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淡忘的西点军校中国留学生

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上，有许多名人是从国外军校留学归来的，如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军事学院（Virginia Military Institute，也有译作弗吉尼亚军校）的孙立人，毕业于法国圣西尔军校的廖耀湘，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的蒋百里、何应钦、阎锡山等，那么中国历史上是否有人入读美国最有名的西点军校呢？他们的情况又如何？本文钩沉史实，着力解开这段逐渐被人淡忘的历史。

一

西点军校全称“美国陆军军官学校”，是美国军队培养陆军初级军官的学校，因其所在位置被纽约当地人称为西点而习惯上称为西点军校。它是美国最早的理工科院校之一，录取率一直比肩哈佛、耶鲁等名校。在其200多年的办学历史上，不仅涌现出了诸如罗伯特・李、麦克阿瑟、巴顿等名将，还培养出了美国第十八任总统格兰特、第二十四任总统艾森豪威尔、军火大王杜邦、巴拿马运河的总工程师戈瑟尔斯等各领域的杰出人才。

中国自从鸦片战争后就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许多有识之士从中看到了中国与西方军事的巨大差距，中国官派留学教育也希望能学习西方列强的军事技术。1870年，清政府批准幼童留学美国，李鸿章等洋务大员也将目光投向美国将军的摇篮――西点军校。如李鸿章就与西点毕业的总统格兰特交游甚好。但在幼童留学后期，在美国爆发了大规模的排华风潮，中国学生进入西点军校的梦想也随之破灭。与此同时，中国派遣大量留学生进入欧洲和日本学习军事。

随着时代的进步，许多美国的有识之士认识到排华的荒诞，加之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退还“庚款”计划，使中国学生进入美国学习军事成为可能。1905年3月3日，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批准西点军校接纳中国学生。从这年起，中国历史上总计有10人入读西点，8人毕业，2人被淘汰。这8人按毕业时间先后顺序分别为陈挺甲（1909届）、温应星（1909届）、王赓（1915年入学，1918届）、曹霖生（1916年入学，1918届）、王成志（1922届）、张道弘（1924届）、王之（1932届）、严朴生（1937届），另有2人因学业原因被淘汰，分别为王泽兰（音译）、张毅（音译）。其中由于一战的原因，在1918年有两届毕业生，所以王赓与曹霖生尽管不是同学，却在同一年毕业，除王成志学了3年，其余都是4年学制。

二

1904年，陈挺甲、温应星、温济忠（温应星堂叔）受清廷公费资助进入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学习，成为该校历史上首批华人留学生。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曾是巴顿的母校，也是美国著名的军校。一年后即1905年，陈挺甲、温应星转入西点，成为西点的首批中国留学生，与巴顿等人成为同学。

陈挺甲，生于1875年，广东番禺人，入学时已30岁。温应星，1887年生，广东兴宁人，之前曾在中国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学习，入学时18岁。当时他们要面对种种来自语言、文化、学业，甚至种族歧视的挑战，但在西点读书期间，二人互相照顾，携手走完了在西点的求学历程。据西点的校刊《榴弹炮》介绍，陈在西点时，绰号“比利”，体操成绩出色，尤以大回环著称，在法律问题上也有独到见解。温应星，绰号“乔治・华盛顿星星”（Gorge Washington Sing Sing），聪颖友善，“是班级中最受欢迎的成员之一”。在西点军校最重要的课程之一“军事工程学”考试中，温应星名列全年级第二。毕业时，温应星以总成绩全年级104人中第84名毕业，而陈挺甲则位居末名，名将巴顿位列第45名。

后陆续又有8人入学西点，其中可查的有4人在入学西点前就已经在美国地方高校学习。王赓清华毕业后，先后在密歇根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工程专业，并在普林斯顿获得学士学位，原打算进哈佛深造，后受命入学西点，在此他获得了第二个学士学位，毕业时其成绩名列全年级227人中的第12名。王成志，1916年毕业于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后在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学习，1918年受派入学西点，其数学成绩在年级中遥遥领先，人送美称“Professor Wang（王教授）”，毕业综合排名是年级的第14名。清华毕业生张道弘在美国克拉克大学时主修历史学，辅修政治学和社会科学，后入学西点，毕业时在全年级298人中名列第179名。清华毕业的王之入学西点前在威斯康星大学和诺威其大学（Norwich University，也是一所美国军校）学习过。

