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更新引领高校科技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高校科研逐步发展起来。但受原苏联体制影响，潜力未能充分发挥。而且“”中又遭到严重破坏，几乎陷于停顿。粉碎“”后，我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繁荣之路，高校科技也进入了稳步发展轨道。

拨乱反正冲破了原有观念束缚

1976年9月，“”被粉碎，“文化革命”宣告结束。此后，党领导“拨乱反正”，确立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各行各业呈现出一派新气象，科技、教育事业也出现了重大转机。

小平同志以非凡胆略，冲破了原有观念束缚和旧体制局限，高瞻远瞩地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改革开放提供了理论基础。他提出的观念，激励人们解放思想，探索新路，寻求适合自身特点的战略，所起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

回顾当年情景，我们永远难以忘怀。学习小平指示，大大振奋人心。对高校教学科研人员来讲，感受最为深刻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以“两个估计”为突破口进行拨乱反正。“文化革命”结束后，政治上拨乱反正成为突出问题。对教育战线来说，长期压抑广大教学科研人员的“两个估计”成为当务之急。小平同志以科学的态度，首先冲破“两个凡是”束缚，坚决否定“两个估计”的错误论断。使知识分子的名誉得到恢复。

二是以恢复高考制度为突破口带动学校全面整顿。“文化革命”10年，高考制度被废止10年，国家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断档。小平同志在1977年8月8日科学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听了教授们强烈呼吁恢复高考制度后当即表示：“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不久，国务院批转教育部文件，宣布当年即恢复高考。这又一次强烈震撼了教育界和全社会。

三是确立了科技是关键、高等学校是科技重要方面军地位。小平同志多次强调，实现现代化，科技是关键。在8月8日科学教育座谈会上，他非常肯定地说：“高等院校，特别是重点高等院校，应当是科研的一个重要方面军。

四是阐明了科技和教育相辅相成的内在关系。1977年5月，他强调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7月29日又进一步指出：“重点大学既是办教育的中心，又是办科研的中心。”阐明了科技、教育的内在联系，突出了科学研究要与人才培养相结合的思想。这是国内外成功经验的高度概括，客观规律的精辟论述。

这里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小平同志关于“高等学校是科研的重要方面军”，“重点大学既是办教育的中心，又是办科研的中心”的论断。这个论断对我国有着极端重要的意义。高校是办教育的中心，大家都明确，也没有争议。高校也是办科研的中心，争论了多少年都没能解决。小平同志点破了这个问题，对改变观念、解放思想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从而成为摆正高校科研地位的一盏指路明灯。

小平同志的至理名言、他所阐明的思想观念，武装了广大教学、科研人员，一直引领着高等教育和高校科技事业发展。在党中央领导下，小平同志指示推动下，高校各项工作很快走上了正常轨道，以前所未有的势头，开始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

“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开放伟大号角

1978年是我国历史上不平凡的一年。先后召开了三个重要会议，作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决策，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

一是3月18日至31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这是粉碎“”后，党中央为发展科技事业而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有6000多名代表参加。小平同志在开幕式上强调：“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和建设宏大的又红又专的科技队伍等重要问题作了阐述，从而确立了科技工作和科技人员应有的地位。他的这次讲话，从根本上澄清了、“”多年来制造的混乱，为我国新时期制订科技方针和各项政策奠定了基础。当时主管科技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同志在谈到我国科技体制时，强调要分工合作，大力协同，并指出“高等学校既是教育中心，又是科学研究中心”。这次会议提出了新时期中国发展科学技术的一系列重要政策，通过了《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纲要》，发出了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伟大号召。会议大大鼓舞了士气，它标志着我国科技事业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郭沫若同志深有感慨地说：“科学的春天到来了。”这表达了科技工作者的共同心声。

