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伴关系作为留守儿童心理发展的保护性因素

摘要：以往发现留守儿童在孤独感、状态焦虑、不良人格特质等心理健康状况得分均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留守儿童心理发展的生态模型描述了个体特征、留守环境与儿童发展结果之间的动态作用过程。留守儿童的心理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些保护性因素，以促进个体良好的社会适应，其中同伴关系是留守儿童心理发展的重要保护性因素。文章继而探讨了同伴关系在拥有一般负性经历、家庭功能缺失等特点儿童的心理发展过程中的保护性作用，从而论证了同伴关系在留守儿童成长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同伴关系；留守儿童；保护性因素

一、留守儿童现状

农村留守儿童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个特殊的庞大社会群体，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从农村流动到其他地区，孩子留在户籍所在地农村，并因此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的18周岁及以下的未成年人[1]。对留守儿童的研究发现留守与非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存在着差异，表现为前者在孤独感、状态焦虑、不良人格特质等方面得分均显著高于后者童[2-4]。

二、农村留守儿童发展的生态模型

那么，为什么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状态普遍低于非留守群体呢？Bronfenbrenner的生态系统模型认为，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发展受到相互嵌套的环境影响。每个个体都处于多种复杂的生态系统环境的中心，其中家庭和同伴等近环境直接影响个体发展，留守状态等远环境属于个体发展的背景，通过近环境间接作用于发展结果。宏系统本身缺乏解释力，往往通过近端环境来影响个体的发展。

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发展的生态模型大致描述了个体特征、留守状态与儿童发展结果之间的动态作用过程[5]。在这一系统中，远、近环境因素以及个体特征会通过各种方式作用于儿童的发展。近环境因素和个体特征会直接作用于儿童的发展结果，同时通过作用于个体特征间接影响儿童的发展。同时，个体特征还会调节近环境因素与儿童发展结果之间的关系。

留守远环境（如留守状况）既直接作用于留守儿童的发展，同时也借助于近环境因素和个体特征间接影响儿童的发展。对于间接作用，一方面留守远环境通过近环境因素和个体特征等中介作用影响儿童发展结果；另一方面，留守远环境与儿童发展结果之间还受到近环境因素和个体特征的调节作用。反过来，留守儿童的发展结果也会作用于远环境、近环境和个体特征，形成一种动态作用过程[5]。

三、留守儿童的保护性因素

（一）保护性因素的概念

青少年社会适应影响因素有较多分类，其中研究者根据影响因素对个体的影响是消极还是积极的，分为危险性因素和保护性因素两类。以往研究已经发现了青少年儿童成长环境中的危险因素并不一定导致消极结果。研究者由此推测，社会适应因素中可能还存在某些缓冲或抵消不利影响的积极条件。于是研究者又提出了保护性因素的概念。保护性因素指可以调节、阻隔或抵消危险性因素带来的不良后果，或即使在危险环境下也可以缓解不良结果的发生，促进良好社会适应的各种因素。这样的分类对于有助于理解各层生态环境与个体发展的关系，帮助研究者们找到预防和干预个体社会适应不良的途径和方法，从而促进个体的积极发展。

保护性因素通常有3种作用模型，分别是补偿模型、保护模型和挑战模型[6]。补偿模型认为保护性因素和危险性因素共同预测青少年的社会适应，两者的作用相互独立。危险性因素和保护性因素分别增加了消极结果和积极结果的可能性，后者缓解、抵消和补偿了前者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保护模型认为，保护性因素和危险性因素对心理发展的影响具有显著的交互作用，即当某种保护性因素出现时，危险性因素的效应将被削弱。挑战模型泽提出，在一定条件下危险性因素也可能发挥保护性因素的作用，促进青少年的良好适应。例如，在适度的家庭冲突中，青少年反而有机会理解冲突的发展变化，并且从众学习冲突的解决办法。

