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企业家的“脚里”之梦

“对这一切我们不满意，也不甘心，所以我们学院以‘脚里’命名，提醒我们要对乡村教育审慎思考并且迎难而上。”

贵阳市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一个女孩经常遭到同学殴打，头发被从头皮上一撮一撮往下扯。她没有任何申诉，只把原因写在了日记里：“我每天要偷一块五毛钱，学姐要偷三块五毛钱，这样我们中午才有一顿方便面吃。”

一个青年作家发现之后主动上门家访，希望女孩的父母能解决饭钱。最终，一个老人带着十个孩子、每月生活费不足七百元、家徒四壁的景象使他没能开口。2015年6月，脚里学院理事会上，该院名誉院长、前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顾久讲述了这个故事。

在贵州，顾久当过知青、工人、教师，后来从政，官至副部级，但他自感问心有愧，“看到这些，我永远都觉得自己是有罪的，我们当年的工作没做好。”

天养大的孩子

曾经，顾久见一个学生字写得非常别扭，惊诧地问：“没人教过你写字吗？”学生的回答让他至今难以释怀：“我们都是天养大的孩子。”

这句话也让脚里学院的企业家理事们动容，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多次深入贵州山区支教，亲眼目睹那片土地的贫瘠与荒凉。脚里学院理事长于淼说，“如果不亲身感受，这种影响没法进到你内心，它和通过新闻去想象不一样。”

脚里学院，是于淼和一群走戈壁的企业家发起，旨在为乡村培训出好校长的公益机构，它的缘分源于贵州东南的脚里小学。

2010年，于淼带着程雯、沈蕾等企业家组成的支教队来到脚里小学时，该校只有40多位学生，一个老师和一个校长。他们各自只能带一年级和二年级，原来带三年级的老师刚刚辞职离开。留下来的老师，也并不全职教学，时常下地劳动，或谋其他生计，学生处于半“放养”状态。脚里小学几乎每年都接到教育局的裁撤指令，唯一一位留守的老师也盼着学校真正被撤，因为那时候他也可以离开了。

但是，这所学校对学生和家长却至关重要，它是附近唯一的小学，一旦裁撤，全校的学生只能到十公里外的中心小学上课。于淼说：“中心小学没办法解决吃饭和住宿问题，孩子一天要来回奔波四次，很辛苦，很不安全，营养也跟不上，他们即使上了三年级，个头也很矮。”事实上，脚里村民的收入全靠种植，每个家庭年均收入一两千元。

支教队到达脚里的第二天就探访了中心小学，在沈蕾的记忆中，通往中心小学的山路在天气良好的情况下都很难走，遇到雨雪，路况更恶劣。“当时面临特别严峻的一个问题，脚里小学的三年级没人带，只能到中心小学去，这么小的孩子，你让他们每天这么来回走，其实挺不现实，有很多人因为这个就不上学了。一些家长让孩子来上学，就是因为学校能管一顿饭，还能帮着看孩子。”

更严重的是，脚里小学的低年级学生听不懂普通话。脚里学院院长程雯有一次上音乐课时，一个孩子突然哭了起来，“因为听不懂我们在唱什么，特别着急。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的孩子一二年级不会讲汉语。”

在去脚里之前，沈蕾没有过农村的经历，大多数时候，她生活在上海这样的国际城市。她兴奋地向《中国慈善家》描述支教队第一次去脚里小学的情景。那天，他们各自背着睡袋和帐篷，带着途中买的面条、蔬菜、肉和水，从贵阳驱车近七个小时到脚里，当晚还在学校露天的乒乓球台上给孩子们包饺子。“第二天一大早，我们还在帐篷里睡觉，孩子们就过来了。”