二是4月22日至5月16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共600多名代表参加。会议总结了28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分清了路线是非，明确了教育工作的方针政策。会议还讨论了《1978～1985年全国教育事业规划纲要(草案)》。会议特别强调：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要全面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高等学校实行教学、科学研究与生产劳动三结合。小平同志在会上也作了重要讲话。这是“文化革命”后在教育战线进行拨乱反正，明确新时期教育方针、政策的会议，对于指导全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是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举行了第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开始全面纠正“文化革命”及其以前左的错误，使党的路线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轨道，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解决了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成为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的伟大转折，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会议。主要表现在：一是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得一切思想、理论、路线、政策上的是非得到澄清，对一切重大事件和重要领导人的功过作出了公正评价，促使人们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为各项工作开创了新局面；二是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心；三是作出了调整国民经济和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重大决策；四是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法制的任务；五是重新确立了党的正确的组织路线。从此，我国走上了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道路。

小平的光辉理论，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不仅给高校科技工作创造了良好政策环境，还对解决实际问题起了很大促进作用。在这一年里，领导部门采取了若干重要措施：一是教育部、国家科委商财政部同意，从科技“三项费用”中给高等学校拨款3000万元，用于重大科研和试验、试制；二是教育部在教育事业费中安排研究经费600万元，用于结合教学的自选项目。

为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1979年1月4～24日，国家科委、教育部、农林部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全国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工作会议。全国60多所著名大学的党委书记、校长和部分知名教授共120余人会聚一堂，总结了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会议指出：“高等学校是我国文化和科学水平的重要标志，承担着培养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的双重任务，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现代化建设的速度。”会议提出：随着全党工作中心的转移，高校应当“把工作的着

重点转移到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上来”；“全国重点高等学校更应当努力办成教育中心和科学研究中心，以培养又红又专的高级专门人才和赶超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为奋斗目标，出人才、出成果，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等等。

至1979年，高等学校的科研基本得到了恢复，某些方面有较大发展，经费也有较大增长，经费渠道有所疏通。这一年科技三项费用达4500万元，比上年度增长50％；经财政部同意，从1979年起，在高等教育事业费中增列了科学研究费科目，当年拨款1415万元，1981年增加到2000万元。

面向经济建设调整高校科技方向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以后，紧接着，中央又决定从1979年开始，花3年左右时间调整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为贯彻中央上述精神，科技、教育战线也积极探讨，提出了相应的方针并作出了部署。

1981年2月，国家科委党组向中央报送了《关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方针的汇报提纲》，提出了五点建议。即：

――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应当协调发展，并把促进经济发展作为首要任务；

――着重加强生产技术的研究，正确选择技术，形成合理的技术结构；

――必须加强厂矿企业的技术开发和推广工作；

――保证基础研究在稳定的基础上逐步有所发展；

――把学习、消化、吸收国外科学技术成就作为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重要途径。

1981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国家科委党组的《汇报提纲》。在转发的通知中强调：“科学技术要走在生产建设前面”；“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科技工作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方针”；“大力抓好科学技术成果的推广应用”；“科学技术的发展方针和任务，要体现在下一个五年计划纲要和十年规划设想中”；“为使科学技术在国民经济中真正发挥作用，现行体制需要逐步加以改革”。

1979～1981年间，教育战线贯彻八字方针，主要是整顿教育秩序、调整教育结构、提高教育质量，使教育工作纳入健康发展轨道。教育部于1980年曾两次召开教育工作会议，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30年的教育工作经验，认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必须与经济协调发展，社会主义学校要有明确的培养目标，必须正确地贯彻知识分子政策，必须不断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对学校的领导。

在贯彻八字方针过程中，高等学校科技工作也形成了一些重要思路。其中影响深远的主要有两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贯彻小平同志关于“两个中心”的指示，形成了重点建设的基本思路。强调把一批重点高校办成“两个中心”是一个应该长期坚持的重要工作方针，在拟订规划、计划时应该作为一项战略任务切实加以安排。设想建成“两个中心”的基本目标是两个：一是在国家需要的各个主要科学技术领域里，能够培养出与国际先进水平大体相当的博士学位研究生，并达到一定规模；二是在解决“四化”建设中重大科技问题和发展科学技术上，能够做出重要贡献，成为攀登科技高峰的“国家队”之一。在建设“两个中心”的部署上，强调从实际出发，从抓重点学科入手，注重队伍建设和科学实验室装备，并采取逐步建设的方针。

