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的中国之行

■在阜成门外北京市委党校宽大的绿色庭院中央,有一座小小的墓园,四周被透花砖墙环绕着,南墙正中有两扇灰色铁花棂门,墓园中植几株青翠的柏树。这就是已有400多年历史的利玛窦墓。16世纪时,利玛窦作为教皇特使,在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其原名中文直译为玛提欧・利奇,利玛窦是他的中文名字,号西泰,又号清泰、西江。在当时中国颇受士大夫的敬重,尊称为“泰西儒士”。他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他除传播天主教教义外,还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他的著述不仅对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日本和朝鲜半岛上的国家认识西方文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利玛窦作为“西学东渐”的先行者,对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很大的贡献。400年后,虎年春节之际,北京首都博物馆会同意大利文化机构举办了《利玛窦・明末中西科学技术文化交融的使者》大型巡展。本刊人员自现场采编,汇集成文,纪念这位不远万里而来的天主教徒与东方学家……

利玛窦(1552年生于马切拉塔――1610年卒于北京)是马尔凯大区最著名的人物。在中国和亚洲大部分地区,利玛窦成为东西交往的象征。他被作为欧洲使节纳入皇宫、进入明廷,得到万历的保护和支持。他的声名经久不衰,至今,他还具有现实意义,成为学人研究的对象。

利玛窦利用学术交流来作为与中国对话和结交的开篇,同样,今天的马尔凯意欲遵循这名伟人开创的道路。这个马尔凯的儿子在自己学识的积累中兼纳故乡的精神和客居地的差异,把后者作为一种补充价值。他曾写道“和而不同”,这个神圣的原则该成为左右我们日常生活的准则。

2010年,在利玛窦逝世四百周年之际,马尔凯大区在中国和本土组织多项活动来纪念这位神父。这些活动之一就是《利玛窦――明末中西科学技术文化交融的使者》巡展。它叙述一个中西交往史上关键人物的人性和智性之旅。

如果说,科学和人文学识是利玛窦建立友好关系和赖以对话的财富,那么,没有一种方法能与一个大展相比。更好的象征他在中国,乃至整个远东传达的信息和缅怀他公认的才智。马尔凯,地处意大利南北交界带。数百年来,它既保持自身固有的根源,又对外来事物充满好奇。在这片背依亚平宁山脉,东向亚德里亚海的土地上,曾有数十名杰出的旅行家,传教士前往东亚。

在他的出生地马切拉塔,利玛窦的思想、情感和世界观得到熏陶,9岁至14岁,他在当地的耶稣会寄宿学校就读。在协助父亲经营杂货店两年后,他被送往罗马学习法律(1568年)。在这里,他的语言风格得以成形,他晚年的意语著述无不体现出典型的马切拉塔式表达方式。虽然他再也没有重返故土,但他无法忘却它,距离反而加强了他们之间的纽带。他在中国绘制的世界地图上,亚德里亚海滨唯一标注的地方,正是马尔凯。

故乡的文化构成了他个性中的一些典型元素。他的中国伙伴描绘他是一个内向,审慎的沉默寡言的人,无比勤奋,身心坚韧。他机敏、谨言慎行,同时还略带细腻的嘲讽和自嘲。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说,利玛窦是马尔凯性格、特别是坚强慎重的马切拉塔乡村性格的真正代表。

进入圣安德烈教堂备修院后,利玛窦许诺要绝对服从指示。在他加入耶稣会的最初几个月中,基督教与土耳其的历史性战役勒庞托海战(1571年10月7日)爆发,年轻的利玛窦还需面对父亲对他入会的反对。

1572年秋,利玛窦被派往佛罗伦萨学习一年的古典人文学科。1573年10月,他进入耶稣会罗马学院学习修辞和哲学。这一阶段的学习为利玛窦的人文和科学积累奠定了基础。当时的他已熟识拉丁语和希腊语,修辞学的培养又使他掌握了演说和写作才能。利玛窦最推崇的拉丁大师是西塞罗,他刻苦学习,熟记了许多他的著作。在哲学方面,他主要学习托马斯.阿奎诺注释的亚里士多德理论。此外他还研读了塞内加和艾比克泰德等人的斯多葛学说。

在这几年中,利玛窦有幸结识欧洲数学和自然科学领域最著名的人物之一:德国人克拉维乌斯,后者是开普勒和伽利略等大数学家的朋友。在他的指导下,利玛窦学习几何、代数、天文、制图以及时空测量学。他还学习制作底图、地球仪、天体仪、浑仪、星盘、日晷和机械钟等。由克拉维乌斯编释的欧几里德,成为续西塞罗和亚里士多德之后第三个在利玛窦学术培养中的权威性人物。

