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方以智与青原禅宗

位于江西吉安东南端的青原山，以山青、水清、气清而名扬，唐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六祖慧能首座弟子行思于此山安隐寺（后改名为净居寺）扬禅弘法而肇开青原禅系，一时成为天下名山。然宋以后数百年沦于圮废，祖道无闻，直至明中后期在江西曹洞宗中兴的背景下，才略复生气。清朝康熙初年，一代高僧药地大智（方以智）重振青原雄风，使之再度成为江南禅宗的重地。方以智与青原山的结合，是中国禅宗史上“名僧名山两相宜”的典型案例，考察这一案例，白有相当的学术意义与价值。

一

方以智（1611-1671），安徽桐城人，字密之，号曼公、鹿起、浮山愚者。出家为僧之后，名大智，字无可，别号弘智、药地、浮庐、墨厉、极丸老人等。方以智是明末清初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是桐城学派的先驱人物，也是一位著名的佛教理论家、活动家。方以智出身于安徽桐城名门世家，曾与陈贞慧、冒襄、侯方域等主盟复社，裁量人物，讽议朝局，人称“明季四公子”。崇祯十三年（1640年），方以智中进士，任翰林院检讨。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朝覆亡后，方以智从北京辗转奔至南京欲有所作为，然受到南明弘光朝廷的迫害又被迫逃离，流落在岭南、两广一带。清顺治三年（1646年），明桂王朱由榔于肇庆即位监国，方以智以博学充经筵讲官，旋迁侍讲学士。次年迁礼部侍郎、东阁大学士。因朝政混乱，方以智感世事难为，遂挂冠离去，隐居湘桂边界苗峒中。清顺治七年（1650年），方以智在广西平乐被清兵搜俘，迫降不能屈，得清帅马蛟麟礼敬，而听命其出家梧州云盖寺为僧。方以智出家，这大概就是《青原志略》卷四孙晋《药树堂碑文》所称的“蹋翻南北，从剑刃上悟性命之因”吧。

顺治九年（1652年）八月，方以智离开云盖寺越南岭向北游方，行脚江西、江苏、浙江等地，寻访高僧大德，辗转数月后回到家乡桐城省亲。翌年，又辞别家乡去离别十年的金陵（今南京市），皈依天界寺的曹洞宗大师觉浪道盛，受具足戒，为曹洞宗第29世。同年，于高坐寺（在今南京）看竹轩闭关。顺治十二年（1655年）秋，以父亡奔丧而破关，于家乡庐墓三年。其问方以智接到南京觉浪道盛书信，信中希望他能为振兴曹洞一宗而担当重任。法兄笑峰大然亦作诗《束无可合山墓庐二首》，提醒其要承担禅宗的责任。方以智守孝期满后，再次进入江西地区，先后执掌新城天峰禅寺、廪山寺、寿昌寺、南谷寺、金溪疏山寺、南城资圣寺等处法席，举扬江西曹洞宗中兴大旗。顺治十四年（1657年），觉浪道盛高足笑峰大然奉师命入主青原山。大然在青原山颇有作为，青原山初步蔚成中兴的气象，可惜他仅住持三年就于顺治十七年（1660年）四月去世。在大然住持青原期间，作为法弟的方以智曾至青原山活动。《青原志略》卷十载有方以智《冬上青原扫祭七祖塔，次笑和上韵》一诗：“岭北南华开此山，曹溪逆浪洒人间。两株夹路常如此，一斧挥空无不删。且以青莲消白眼，漫劳黄叶破红颜。我来扫塔穿寒暑，烈日偏当冬至关。”这表明方以智此时已对青原山滋生出了倾慕之情。

笑峰大然去世，青原山禅场缺少大德住持，初步复兴的青原禅宗遂呈中止之势，青原山所在的地方官吏遂有意邀请方以智入住。康熙三年（1664年）十一月初的冬至日，方以智“应于藻、倪震等人之请，为了觉浪兴复曹洞宗之愿，主青原法席。是日，拜七祖塔。付汋林禅院与法友无倚，门人郭去及方中通等随至青原山”。余英时先生《方以智晚节考》认为，方以智出任净居寺住持表面上是出于于藻之请，而实际是有士大夫萧伯升暗中帮助。不管于藻基于何种原因请方以智住持净居寺，其主要还是因方以智在遁入空门前后与不少名人士大夫结成了较为亲密的友谊，并在他们之中有较大的影响。

而就方以智本身而言，他在青原禅宗中兴的关键时期，自觉地继承觉浪道盛、笑峰大然的遗志，达成他们复兴七祖祖庭及曹洞宗之愿。后来方以智曾在青原山《上堂》中自言：“山僧本欲幽栖岩窦，隐遁过时，只为先师有个未了公案，出来为他了却。”这正是他接受青原山住持之位的心灵写照。

二

康熙三年至九年（1664～1670年），方以智任青原山净居寺住持期间，致力于重振青原禅宗，取得了不小的成效。

青原山时期是方以智禅学思想成熟的时期。据《青原愚者智禅师语录》所载内容表明，此时方以智对历代禅宗语录及其所反映的禅宗思想史相当熟悉，对禅学的核心人物及其概念、范畴也有切实的把握。其所阐述的佛教思想，基本上沿着《起信论》《楞严经》《圆觉经》的线索展开，把真常唯心思想作为禅学的核心。例如，《青原愚者智禅师语录》载，方以智对宋代临济高僧大慧宗杲的“看话禅”表现出特殊的关切。他认为宗杲的“竹篦子话”表达的是禅的“言语道断”，而这对这类话头的参破，要比参“机锋棒喝禅”“佛祖玄妙禅”更有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宗杲的看话禅的核心是参破“疑情”、透过“生死”，这也正是方以智给予特别关注的原因所在。