沈蕾说，支教队出发去中心小学时，身后跟着一群孩子，“刚开始以为他们只是送到村口，结果他们一直跟着，然后我们就说，这么多孩子别丢了一个，特别有意思。”后来接触多了，沈蕾发现，很多孩子晚上都不愿意回家，支教队来学校的时候，他们就跟着待到很晚，第二天一大早又围过来。有一次，沈蕾忍不住问：“你们家里人不会找你们吗？” 孩子们说：“不会的，没有人找我。”等支教队把孩子一个个送回家后才知道，有些孩子家中只有老人，或者干脆没人。对此，程雯的感触很深。她在课堂上教孩子们唱《爱的奉献》时，他们会哭，刚开始，程雯以为他们是被歌曲打动，细问之下知道，这个女孩的妈妈不在了，那个男孩的爸爸不在了，“他们真的是‘天养大的孩子’。”

在这些孩子身上，沈蕾感受到了强烈的“被需要”，“他们真是没人陪伴。其实我们做的也不多，只是给他们一点点微笑，给他们讲个故事，教他们唱一首歌，他们就会觉得，从来没有人对我这样过。”

在去中心小学的山路上，一个平时沉默寡言的女孩也一路跟着，半道上，她突然上前抓住沈蕾的手不放。“她不跟我说话，就低着头默默地走。我们一路唱歌什么的，她也不唱，最后她还是跟着唱了。长得特别漂亮的一个女孩。”

和孩子们一起走山路时，几个女孩一边采野花，一边给野花搭配各种颜色，“白的花应该配黄的花比较漂亮，这个花应该配点叶子。”沈蕾感到不可思议，“我当时听着真是……没人教过她们，都是这么一点点的孩子，她就能搭配出一束很漂亮的花。”女孩们纷纷把搭配好的花塞到沈蕾手里、戴到她头上，那一瞬间，沈蕾感觉很奇妙。

思路升级

支教队的企业家们原来只是做短期支教，帮学校修操场、厕所，建图书馆，给孩子上音乐课、美术课，还开出相对优厚的条件招募志愿者到乡村小学长期支教。在深入接触到乡村教育的“痛点”之后，于淼等人意识到，相对于短期支教和长期支教而言，培养当地学校的校长，起到的综合效果会更佳，因为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脚里学院理事粟元生说：“一旦校长积极了，他会组合更多的资源，把一片带火起来。”

机缘巧合下，他们结识了顾久。在顾久的支持下，2010年，在长、短期支教的基础上，他们又启动了“好校长计划”，跟贵州威宁、毕节、贞丰等地的教育局长期合作，帮助培训符合标准的校长，直到2015年6月22日正式宣告成立规范化、长远化培训乡村教育家的公益机构―脚里学院。

对于脚里学院的名字内涵，于淼解释说，这5年，他们给脚里小学派出长期志愿者，让孩子们学习他们从来没有学过的音乐、美术、英语、阅读，甚至为学校建设校舍、浴室和厨房，但他们没有办法从根本上改变这所小学的命运，没有办法让孩子们获得持久的喜悦。“那边的教师编制没有增加，新的老师不愿意去，现有的老师想尽一切办法离开。到今天为止，这所小学就只有一位校长，当地部门发出了撤校的通知。对这一切我们不满意，也不甘心，所以我们学院以‘脚里’命名，提醒我们要对乡村教育审慎思考并且迎难而上。”

6月22日当天，在北京师范大学辅仁校区，40位来自贵州大山的山村学校校长，和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顾久、北京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王文静、北京四中校长刘长铭以及脚里学院的20多位理事会成员一起参加了开学典礼。

通过脚里学院的平台，更优质的高端资源被整合进来，其中，北京师范大学的教育资源和理念成为脚里学院有力的支持。

原领导力的聚变

进入脚里学院进修前，被选拔的校长首先要进行一次挑战，就是跟戈友们一起穿越戈壁。这一规则的设置在脚里学院理事会内部曾经引起争议：校长们天天走的都是山路，这样的拉练是否有必要？

事实上，成功走过“玄奘之路”的经历，对每个校长的内心震撼非常之大。每天数十公里的徒步，对于每个参与者的体力和意志都是极大的考验，成功穿越戈壁后，“很多人都哭了。”“这里面就是挑战自己，面临极限，在面临最大挑战的时候，就看你还能不能坚守，坚持当初的信念。”很多校长坦言，“这里面最大的体悟是，让身体来压迫灵魂，当身体面临极限的时候，灵魂还能不能坚持，毅力还够不够。”