（二）社会支持系统下的保护性因素

基于以上理论支持，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探讨各种环境和个体因素对留守儿童的保护性作用和机制。例如，郝振从积极心理学视角出发，对留守儿童的自尊、心理控制源等积极品质与人际关系、行为表现、情绪控制、心理支援、生活信心、社会适应等社会适应性进行回归分析，以期找到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的保护性因素[7]。结果发现高自尊和内控归因对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发挥了保护作用。宋淑娟采用自尊量表和班级人际环境问卷对留守儿童进行策略，发现班级生生关系和师生关系会通过不同的方式影响留守儿童的自尊[8]。

对留守儿童的保护性因素研究的分析发现，社会支持系统的研究较多。社会支持是指个体从外界得到的物质或精神帮助，或是个体对外界支持的感知等。一项对于留守初中生的研究法发现，那些善于采取主动讲述烦恼、主动求助等积极主动的应付方式的个体，能更好地获得社会支持，从而对其心理健康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9]。具体而言，当他们遇到问题和麻烦时，往往会依次选择朋友、母亲、父亲、教师、（外）祖父母和亲戚以获得帮助和关心。在他们首选的朋友选项上，拥有 6个及以上朋友的留守儿童在社交焦虑、孤独倾向等方面的心理健康水平显著高于朋友较少（1-2个）的个体 [9]。

当然，只有切实感受到的支持才能为个体运用，作为一种韧性资源（应对压力时表现为一种韧性人格），对心理健康起调节作用，因而领悟社会支持的研究得到了重视。李海华以负启动范式研究，考察了不同领悟社会支持水平留守儿童对情绪刺激的注意偏向和再认偏向，结果发现在启动任务中，领悟社会支持水平高的留守儿童对情绪刺激判断的正确率高，对积极情绪刺激的反应时更短；领悟社会支持水平低的留守儿童泽对消极情绪刺激的分心抑制能力更强[10]。

四、同伴关系作为留守儿童心理发展的保护性因素

由以上研究中也可以看出，在社会支持系统中，同伴关系作为留守儿童心理社会适应的保护性因素，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

（一）留守儿童与同伴关系

国内对同伴关系对留守儿童的保护性作用多从社会支持的角度有所涉及，但关于同伴关系保护性作用的单独的、较为详细的探讨则只是集中在某几个心理变量上的探讨（如孤独感）。例如，国内对留守儿童同伴关系的研究发现，留守儿童的社会接纳性、友谊质量均与孤独感呈显著负相关。留守儿童的社会喜好和友谊质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负向预测其孤独感[4]。因此我们有必要先来了解一下国内外对于同伴关系的探讨，看看对一般或其他特殊群体而言，同伴关系究竟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及影响。

总的来说，国内对同伴关系对留守儿童的保护性作用多从社会支持的角度有所涉及，但关于同伴关系保护性作用的单独、详细的探讨则集中在某几个心理变量上的探讨（如孤独感）。因此我们有必要先来了解一下国内外对于同伴关系的探讨，看看对一般或其他特殊群体而言，同伴关系究竟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及影响。

（二）同伴关系对儿童的影响

国内外研究者对心理健康的各种影响因素进行考察的过程中，同伴交往由于对个体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受到研究者的极大关注。例如，Schwartz等人发现拥有较多的朋友能够缓解学业成绩不良可能带来的抑郁症状[11]；友谊质量能够有效地负向预测青少年的社交焦虑症状[12]；班级生生关系与儿童的自尊之间存在显著相关[8]；Adams等人发现儿童的负性经历所带来的皮质醇变化和自我价值感的降低会因为拥有一个好朋友而得以减轻[13]。

以往的研究发现，留守儿童往往体验着一般负性经历，具有家庭功能缺失等特点。因而本研究根据留守状况的这些特点及表现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

1.同伴关系与一般负性经历

Adam等人考察了小学5年级和6年级学生在经历负性事件时，好朋友在场是否能够作为保护因素，削弱负性经历对个体总体自我价值感和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的作用[13]。结果发现，有至少一个好朋友在场时，缓解了皮质醇的升高与事件消极性之间的正向关系，同时也缓解了自尊与事件消极性之间的负向关系。也就是说，当一件消极事件发生时，至少一个好朋友在场能够减弱事件消极性对皮质醇和自尊的影响。