第二个方面是贯彻党的科技方针，调整科研布局。高校科技工作从侧重基础研究转变为主要面向国民经济。明确提出要适应“四化”建设需要，在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同时。用更大精力加强应用研究，把科研工作重点，调整到围绕国民经济，促进、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的轨道上来。大力倡导为各行各业服务，“吃百家饭”。

为了推动贯彻党的科技方针，展示高校科技成就，1982年4月5日至5月6日，在京举办了部属高校科技成果展览会。32所理工科院校展出500项科技成果。其中有一半是与生产部门、科研单位及院校间合作完成的，大多数已经开始推广应用。大部分研究项目与教学相结合，许多研究生和毕业班大学生参加了研究，有近一半研究成果直接充实了教学内容。观众反映：高校科研既出成果，又出人才，是建设“四化”的一支巨大力量。国务院领导同志参观后给予热情鼓励和指示。万里副总理指出：大学要和科研相结合，也要和工厂相结合，国家急需的项目要大搞。姚依林副总理题词：“进一步发挥高校的科研潜力，把教学、科研和推广密切地结合起来。”方毅副总理题词：“高校科研大有可为”。

1982年9月，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确立了科学技术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同年10月，召开了全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高校获奖57项，占获奖总数的45％。会上中央领导明确提出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

为了推动高教系统贯彻这个方针，教育部与国家体改委联合，于1983年12月，在天津召开了“高等学校科技工作面向经济建设经验交流座谈会”，部分大学和企业的代表出席，交流经验并共商有关政策措施。教育部副部长张文松、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童大林到会作了重要讲话。

科技方针的调整和各项措施的推动，使高校科技工作的布局和任务、经费的来源发生了很大变化。从以基础研究为主转到了围绕国民经济主战场。到1985年，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三类工作的比例大体是13％、60％、27％。科技经费从70年代末近1亿元，增长到1985年近6亿元。科研任务从主要来自纵向，向纵、横向并驾齐驱方向发展，而且横向任务发展速度超过了纵向任务。

建立学位制度促进了科技教育结合

学位制度的建立和研究生教育的发展，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为建立一个具有自己特色、独立自主和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增强了为各行各业发展提供高层次人才资源的能力。这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一次质的飞跃，是科技工作得以持续发展的根基所在。

198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1981年，国务院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我国正式建立起了新中国的学位制度，从而把高层次人才培养工作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也带动了高校科技工作迈上新台阶。

1981年7月下旬，在北京召开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第一次会议，评选出了我国第一批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单位和学科点。评完以后怎么办，拿什么来培养研究生?大家都明白，需要经费。所以教授们商讨以后，写了一封有103位教授签名的联名信，在参加闭幕式的时候，由复旦大学苏步青教授作代表递了上去。

教授们在信中语重心长地说：“虽然我们的平均年龄已逾花甲，而且实际从事科学研究与培养研究生的主力也已逐渐转向中层骨干，但是我们为振兴中华，培育一代英才，还是信心百倍，干劲十足，我们都愿学作春蚕，把丝吐尽。”“现在学位研究生的授权单位已经通过，而研究生的培养必须结合科研工作，高校缺少科研经费，也必然要影响到研究生的

培养质量。因此，我们恳切地希望尽快恢复高校科研经费在国家科研事业费中的拨款渠道，高等学校作为科研的一个重要方面军，应该在国家科研事业费中领到应有的基本口粮。”

因为过去是计划经济，拨款制度上，教育拿教育事业费；科技事业费只有科委、科协、科学院等姓“科”的才有。上世纪60年代初，高教界强烈呼吁，曾经给高校在科技事业费中开过一个口子，但可惜经过“”，这个渠道又丢失了。所以教授们提出来，要求尽快恢复。