1577年,作为传教士中唯一一位哲学家,利玛窦离开罗马学院,前往东方传教。

罗马:1577年5月18日凌晨,二十五岁的修哲学的学生利玛窦和巴范济及东方传教团负责人马丁.达.薛华神父一起,离开罗马,出发前他们受到了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的祝福。当他离开这个被他称为“母巢”的地方时,利玛窦感觉他将永远地离开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了。在前往北方的路上,骡子和马车驮着他的行李,他决定不回马切拉塔。自那以后,世界成为了他的家。

热那亚:在拉斯佩齐亚,耶稣会士们乘坐一艘小船前往热那亚港,当时的四大海上共和国之一。在那里,他们乘船抵达西班牙南部的港口城市卡塔赫纳。6、7月间,他们乘坐骡子和马车,穿越了整个西班牙,途中曾在穆尔西亚和托莱多等地的耶稣会学院稍作停留。利玛窦有幸亲眼见识了西班牙的强大;当时西班牙和葡萄牙一起瓜分了所有刚刚发现的新大陆。

科英布拉:由于从里斯本前往印度的船只有每年春天才出发,1577年8月底9月初的时候,利玛窦抵达科英布拉,并前往著名的科英布拉大学附近的耶稣学院。他在这里学习对前往葡萄牙殖民地的传教士们来说必须掌握的葡萄牙语,并开始学习神学。1578年2月底,他受命前往里斯本,和其他意大利和葡萄牙耶稣会士一起为前往东方做准备。

里斯本:准备出发的一共有十四名耶稣会士,包括七位葡萄牙人、六位意大利人,其中就有利玛窦,他也是所有人中唯一不是神父的一人,还有一位佛莱芒人。3月20日左右,他们受到葡萄牙国王圣赛瓦斯蒂安的召见,参加了宣誓效忠仪式。3月23日天黑以后,传教士一行被带到贝伦塔,在那里分三批登上三艘四桅帆船,出发前往印度。1578年3月24日凌晨,利玛窦乘坐的圣路易号帆船在祈祷声、钟鸣声和礼炮声中出发了。

暴风雨角或好望角:一次风雨差点把利玛窦乘坐的四桅帆船吹到了巴西海岸,后来借着风势,圣路易船在6月初穿过了暴风雨角。帆船抛锚在一个被称为“指针角”的地方,它之所以得名是因为当帆船绕过这里时,指南针的磁针都指向东北方。在三个月艰苦的航程中,奇迹般地没有人员损失,利玛窦对海岸和南半球星座都做了详细的观察,并记录在他的底图中。

莫桑比克岛:6月29日,在纳塔尔远方的海面上,帆船遭遇狂风暴雨,他持续了一整夜。也许正是因为想起这次九死一生的经历,多年后利玛窦曾经这样感叹,当时人们的生存状态就如同“眼巴巴地看着船沉大海,所有人只能在茫茫大海的巨浪中求生”。7月22日,圣路易号驶入莫桑比克港,在这里停留三周,对船进行必要的维修,补充饮水和给养,以及准备带到印度和远东交易的黑奴。

果阿:1578年9月13日,帆船驶入这个被称作“东方罗马”的港口,在这里耶稣会士们建造了一所很大的教会学校和一个教堂,利玛窦重新开始学习神学,并在教会学校里教印度学生拉丁语和希腊语。由于染上疟疾,利玛窦被送往当地气候最宜人的城市科钦疗养,并最终康复,还在那里接受神职(1580年7月),并继续教课。回到果阿后,他完成了神学课程,并在1582年春受命前往澳门,准备到中国传教。

马六甲:利玛窦4月26日从果阿启航,沿着锡兰海岸前行,他在他的世界地图中这样描写:“这片海域出产美丽的宝石。岸边的居民会游到海里寻找宝石。”6月14日,他抵达马六甲,并在这个由葡萄牙人布防的城市停留了两周。这里不仅是重要的商贸中心,更是从印度前往菲律宾、中国和日本的海上要道。7月3日,利玛窦从这里再次启航前往澳门,在行程中身染重病。1582年8月7日,他抵达澳门港。

