又要有发展。”这句话，我受用至今，每逢创新，这句话都会给我带来不少底气。

从这以后，在一些小型演出、纳凉晚会上，我开始逐渐以越剧男小生的身份出现在观众面前，受到越来越多观众的欢迎。

1981年，越剧中青年演员电视流派演唱会举行，也就是在那个时候，袁老师安排青年团的领导和当年电视台的资深编导赵慧娟老师一起把我带到了尹桂芳老师的家中。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敬仰的尹桂芳老师，这次演唱会也是我第一次上电视、也是我首次以“尹派小生”的身份亮相，也因为有了那一次电视演唱会上的亮相，观众知道了有一个尹派唱得不错的越剧男小生——赵志刚。也可以说，是袁老师把我引进了越剧尹派艺术的殿堂，是尹袁两位恩师，共同扶持着我一步步走到今天。

今日细数与袁老师交往的点滴，蓦然发现我这30多年的艺术人生，她几乎无处不在。而除了那一次次安排，一句句叮咛，影响我更多的，是她的精神，她为人处事的风范。正如那句“认认真真演戏、清清白白做人”，意义早已超越了艺术本身。作为一名艺术大师，她始终那么平易近人，即使是对于一位为她管理衣箱的工作人员，她也始终几十年如一日，待之如亲生姐妹。而她对于自身的严格要求，更是今天很多演员难以做到、甚至是难以想象的。比如说，在刚进越剧院的时候，管服装的梅瑛阿婆就告诉我们，袁雪芬老师至少在演出开始半小时前就不会与人随意交谈，而是独自一人进入角色培养情绪，更不会随意坐下，因为坐了服装要皱的，这也是对幕后工作者的一份尊重。这些细微的习惯，也一直影响着我，直到今天，许多与我合作的服装师傅都会赞叹——赵志刚穿过的戏服，多少年都像新的一样。每当听到类似的赞美，我都会微微一笑，心中浮现出袁老师的音容笑貌。这些，都是袁老师教会我的，事虽小，情却深。她教会我的，是一份敬意——对于合作者的尊重，对于舞台的敬畏，对于观众的尊敬。

相比于我的同辈演员，袁老师对我这个男小生倾注的心血远比其他人多得多。可以说，我虽不是她的徒弟，却得到了比袁派弟子更多的关心和指导。我进入学馆学戏，是在袁老师主管艺术教育的时候；我从老生改学小生，是袁老师决定的；我跟随尹桂芳老师学习尹派艺术，是袁老师安排了整个过程；改学尹派后，又是袁老师顶着种种压力，让我与金采风、吕瑞英两位明星“姐姐”合作演出新戏……可以说，袁老师在我身上倾注的心血，要比对她的亲生儿子还要多。受到袁老师如此的关爱，我无疑是幸运的，这份爱与期望，是伴随我一路走来的无声动力，也是始终不曾停歇的鞭策。曾经面对挫折与误解，我坚强地挺了过来，这份坚强，不是我一个人的，因为在那些暗淡的日子里，我始终感觉到有一双眼睛在关注着我，炯炯眼神，足以为我照亮前方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