Powers等人在非营利的初级护理和妇产科诊所（服务于低收入人群和无家可归者）的等候区招募378名被试，通过研究者给被试读出每一道题并记录被试的作答，完成了贝克抑郁问卷（BDI-II）、童年创伤问卷（包括待、身体虐待、情感虐待、身体忽视、情感忽视5个领域）、社会支持行为量表。结果发现，①个体在童年期遭受的情感虐待和各种忽视，对成年期的抑郁有较强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大于待和身体虐待所带来的影响。②感知到的家庭支持与童年期受到不良对待的经历相关，感知到的家庭支持并不能预测成年期的抑郁程度。③对女性而言，感知到的朋友支持与成年期抑郁、情感虐待和忽视显著相关。考虑到各种不良对待方式的作用，感知到的朋友支持能够保护个体，减少抑郁的危险[14]。

Schmidt 和Bagwell测量了3～5年级的670名男女生，以自我报告的方式获得了友谊质量、关系/身体欺负、焦虑和抑郁得分。结果显示积极友谊的两个方面（帮助和安全）起到了缓冲作用，但只在女生身上有体现，且对焦虑和抑郁都有作用，证明了积极友谊在受欺负和内部焦虑中的保护作用[15]。女性可能更擅于发现并重视他人的帮助，引申开来，亲子依恋关系可能可以提供一些解释。

2.同伴关系与家庭功能缺失

Chester等人研究了家长养育和同伴关系对单亲家庭（只有母亲）中非裔美国青少年（7～15岁）社会心理适应的影响。结果发现，母亲养育和同伴关系对青少年抑郁症状都有主效应，交互效应不显著；同伴关系对青少年外化症状有主效应，并存在同伴关系与积极教养方式的交互效应。当母亲的积极养育行为水平较高时，同伴关系没有显著影响；母亲积极养育行为水平较低时时，同伴关系有显著影响[16]。

Kerns等以参加某次为期6天5晚夏令营的97名8～12岁女生为被试，考察了亲子关系、入营前的社交自我概念和入营后的同伴关系对女生想家的情感预测力。结果发现，社交自我概念、同伴社会支持和友谊质量能够预测思家的情感；反过来，入营前思家的情感并不能预测营中的同伴关系。社交自我概念和同伴关系可能是夏令营中思家情感的保护性因素[17]。国内研究者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城市中学生的疏离感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功能和同伴接纳的关系，结果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受到家庭功能的完全中介作用间接影响青少年疏离感，而同伴接纳对这一中介作用起调节作用[18]。

五、未来研究展望

（一）发现留守儿童的特异性保护因素

虽然间接说明了同伴关系的保护作用，但近期有研究者开始质疑保护性因素的普遍性[19]。也就是说与其他个体相比，某种类型的个体在特定的发展结果上是否更受益于某种保护因素？

农村留守儿童中的保护性因素的效应可能具有群体特异性，这也使得对农村留守儿童群体的保护性因素或保护机制的研究更优意义。那么，同伴关系对留守儿童的保护性作用，与其他负性经历儿童发展中同伴关系的保护性作用一致吗？有待从留守儿童的特点（如家庭功能缺失，社会境地地位较低）出发，进一步研究。

（二）重视对保护性作用机制的探讨

以往研究总结了3种保护性因素模型，即补偿模型、保护模型和挑战模型。现有研究多从某一种单一模型（尤其是补偿模型和保护模型）入手进行研究，鲜有研究论及模型间的相互作用。现实中可能存在各种模型的有意义组合，因此今后相关研究可考虑根据留守儿童心理发展的实际情况来探讨各种保护性因素之间的累积性作用。

（三）考虑到即时性和延续性的问题

已有的大量横断研究探讨了同伴关系作为保护性因素对处于危险性因素中的儿童（如留守儿童），研究者更希望通过追踪设计对同伴关系持续作用后的发展结果进入深入探讨，以此继续探讨保护性因素作用的即时性与延续性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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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金灿灿，邹泓，李晓巍.青少年的社会适应：保护性和危险性因素及其累积效应[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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