1580年,利玛窦在科钦晋升为司铎,修完全部神学课程。1582年春,他被派往澳门,协助罗明坚神父。在此之前,罗明坚努力三年,未能进入中国。1582年8月7日,利玛窦抵达澳门。澳门隶属中国,自1557年来设有葡萄牙人居住地,并在1565年设立了一个耶稣学院及教堂。利玛窦抵澳时,当地常驻葡萄牙人上千,几乎全部从事与中国、日本和该地区其他国家的贸易。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澳门很快成为航运必经之路,也成为国际海盗的目标。在澳门,利玛窦和罗明坚开始学习汉语,拜师完全不懂西语的中国人。澳门就此成为中西语言比较的第一个实验室,耶稣学院也成为远东第一所东方语言学校,同时也是耶稣会中国使团的永久驻地。澳门也是西方神学、哲学和科学,乃至整个西方万华在华传播的第一个中心。在利玛窦时代,澳门已拥有一所绘画学校和远东地区第一个欧式巴洛克式建筑;今天,著名的大三巴牌坊(圣保罗教堂)已成为澳门的象征。

利玛窦于1583年9月10日到达肇庆,求得知府王泮的允许,在崇禧塔旁修建了一座带有教堂的小房子。1583年9月,利玛窦和罗明坚在两广总督府所在地肇庆安顿下来,这里成为他们第一个驻地。当地知府王泮,遵循儒家待人接物的教导,对他们礼仪有加。神父们得到许可,在崇禧塔旁边修建了住所,这是中国第一个欧式建筑。在几个士大夫的帮助下,他们继续学习汉语。因为他们信教,当地人要求他们削发为僧,穿戴袈裟。

二人开始将西方的基督教翻译成汉语,同时编写了第一部汉语和西语对照字典(葡汉辞典)。1584年,利玛窦为王泮绘制了第一幅用汉语标注的《舆地山海全图》。两位传教士聪明睿智,宽以待人,生活俭朴,希望能够以次渐渐消除人们对外国人的怀疑和恐惧。

1588年,罗明坚返回意大利,请求罗马教皇正式遣使北京。利玛窦为教皇西斯托五世起草致万历皇帝的信件,只它从未被寄出。

公元一世纪传入中国之后,佛教经过上千年的发展,到利玛窦时期在中国已广为传播,甚至对士大夫和朝廷官员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佛教的仪式和群居形式(男庙女庵)与基督教非常相似,可是二者对世界的看法截然不同。尽管利玛窦十二年来削发易服,僧人装扮,但他认为佛教的“偶像崇拜”是他的大敌。他这样解释:

“不过,人们最相信的,我看是五百年前佛教接受的看法,这种看法认为,整个世界由单一物质构成,造物主、天地、、树草、还有四大元素,共同组成了一个连续的整体,它们是这一整体的一部分。从这种存在的统一性出发,他们要求行善,同时认为,正是因为人与上由同一种物质构成,人人都可能与上帝相似。这种观点我们需要坚决驳斥,不仅要用理性,也要借用他们先人的权威,因为这样的说法显然与先贤们的教导迥然不同。”(利玛窦中国札记)

利玛窦与一些名僧展开辩论,辩论内容可从《天主实义》和《畸人十篇》推断,在1651年出版的《辩学遗牍》中也有所介绍。

新任制台对神父们的欧式房屋很感兴趣,打算占为己有,遭到利玛窦坚决反对。后来,利玛窦接受了很少的银两作为补偿,放弃了肇庆的驻地,移居韶州。

利玛窦于1589年抵达韶州,并获得许可在河对岸修建住所,这里附近还有一个佛堂。

利玛窦在韶州的经历主要可以分为四个部分:

因城内疟疾施虐,跟随利玛窦学习汉语和儒家著作的两个同伴,即艾美达和菲德立神父,两年内相继病故。

利玛窦潜心研读儒家的四书五经,并翻译四书,向新来的传教士讲解。

利玛窦认识到,只凭空头讲解是远远不能满足传教要求的,因此他开始向中国老师学习写书。

利玛窦决定改变装束,不再作“夷僧”,改穿儒服,以“道人”自称。他认识到,要想取得皇帝的支持,必先取得官员们的认可,于是开始与士大夫阶层密切联系。他博学多识,接受中国文化习俗,又谦逊诚恳,很快就赢得了士大夫的承认和尊重。无论是是在穿着和举止上,他都是一个真正的“文人”:身穿配有蓝色袖口的紫色绢袍,脚穿绸缎鞋,头戴儒士纱帽,头发覆耳,蓄着少见的长须。坐轿出门,前有穿着长袍的仆人手拿开路牌,上面记录着出访的地点和拜访的人物。利玛窦此时已被称作“西泰”,即西方的儒士。

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两千多年来,儒家思想一直是中国人的思想核心。他和弟子的著作(四书五经)为中国国家和社会生活提供了道德和行为准则,也是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利玛窦认为,儒家思想与其说是宗教,不如说是一种关乎道德和政治的哲学。儒教不涉及形而上和死后灵魂的问题,与基督教并不冲突。利玛窦这样描写他和儒士们的关系“