对于西点的一年级新生，传统上高年级学生会想尽办法戏弄、折磨他们，中国留学生也同样要面对。当年王之在一年级时，曾有高年级学生要求他唱中华民国国歌，一群人在旁围观。这时王之提出，他们也必须立正以示对中国的尊敬，此项要求遭到大家的哄笑，盛怒之下他冲上去与高年级学生大打一架，结果当然是被暴打一顿，但也因此受到高年级学生的敬重，从此再也没有人来故意戏弄他了。1932年他以全年级266人中第12名的优异成绩毕业。

西点军校是美国一流的大学，学业任务重、要求高、竞争激烈，每届的淘汰率基本都在15%以上。中国两名被淘汰的留学生都是由于学业原因，其中王泽兰是因英语、历史和数学考试不及格于1916年退学；张毅是由于英语和历史不及格在1933年被淘汰，但他随后转入弗吉尼亚军事学院，于1935年从该校毕业。

三

经过几年的学习，这些西点毕业生带着理想回到了中国，准备在中国大显身手。

第一批西点留学生回国时，中国正处于清朝末年，清政府风雨飘摇，对于首批回国的留学生根本无暇顾及，温应星只好先在广东的军校中担任数学教员。不久辛亥义举，温应星积极投身革命，得与孙中山结识，其良好的学养给孙中山留下深刻印象，遂调其担任英文秘书，后任广东大元帅府第二科科长。接下来的一段岁月，从1911年到1928年，中国政局动荡，这些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学生深深地感到了不适应。这段时间，温应星既当过铁路、煤矿的工程师，也当过警务处长。1928年4月，出任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校长，也只匆匆干了两个月。

1915年入学的王赓，由于一战的原因，于1918年提前毕业。他曾在美国多所名校就读并获得过两个学位，回国后任职北洋政府陆军部，并以中国代表团武官身份参与“巴黎和会”，后任交通部护路军少将副司令。王赓相对有名是因为他为陆小曼的第一任丈夫，现在关于此二人与徐志摩的关系有众多回忆，其间的曲折应该只有当事人才清楚。

曹霖生，由于家世原因少年时期在美国学习，后回国。1916年入学西点，因一战需要只学习了两年就于1918年11月毕业。毕业后即任中国驻美使馆武官，并于1919年担任“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王正廷的秘书。1922年至1926年在清华学校担任体育教师，后担任的少将军事顾问，1928年转向矿业贸易。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进入所谓“黄金十年”，各方面逐渐稳定下来。初期，政府财政紧张，需要整顿税收，尤其在关税方面必须建立强有力的税收队伍。留学美国的宋子文被任命为财政部长后，建立了税警部队。经过一段时间调整，财政状况大为改善。

税警总团初建时，人员较少，素质良莠不齐，而担负的任务很重，在第一任税警总团长温应星的领导下，逐步走上正轨。其武器装备多从德国进口，主要军官也都是毕业于美国军校的留学生。后温应星被上海市市长吴铁城看中，调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便由王赓接任总团长。

王赓与宋子文早在美国留学时就熟悉，两人还一起作为中国代表参加过1913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举行的国际学生联合会大会。这时的税警部队要管辖北到渤海、南到海南的3000公里海岸线上的税务，工作任务繁重，人手不够。王赓成为总团长后，将4个团扩建为6个团，并将其改编为精锐的机动力量，以便随时支援驻扎在各税区的税警营。同时，王赓还加大了人员培训，尤其是大幅改进装备，使税警总团的战斗力大为提高。

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税警总团被改编为第八十八师的独立旅，与第八十七师等部被国民政府编入新组建的第五军，由张治中率领，与十九路军一起投身抗战。而温应星所在的上海市公安部队则作为后方支援力量也参与行动。税警总团在这次事变中，作战英勇。但王赓却遭遇了他人生中最大的低谷。

2月27日，王赓向宋子文汇报后骑摩托车进入租界去请教他在密歇根大学的同学――美国驻上海领馆的武官助理William Mayer上校一些作战中的问题，不料走错门进入了隔壁的日本占领军的住所，发现错误后急忙向外跑，最终在租界被日本海军士兵抓获。此事轰动沪上，盛传王赓在上海租界幽会前妻陆小曼，被日军逮捕并丢失重要军事地图，致使守军不得不退。此事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事后不知实情的蒋光鼐、罗家伦、沈醉都对此有所提及。尽管事后政府调查并非如此，但还是将王赓撤职，由莫雄接任总团长。1935年，王赓复出，抗战期间任国民政府兵工署昆明办事处处长，为维持抗战期间滇缅命脉做了大量工作。1942年4月，王赓作为政府军事代表团成员赴美，期间因肾病发作医治无效于开罗逝世，终年仅47岁。

