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废园”看《在酒楼上》

意图。

关键词：鲁迅;结构;意象;象征

（一）

鲁迅《在酒楼上》讲述了“我”回到离故乡不远曾经教书的S城探寻旧友不可得，在“一石居”酒楼中偶遇旧同窗吕纬甫，吕纬甫向“我”讲述他重回S城的遭遇和北去太原的生活。从文章的表意来看，“我”作为见证人，在这一过程中目睹了吕纬甫十几年间由于现实生活所迫发生的变化：放弃了曾经的理想坚持而沦落日常琐细生计的奔忙中，变得“敷敷衍衍，模模胡胡”。但深入分析小说后，可以看出小说在叙述结构上存在几层内在关联，即“我”与吕纬甫、吕纬甫与阿顺、阿顺与剪绒花，而文章最终的指向在于：酒楼外的废园。文章的叙述层次大体可分为两个部分：偶遇吕纬甫之前和偶遇吕纬甫之后。偶遇吕纬甫之前是“我”与废园的“独处”，之后是废园、“我”、吕纬甫和他所带来的现实世界为一个整体的三者的“独处”，废园在无形中成为“我”、吕纬甫、以及现实世界的见证。从文章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得知S城中近乎所有的人事都已不复以往，就连“一石居”也是物是人非，唯一没有变化的只剩“废园”了，废园在此不仅是外部环境的表征，而且象征着某种永恒精神的存在，它默默注视着周围一切的变化――“愤怒而傲慢，如蔑视游人的甘心于远行”[1]，亦如哈代“威塞克斯”小说中那片荒原的永恒象征意义。小说虽将笔力集中于吕纬甫的讲述，对“我”十几年中的境遇以“一个大概”一笔带过，但寻访旧同事的行为本身也暗示了“我”的改变。

小说第一部分“我”“寻访几个以为可以会见的旧同事，一个也不在，早不知散到那里去了”，按照常理分析，为什么“我”不通过信件与旧同事联系，而独自跑到S城？当“我”上到酒楼二层，拣得“最好”的座位，为什么那“最好”的偏偏是一张靠窗的座位？当“我”独坐自感孤独时，为什么不愿别的酒客打扰？当吕纬甫缓缓步上酒楼，“我”为什么“害怕似的”抬起头，我的害怕从何而来？

酒楼二层的环境描写中有一个细节：“木棂的后窗”换成了玻璃的。在前文中酒楼外的自然环境是“深冬雪后，风景凄凉”，小说故事发生的空间叙述酒楼是一个相对较封闭的内环境，如果木棂没有换成玻璃，外部的废园就不会与酒楼的内在环境“连成一片”，成为一个整体。玻璃的后窗使叙述空间变成了“以废园为背景的酒楼”。从“我”拣得可以眺望楼下废园的桌子坐下说明“我”是十分喜爱废园的。酒肆瓦舍作为三教九流出没的场所某种意义上也是现实社会的一个缩影。“我”在现实中遍访“故地”无可得，在酒楼上看到废园中繁花满树的老梅，红火如荼的山茶树，它们既是自然景物的描写，也是“愤怒而且傲慢”精神的象征，“我”不愿别的酒客打扰是不愿这种精神为现实所破，“这园大概不属于酒家”，暗示了废园所代表的精神的易碎和与现实的距离。这就是当吕纬甫上楼时，为什么“我”会害怕：吕纬甫作为“现实”的出现必将打破“我”内心的精神保守，从更深的层面，“我”真正希望的是“物是、人是、精神是”而非“与现实相遇”。

文中三次提到废园，第一次是“我”跨上酒楼后看到废园的全貌，第二次从吕纬甫看到废园时的眼光侧面描写，第三次是吕纬甫叙述他为阿顺买剪绒花开始时穿的一段对窗外废园中山茶树的描写。如果将酒楼上“我”与吕纬甫间的对话作为联结叙述时间上过去、现在、未来的明线，那么，废园则是一件通往过去、见证现在、遥指未来的象征物。

