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孔子编辑思想及其实践

【前言】谈孔子编辑思想及其实践由文秘帮小编整理而成，但愿对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帮助。孔子整理《六经》之事,汉代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有较详细的记述:“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古诗《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仪,……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

摘 要: 孔子是否为编辑,编辑界至今无定论。其实,孔子的编辑实践也是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他及弟子不断完善并确立了自己的编辑思想。

中图分类号: G239.29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9-8631(2010)03-0182-01

鲁迅先生曾说:“选本可以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见。博览群籍,采其合于自己意见的为一集,一法也。如《文选》是。选择一书,删其不合于自己意见的为一新书,一法也。如《唐人万首绝句选》是。如此,则读者虽读古人书,却得了选者之意。意见也就逐渐和选者接近,终于‘就范’了”。孔子编辑和整理的文化典籍为积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传承人类文明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孔子编书是在明确的编辑宗旨指导下进行的,他希望通过教材的编选,文字的加工,传播自己的教育与政治思想、主张,留给后世明君效法。孔子曾经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述而》)。他还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孔子在编辑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并确立了自己的编辑思想: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正因孔子有这样的编辑思想和理念,促使了其对“六经”的贡献在于编辑而非著述,也使得古代的优秀诗歌、史实古籍和先进的文化得以传承下来。

“述而不作”,是指对待古代文化只是阐述而不进行创作,旨在传述历史的时候做到实事求是、尊重事实,不去篡改、歪曲历史事实。这对于保存古代文化以及古人思想作品的原本面貌是具有积极的作用。但事实上,孔子在从事编辑活动的过程中,却赋予了旧文献以新的内容。最终,孔子的“述而不作”不再是简单意义上的传承历史和古代文化,而是在转变成了“以述为作”、“寓作于述”。这主要体现在:首先,在思想内容方面,孔子大大发展了古代帝王们的观点,提出了“仁”的核心、“礼”的形式、“中庸”的方法论和人本哲学学说。其次,在教育方面,孔子通过教材的选编、文字的加工,传播了自己的政见和理想,使得其所编辑的文献多数都体现了自己的思想观点。《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孔子从卜官的材料中编撰成《易》,从史官的材料中编撰成《春秋》,还从现有文献材料中整理出《乐》、《诗》、《礼》等书,对学生进行传授。这是孔子的儒家思想得以传承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孔子编辑理念完整再现的重要原因。如:

孔子整理《六经》之事,汉代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有较详细的记述:“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古诗《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仪,……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王充《论衡・效力篇》也有孔子“作《春秋》,删《五经》,秘书微文,无所不定”的说法。孔子本人也说过:“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并自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其中,“序”、“编次”都是编辑的意识;“删”是删定、整理的意思;“述”是传承、阐述的意思,是相对于有思想、有见解的“作而言的”。其实孔子既有述,又有作,如《春秋》、《易经》。孔子在评选《诗经》时坚持了一条重要的编辑原则,即“取其可施于礼义”者。在《诗经》中的一些诗句,表面上看似与孔子的这一宗旨无关,但在孔子的理解里却也掺入了“仁”的内容。以“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为例,这本是描述美人的诗句,意思是说,有一个美丽的姑娘,“微微地笑着,眼角留神地看着,像白绸上画的花卉一样美啊”,孔子在和子夏的对话中,却把白绸(素)比作“仁”,把花卉(绚)比作“礼”,结论是“礼”在“仁”后。而在编写《春秋》时,孔子则主张“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按自己的主观意向“笔则笔,削则削”,在客观叙事的形式下隐寓褒贬。在《春秋》中,孔子在述及周朝史实时,即便当时的周天子已经丧失了自己的权力,成为了一尊名副其实的偶像,却依旧大书“春王正月”并继续使用周纪年,充分体现了孔子在维护周天子权威的政治态度。而孔子在编辑鲁国史书《春秋》时,只是截取了自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这一段具有代表性的历史,具有“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的负面特征,但孔子却在不歪曲史实的前提下,用自己带有褒贬意味的语言“重新讲述”了历史,所谓“其事则齐桓、晋文,有文则史。孔子曰:‘其义丘窃取之矣。’”,从而达到“成《春秋》而乱臣罪子惧”的效果。

“述”之有据,而非主观臆断。这是编辑态度上的寓作于述。《论语・子罕》记载:“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这是说孔子为人处世的四个原则:不无据臆测、不武断、不固执己见、不唯我为是。孔子在编辑“六经”时,总是注意言之有据,从不主观臆测。孔子编《春秋》,就是以鲁春秋为原材料,采取“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的编年体体例,记叙从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十四年间242年的史事,一方面这是据实而录,而非主观臆测,另一方面又寓有“微言大义”,谓之春秋笔法,对于哪些事当记,哪些事不当记,什么事如何记,孔子都很有讲究,无不渗透着编者的个人好恶观念和政治倾向性。

“信而好古”中的“信”不是迷信,是真信,加以考证过的真信。表达了孔子对待古代优秀文化遗产不是采取的态度或全盘否定的态度,而是采取敬畏的态度加以整理。孔子在经过长期的编辑实践,总结出了一些较为科学的编辑方法,即多闻阙疑、无证不信、排斥虚妄。

孔子曾说:“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论语・卫灵公》)就是说对于史书的阙文要存疑,留给别人思考,不要凭主观臆测独断妄改。如《春秋》中,阙误较多,纪事时不书月、不书日往往比较多,孔子在整理的时候一仍其旧,而不轻改。

另外,孔子在《论语・述而》载“子不语怪、力、乱、神”,即对他没有见过的超自然现象,以及他自己无从探究、无法理解的事务尽量不去提及。如:《春秋》中有这样的一段记载:(庄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据《公羊传〉述,《春秋》的原文是“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即陨星下落如雨,离地一尺而又返回。由于事涉怪诞,故孔子编辑《春秋》时并没有记载。

孔子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忧;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论语・为政》)他还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论语・述而》)。孔子总是多闻多见,在占有大量原始材料的基础上选取有用的材料;并非照抄照录之述,而是按照一定的价值标准、思想准则进行挑选。所以,孔子虽然强调“述而不作”,但什么当述、什么不当述,孔子自有其选择的标准,这也是一种作,是孔子寓作于述的编辑匠心在选材上的体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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