有一个参加戈壁行走的校长，原来每年都会向教育局递交辞呈，行走之后，他再也不提离开的事情。还有一个校长，其所在学校的硬件条件很差，厕所破败。参加完培训后，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厕所修好，于是积极地去找教育局，想办法筹钱，并跟戈友们联络，询问是否可以提供一些资源。

粟元生说：“变化在于，以前他可能觉得这些事情可做可不做，等待，观望，但是培训完之后，他会积极地落实，主动伸手要资源，一定把它做好。如果做不完，就会感觉自己失职，产生了内在的推力。”

培训校长带来的转变不仅仅是对于校长本身，当地教育局看到校长们的变化，对于戈友们的努力给予了更多的支持。在“玄奘之路”举办地甘肃瓜州，当地教育局也找到戈友们，问能否组织当地的教师参加，后来四川一些学校的校长们也加入进来。

走过戈壁之后，校长们对戈友们产生了不一样的感情，按照戈壁行走的惯例，回访的时候彼此一见面就拥抱，“真是发自内心，就像兄弟姐妹一样，一种情感的融入。”大家喝喝酒、聊聊天，说说心里话。“真正能够把他激发起来，把他内在力量带动起来以后，他会自动积极地把这个学校搞好。”

脚里学院成立以后，理事会计划在戈壁行走的模块之外，系统性增加另外三个模块，对学校现状及切实需求做出更大的支持，包括管理研修模块、校长挂职实践，以及外出访学。未来，脚里学院计划组织校长们到台湾、日本参访，比如了解台湾的原住民学校，那些学校并没有改变当地的情况，而是把当地优势发掘出来。

在之前四届戈壁行走对校长产生强大的内在驱动力之后，目前脚里学院着手思考课程标准的系统升级。

“我们有很多困惑，课程和老师是我们花很多精力在做的事情，我们手里并没有很多师资力量，现有的一些教育领域的专家老师不一定适用，怎么找到好的老师，提供符合我们教育理念、又能符合校长现状和接受能力的教学，这是目前我们最大的难题。”程雯告诉《中国慈善家》。

另外，撤点并校的担忧仍时刻存在，理事们思考能否将一些学校的公办性质改为民办，但顾久认为，在目前的政策制度下，“改制的问题非常大。”

和做企业时遇到情况所采取的反应机制一样，企业家们仍在积极寻找新的思路。今年，于淼去成都考察了华德福学校，也研究了陶行知乡村教育的理念，他打算从身边的生活教育、人文传统民俗入手，探索出一种更适合当地的教育模式，植入教学内涵。

他设想，既然山区有太多小学是教育部门资源难以覆盖的，“是否可以跟教育部门谈，我们派驻老师到当地，用华德福或陶行知的理念培训当地老师，编制仍然是公办，但是脚里学院帮助教师解决教育理念内核的问题。”

于淼表示，“这样对华德福也有意义，届时发动社会募捐，大家也愿意支持。这样的理念培养出来的孩子也更适合农村。”

一切尚刚刚开始，虽然面临的问题非常复杂，但是脚里学院的企业家理事们并不着急，他们耐心十足。“我们是有一定影响力的人，一个人参与进来，就能带动他周围很多人，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很大的意义就在于此。我们真正从本质上撼动教育、改变教育很难，我们不过是做一些拾遗补缺，但是能够让更多人关注乡村教育，关注社会公共事业，这个意义很大，像一种公共实践一样。培养公众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和践行，这个是我们社会特别需要的。”于淼说。

1.北京市戈友公益援助基金会自成立以来，持续组织志愿者到贫困地区进行长期或者短期支教，为偏远乡村儿童开展素质教育。

2.脚里学院院长程雯

参加第九届“玄奘之路”戈壁挑战赛的戈友基金会志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