（二）

从人物设置来看，“我”与吕纬甫也颇有相似之处。我们回到S城的目的都是为了找寻“旧梦”――我是会见旧同事，吕纬甫是遵母命在迁坟的过程中找回对小弟和阿顺的美好记忆。两个主人公的寻求过程也是从一种非自主性到某种自主性――“我”趁回故乡顺道来S城，吕纬甫在迁坟的繁琐中逐渐勾起了对小弟的希望和对阿顺的热心。可以说二者寻求过程的最开始阶段带有主观的无意识性，而作者正是通过这种无意识的偶然性衬托“我”与吕纬甫相同行为的必然性。最后二人找到的结果和当时的心境也很接近――“我”的“颇悔来此为多事”，吕纬甫的“踪影全无”。

小说第一部分当“我”意外地看到吕纬甫内心忖度他是否当我为朋友，后文吕纬甫讲述完迁坟的事对“我”说：“看你的神情，你似乎还有些期待我”[3]，“怕我终于辜负了至今还对我怀着好意的老朋友”[4]。从小说的叙述内容看，“我”回到S城为了寻找旧同窗，即与我志同道合的曾经的朋友，“我”对朋友暗含期待之心，即对吕纬甫的期待;吕纬甫回到S城给阿顺送去剪绒花，暗含着他对阿顺的期待;阿顺对剪绒花则有种期待。由此，全文的叙述结构可大致构成一个环形：“我”――吕纬甫――阿顺――剪绒花，而这几处的联结点则在废园，废园站在至高点上，“愤怒而且骄傲，如蔑视游人的甘心远行。”[4]后文吕纬甫自嘲自己如少年时看到的蜂子或蝇子，从一个地方受了惊飞了一圈又回到原点，问“我”“你不能飞得更远么？”[5]，“我”回答道“这难说，大约也不外乎绕点小圈子罢”[6]。“我”的回答看似是为了迎合吕纬甫，但联系前文可以看出这样的答案也包含着“我”的一部分真实，表现了“我”内心的不确定和彷徨。

吕纬甫当年与“我”一起去城隍庙拨掉神像的胡子，连日议论改革中国的方法，是何等的意气风发，“敏捷精悍”。而现在的吕纬甫折返S城的迁坟行为与他当年所做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且在他心中“觉得掘坟的命令是他一生中最为伟大的命令”[7]，这就从主观意识上彻底颠覆了“废园精神”。当吕纬甫抱着一丝希望给阿顺买外省的剪绒花发现阿顺的亡故后，他存留的那点儿热心也完全破灭了，以前的吕纬甫只有在酒中才可找到，现在的他在行动上已是“模模胡胡”，“教‘子曰诗云’”罢了。

（三）

“我”、吕纬甫、以及吕纬甫的叙述有什么关系，小说所要表达的主旨意图到底为何？

从叙述方式来看，“我”作为见证人是吕纬甫叙述内容的引导者，即在“我”的引导下回顾了他的经历;从叙述空间上讲，“我”与吕纬甫同处一个空间概念，即以废园为背景的酒楼;从发展情节来讲，“我”与吕纬甫都具有相同的行为动机。细读小说，可以看出“我”对吕纬甫出现所持的态度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即：害怕――吃惊――很以为奇――悲伤――不快――颇不自然――“有些期待”――奇异。“我”的害怕象征着不想被无关的人或现实打破内心的希望，见到吕纬甫吃惊、很以为奇是“我”自觉找到了以前和“我”志同道合的朋友，后来通过观察吕纬甫的神态发现他早已不复当初，因此悲伤、不快、颇不自然，但“我”仍对吕纬甫抱有期待，当他说要回去教“子曰诗云”时，我奇异于为什么以前那个拔掉神像胡子的人会倒退回原来的路。因此，小说在叙述结构上也暗含着“希望的破灭”：“我”对吕纬甫代表的通道人，吕纬甫对阿顺代表的“旧梦”，阿顺对剪绒花代表的新的生活;而废园的出现则象征着对现实世界的失望。“我”与吕纬甫同属废园所蔑视的“远行的游人”，吕纬甫在现实的“拷打”中完全放弃了“废园精神”，我虽心有期待，但也歧路彷徨――“这难说，大概也无外乎绕些小圈子罢。”[8]。

《在酒楼上》表层的主旨在于叙述吕纬甫在现实中的沦落，深层则是探索以“我”为代表的那些在现实中歧路彷徨但心有期待者的出路。废园的出现象征着现实的可怖，园中老梅与山茶树又给人以希望。结尾处“我”在寒风雪片中走向S城先前没有的新的“归宿”，不失为一点希望。（作者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

参考文献：

[1][2][3][4][5][6][7][8]鲁迅.鲁迅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