方以智重视看话禅，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才有一事不顺情，一点不次第，便没奈何，便白做主，即恩义如君臣父子亦顾不得。如此浇薄，又何怪法界之不变乱，丛林之不废坠耶？真正学道人，便从这里看破，最为省力。不得已，看话头，起疑情，犹是方便矣。”参禅联系“君臣父子”，在于：“天无七曜五行，天复何用？船无帆樯篙橹，舵手何为？既建丛林，自安职事，纪纲条理，法位现成。譬如一人，五官百骸各称其职，而元气自运，神明斯享。必执以心为内，以法为外，身首异处，岂得复为全人？翻笑达磨分皮分骨，分肉分髓，犹是批剥火候，特地一场支离耳！所叮咛者，形骸既分，即有血气之我；有血气之我，即有衣食之我；有衣食之我，即有是非之我。”显然，方以智一方面是在阐发曹洞宗的“君臣五位”学说，另一方面则是在阐述现实中“君臣父子”之道不可违背的道理。出世的方以智并没有遗忘世间的君臣恩义，亡国的悲痛时时刻刻在折磨他的灵魂，所以余英时以为“密之亦不愧为‘以忠义作佛事’者”。

方以智重视修缮与兴建青原庙宇。法荫堂、归云阁、药树堂都是在他驻锡净居寺期间兴建的。

方以智关注青原山的禅宗文化建设。康熙四年（1665年），《物理不识》脱稿付梓，《浮山后集》编成，又作《禅乐府》。康熙五年（1666年），萧伯升捐资刻《药地炮庄》。方以智除了自己撰写禅学著作外，还继承笑峰大然遗志，领门徒完成《青原志略》的修撰。《青原志略》成为现存最早山志，至今仍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与学术地位。

方以智主动外出进行禅事交流，以扩大青山禅宗的社会影响。

在方以智的积极努力之下，青原禅宗得到了社会广泛的支持。《青原志略》卷七焦荣《青原未了庵引》日：“青原道场，胜冠吉州。迩药地大师驻锡，阐示宗教，远近人士及缁俗等众，译斯旨趣，如大梦忽觉…一日者，缺一净室方丈，敢募护持，发大愿力，以嗣振宗风。”青原净居寺基本上摆脱了昔日的颓废之势，重新成为当时著名的禅宗祖庭、江南禅宗发展的重地，以至于禅林中有传说七祖倒插枯荆再生。《青原志略》卷首许焕《青原志略序》认为，枯荆的再生被认为与方以智在青原山的佛教活动有关，“愚者大师继之，宗风丕振，山川生色，枯荆再长，岂非偶然”？

三

明中期以来，王守仁、王畿等第一流的学者来青原讲学，吉安学者邹守益、罗洪先、、聂豹崇尚江右王学，建传心堂于青原净居寺内，大会各地学人于此。青原山成为江右王学活动的重心。明末清初，社会动荡，青原讲学之风有所衰竭。但方以智任净居寺住持后，又掀起了一个青原讲学的高潮。《青原志略》卷七宋之鼎《玉原里茅屋记》：“愚者大师驻锡青原，居士皈礼之，每入青原谈玄析义，辄数日忘返。居士云：‘吾不敢望陶靖节，然愚大师，今之远公也。余得厕白社，幸矣。青原、玉原，宁问柴桑同异乎？’”值得注意的是，王学兴盛时，极大地压制了青原禅宗；而方以智兴盛青原禅宗，却带来了青原儒学的一时兴盛，呈现出佛、儒同兴的景象。

方以智在青原山，除从事佛教禅事、著述外，多与士绅名流、文人墨客、释子居士交往。他之所以热衷于与世俗人士交往，诚如蒋国保先生所言，“（方以智）被迫遁入佛门之后，他虽身存方外，却又念念不忘方内；他虽为避世而逃禅，却又入禅讲‘救世’”。事实上，方以智逃禅，并没有改变他的基本儒家立场和观念，他的思想也没有出现根本性变化。侯外庐认为，“方以智虽因躲避清廷的搜索而走了逃禅一路，但他的思想方向并没有因此改变。我们看他为僧后的著作以及语录，除在例行仪式上虚应故事外，毫无坐禅佞佛的迹象”。方以智在青原山的活动，正体现出这一特色。据施闰章《青原毗卢阁记》称，方以智“以儒为禅”。方以智由儒入释，其思想的宗旨是以儒释为中心的三教融通思想。

方以智基于方氏家族传统的象数易学思想作为三教会通的理论基础，并将觉浪道盛的庄学论述导入青原，在青原山掀起了一股三教并弘的学风，由此也使其哲学思想境界升华到了一个圆融贯通的集大成的阶段。

方以智晚年因其儒家忠君爱国思想及其个人际遇，在明清鼎革时被迫“逃禅”，诚然是其世俗人生之一大不幸。然而，方以智入主禅宗七祖祖庭青原山，努力振兴青原禅宗，使青原山重新成为当时南方著名的禅学中心，并树立起佛儒合流的宗教特色，成就了明中后期以来曹洞中兴运动中青原支系的中兴。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清初南方佛教禅宗发展的情势，实为青原山禅宗发展史乃至中国禅宗发展史上的一大幸事。另外，方以智借助青原山，圆满了其禅宗人生，丰富了其哲学理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意义亦非言语可轻论。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