“一・二八”后，又由温应星担任第四任总团长，对税警总团进行整编，补充调整了许多有生力量，如毕业于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的孙立人等人。而1932年西点毕业的王之也加入到税警总团，担任直属工兵营营长。经过一段时间训练，税警总团的战斗力大为提高。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税警总团又参加了上海淞沪会战，后改编为新三十八师，与五十师和新三十师，共同组建了抗战中赫赫有名的新一军。温应星则被调入南京高级将官训练班培训，后任“全国战地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但始终得不到实权。在激烈的抗日战场上，温应星成了局外人。

王之在1938年重组税警团（易名为缉私总队）时担任总队教练所教育长。1939年4月，王之奉命带领第八军工兵营加强连援助八路军施行敌后破坏，并在延安见到了。1941年，王之经戴笠审查并推荐，以军事观察员身份赴菲律宾，随美军考察西太平洋战事，1943年晋升少将，并任民国驻西南太平洋盟军总部首席联络参谋。日本战败时，王之随徐永昌上将等代表中国登上密苏里号战列舰，出席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仪式，其后留在日本担任盟军最高司令部的中方代表。随去往台湾后，王之出任“国防部第二厅第二司司长”、“情报学校”校长、“总统府”秘书长兼研发室主任。1963年离开军队在东吴大学担任教授、教务长等职。1976年后赴美定居。

而温应星在军队做到中将，抗战后出任行宪前立法委员。解放后，温应星赴美在华盛顿开了一家洗衣店。他一生清廉自守，晚年甘于寂寞。1968年5月，温应星在美国病逝，由于当时的特殊情况，无法回葬大陆，由温应星的儿子写信给西点军校校长，获准安葬在西点军校墓园内，其葬礼的荣誉护扈官由温应星在西点的同学戴维斯上将等人担任。今天在西点墓园，还能看到这块惟一有中英文对照的墓碑。温应星的儿子温哈熊、孙子温子谦（音译）都在美国入读其曾经就学过的弗吉尼亚军事学院。

其余西点军校中国留学生的情况则记录较少：

与温应星同为中国最早西点军校留学生的陈挺甲，1909年回国后在北洋政府的陆军部工作过一段时间，后任东北的中东铁路警务总处少将顾问，民国年间任财政部高级顾问，后在香港定居，其后的生活就鲜为人知了。

曹霖生离开军队后从事矿业贸易，于1949年迁居香港，后在澳门建立霖生学院，致力于发展教育事业。1976年4月15日在澳门逝世，享年81岁。

王成志在美国读书期间由于成绩优异，回国后先在交通大学任教，后在东北军短暂从军，据美国校方资料显示其任职最高军衔为铁路警察少将，其后又回上海，自此就没有下文了。

张道弘于1924年毕业后回国，被原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看中，与段的二女儿段式彬结为终生伴侣，并担任税警学校的校长。抗战期间主管华中公路运输，1946年还一度（8月至10月）任国民政府农林总务司司长，解放时留在大陆。1956年获准赴港探望长女，其后便留居香港，不久亦获准赴港探亲。1960年张氏父女在美国同学会帮助之下，获得美国移民签证，后于1967年将夫人及另一女儿迁至澳门，从此张便长居澳门。张道弘于1976年美国国庆日在澳门去世，享年77岁。

1933年入学西点的严朴生，回国后于1940年至1950年期间任职驻纽约领事馆，后任总领事。1957年辞退公职，到美国西电公司任工程师，1979年退休后长居加州，其后情况不详。

四

当年这些被选中进入西点军校学习的基本都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无论是最早的陈挺甲、温应星，还是其后的王赓、王之等，由于入学的是对国家具有特别意义的军校，所以其挑选也相对更加严格，国家对其往往也寄予较高期望。这表现在不仅学业基础要好，同时也要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如张道弘有一次在国内坐火车，一个小孩因为来不及如厕，把屎拉在车厢地板上，小孩的妈妈正要清理，不巧被外国车长看见，他大声喊叫，硬要逼迫小孩母亲把粪便吃掉。张道弘见后，愤怒地用英语和这位车长争论，最后使车长不得不认错。