“这个国家有三种宗教。第一个,也是最古老的,是文人信仰的儒教……儒教并不关心超自然的事情,但在伦义道德上与我们基督教几乎完全一致。于是,我开始在书中赞扬儒教,用儒教的观点驳斥其他教派,确切的说,也不算是驳斥,是评价与我们的神圣学说有冲突的观点。这样,儒士就远非我们的敌人,反而成了我们的朋友。甚至有个极端崇拜偶像的大官在一封信里批评我阿谀奉承儒家,据他说,我把某些古代儒家吹上了天。我也让其他神父仿效我的方法。尽管如此,我仍然得面对一些不遵循古训的文人,与他们的思想抗衡。”(利玛窦书信集)

1595年6月28日,利玛窦以学士身份抵达南昌。经过一番周折,神父们终于获准在城墙内的衙门附近买下一幢房子。

在南昌,利玛窦深受官吏和学士的爱戴。11月,他将自己的第一本汉语作品《交友论》赠与建安王,这部书收集了西方关于友谊的格言。利玛窦深谙友谊在儒家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所以他通过这部书向中国人表明,欧洲也有同样的文化传统,重视友谊。这本小册子很受欢迎,多次再版。后来瞿太素和冯应京为此书作序,称赞利玛窦“遥遥山海,以交友为务”,同时强调,利玛窦让中国和欧洲认识到中西方文明同源,功不可没。

次年(1596年),利玛窦根据自己在耶稣会罗马学院所学,撰写了《西国记法》,赠予巡抚陆万垓。

在南昌,利玛窦以道人身份(文人传教士)与人交往,一遍融入中国这一特殊社会。杜堇的学士四屏生动再现了明末文人的典型生活。文人构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他们研习儒家著作,参加科举考试,寻求官职(也有例外,很多文人并未踏上仕途),消闲养性。从杜堇的画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些活动,涉及作文、书画和围棋。利玛窦曾在《中国札记》中提到,士大夫们常会把很多时间用来下期。此外,他们还热衷于鉴赏和收藏文物、弹琴奏乐。

利玛窦还注意到中国文人们有一个共同的兴趣:鉴赏和收集古玩,这明显体现在中国的国画上。“在这个国家,古玩有很高的价值。文人家中既无雕像也无圣牌,却有许多非常珍贵的青铜物品,而且在他们看来,生有绿锈的青铜才有价值。陶制瓶和天青石瓶也很受欢迎。然而,最有价值的莫过于名人的黑白水墨画和古代文人的书信。由于好多人不择手段,制造赝品,骗取钱财,这些作于纸上或是绢上的名人书画都带有印章,以证明是名家手迹。”

祭祖在中国是很常见的,也是中国文化非常重要的方面。利玛窦这样写道:

“在文人们看来,无论是皇帝还是百姓,全国最隆重的事情莫过于每年的祭祖。贡品主要有肉、水果、香和绸缎,还有极其粗糙的纸。这就是说,他们送食物给逝去的人,好像这些人还活着一样,这表达了他们对祖先的尊敬。其实,他们并不认为死去的人会吃、活着说需要这些食物。据他们说,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找不到更好的方法向祖先表示他们的热爱和感激之情。有人认为,这种仪式与其说是为了逝去的人而设,倒不如说是为了在世的人――让小孩和无知之徒看到祭祀的人表情严肃地向先人表达尚未吐露的感激之情,这是一种训诫,提醒他们尊敬和照顾在世的父母。因为祭祖的人并不认为这些死去的人有神性,对他们也无所求,所以祭祖不等于偶像崇拜。换句话说,尽管祭祖的人倒不如像基督徒那样,通过施舍穷人来保佑这些死去的灵魂,也不能把祭祖看作迷信。”

欧洲与中国文明交融的标志无疑是书籍。两种文化都是建立在书籍之上的。利玛窦惊讶的发现,在中国,书籍是人与人之间主要的交流工具,因此鼓励他的同伴用中文写作。另一方面,当中国文人从西方书籍中看到另一个文人社会时,甚至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在他们看来,如果人没有写出过他们的书籍,是不可能成为文人的。他们一直在问是谁写了这些书。不仅如此,看到这些书做的这么漂亮,他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些书里的内容一定也不错。”(利玛窦书信集)

鉴于中国文化对书籍的重视,利玛窦一直在向欧洲申请获得数学、天文、哲学、文学、建筑以及其他艺术门类的著作,并指出它们必须装帧精美。

这里选择展示了利玛窦喜爱的数部古典文学和哲学著作,还有一些书的艺术装帧是利玛窦极为赞赏的。(《中国札记》)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