而他们进入西点后，也学习掌握了大量有益的西方军事、文化和科学技术知识。经过几年的锤炼，这些留学生综合素质较高，拥有一个比较高的起点。事实上，不仅中国对他们寄以厚望，即使在美国也同样。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当年12月24日的《纽约时报》发表了文章《军队在打听西点的中国人》（Army asks about West Point Chinese），深情回顾了“两名异常引人注目的中国人”在西点的求学时光，对他们既道出了一份暖暖的情谊，也表达了希望他们在已经到来的革命大潮中大展身手的期望。

然而我们遗憾地发现，这些西点留学生回国后尽管都得到一定重用，但总体来说并没有出现如人们所期望的引人注目的人才。与他们可比较的是陈挺甲、温应星的同期同学中，出了二战欧洲盟军副总司令戴维斯、名将巴顿等4名上将、3名中将等总共28名将军。与大部分西点军校中国留学生差不多前后毕业的，如1915年毕业的艾森豪威尔、1917年毕业的李奇微等，正好赶上二战，很多人一战成名。同样以后对中国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黄埔军校则是到1925年才有首期毕业生，经过北伐、抗日等大战后，已有许多人走上兵团司令以上的岗位，并涌现出许多较有名气的战将。而这些西点留学生却没有一个成为手握重兵的战将，更无从说出名。那么这是为什么呢？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这些西点留学生大多在上世纪10年代、20年代毕业回国，当时中国正处于北洋执政及军阀混战的年代，回国后多进入北洋政府或军阀麾下的部队，这样往往使他们在根子上就具有所谓的“原罪”。这段在不同军阀部队工作的经历对他们的成长是具有一定不利影响的。

其次当时的军队是一个非常讲究派系出身的团体，站队是首要问题。这恐怕是因为在那种军阀混战你死我活的年代，领导人一旦用人失误可能连自己的身家性命都难以保全，能力固然重要，但忠诚听话是首要的问题。这一点与民国时期学术界的留学生大大改变学术氛围，一批学贯中西的学者成为耀眼明星形成了巨大反差。而这些西点留学生早先多在国内地方名校如北洋大学、清华学校、南洋公学就读，后去美国读书，与军队早期多为保定讲武堂或“绿林大学”的毕业生有很大差别。随着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在军队中被重用的也多为日本军校留学生、黄埔毕业生，即便是日后被重用的如廖耀湘、邱清泉等留学生，也都是先在黄埔接受教育后因成绩突出被选拔出国的。基于同样的原因，宋子文和曾任国民政府兵工署署长的俞大维（都毕业于哈佛大学）因为都曾在美国留学，所以当时的税警总团、兵工署延揽了大批留美学生。而这些西点留学生在美国待了较长时间，身上带有较重的西方烙印，不太适应当时中国军队的政治生态环境，再加之在军队缺乏根基，自然也就很难在军队做大了。

有意思的是，与温应星是同年出生，蒋是1907年入保定全国陆军速成学堂，1908年留学日本士官学校，与在日本的反清人士联系紧密，1911年回国积极投身辛亥革命，二人在广东孙中山大元帅府时没准还是同事，但此后二人的际遇则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由此可见，一个人的成功因素中其学历、知识固然重要，有时机遇、周围的环境可能也占相当大的成分。

我们还应看到，就大环境而言，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充满动荡的年代。一个人可能几年前还叱咤风云，几年后就身首异处。作为不同时期政府选送出国的军校留学生，本身就带有很深的政府烙印。但关键是当年送他们出国的政府在他们回来时可能就已经不存在了，在这种不停的“城头变换大王旗”中，个人往往只是狂风巨浪中的一片树叶，尤其是辛亥革命后的几场大的战争对他们的影响是很大的。

另外一个原因是这些学生在美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自身素质较高，一旦发现军队并非久留之地，会比较容易产生转向其他行业的念头。这从后来许多人从事教育、商业可以看出，对个人来说也许未必就是一件坏事。

从1905年首批中国留学生进入西点求学开始，不觉间时光已滑过一个多世纪。这一个世纪可以说是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一个世纪，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变化、变数最多的一个世纪。遥想当年，这些青年学子满怀豪情，抱着一腔报国之志远赴他乡求学，克服了语言、文化、精神、学业上的诸多困难，学成回国，以求一展宏图。然而，现实的残酷却将他们的梦想击得粉碎。最终，一切也都归于平淡。面对着这段已逐渐被淡忘的历史，我们所能做的也只不过是发一点点唏嘘、发一点点感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