这封信经教育部、国家科委领导研究提出意见后，国家计委、财政部提出了解决方案。在12月31日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提出：“考虑到当前国家财政还有困难，对高等学校所需科研经费只能逐步有所增加。我们建议，1982年从国家总预备费中，对中央各部门所属88所重点高等学校增拨科研经费2000万元，列‘教育事业费’科目。”该报告国务院领导同志于1982年1月即审批同意。当时主管财政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同志在批示中还写道：“教育部可能感到少了一点，但今年财政仍不宽裕，总是开始有了一些，以后如有可能，逐年考虑增加。”

这个口子一开，虽然经费不多，可是非常重要。它对高校博士生、硕士生培养一直起着重要作用。该经费的使用程序，开始时是要把项目报上去，经财政部核准才能拨款。后来商财政部同意实行基金制管理，定名为“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它是专门用于结合研究生培养的科研基金。体现了小平同志所倡导的一个重要战略思想，就是科学研究与高层次人才培养紧密结合的思想。过去好多人都主张结合，但拿什么来结合?争取到一项能持续提供的经费，以此为粘结剂来促进结合，这是最现实的保障。

制定规划形成科技发展基本思路

从1980年开始，根据小平同志指示和中央部署精神，教育部组织专家和管理干部，对高校科技发展规划进行了多年研究探讨，提出了若干重要发展思路。

制定重点学科发展规划

教育部科技司在贯彻小平同志指示中，提出了从重点学科入手，逐渐形成一批“两个中心”大学的思路，从1980年起，便开始研究建设规划。先从部属高校做起，1981年上半年就形成了规划框架，提出在32所部属高校的116种学科中，选择279个学科点作为建设重点。征求学校意见后，于1982年4月，提交部党组会议原则通过。随后又开始酝酿全国高校重点学科建设问题，所提建议的核心内容，后来写进了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在研究制订重点学科建设规划同时，教育部科技司对高校科技发展总体规划也作了研究，形成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发展“六五”计划和十年设想纲要》(讨论稿)。1981年9月，该纲要(讨论稿)连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自然科学重点学科规划总表》，一并发给了学校。这个规划虽然未以教育部文件正式下达，但对学校科技工作发展起了重要指导作用。一些重要规划内容，后来逐步得以落实。如重点学科建设，在国家和省市两个层次上，争取多种渠道经费支持，已分期分批实施多年；专职科研编制，经专门程序审批，部属高校确定了1.5万人，分两次下达得以实现；关于建立教育部科技委员会、建设一批科学实验室、培养优秀骨干人才等内容，也先后付诸实施。

制定行业科技与新技术发展规划

1982年11月，国家计委、国家科委给国务院写了关于编制科技发展规划的报告。之后，国家计委、国家科委、国家经委共同组织规划工作。

教育部于1983年3月．在杭州召开了规划会议，着重讨论了重点行业和新兴技术领域的科技规划问题。会后选派了20位同志参加全国规划组，并建立了与全国规划组相对应的教育部规划工作组，为编制全国规划提供建议。当年6月，编写出了对15个重点行业和新兴技术领域规划的建议，共撰写了98个重大科技问题的专项报告，报送各有关方面。这些建议对编制全国规划起了重要作用，特别是为编制“七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提供了一定基础。这集中体现在“七五”期间组织实施的76项国家科技攻关项目中。

高校专家直接参与国家规划，不仅为国家制订科技规划作出了贡献，还给学校承担科技任务创造了有利条件。如国家科技攻关项目，与“六五”计划相比，承担的任务翻了一番以上。“六五”计划攻关项目制定过程，高教系统没有参与，信息不灵，组织不够，因而影响了作用的发挥，承担的攻关任务，按经费计，仅占全国6％左右，其中部属校占3.1％。“七五”科技攻关任务，高校获得的经费占全国13％，其中委(1985年教育部改为国家教委)属高校占7.3％。由此得到经验教训，高校要在国家科技计划中发挥作用，就应积极组织队伍及时参与。

制定基础研究发展规划

“三委”委托中科院、教育部组织制订全国基础研究规划。为此教育部于1983年6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科技规划会议，会后组织了对100多个重要领域进行调研，在此基础上，各规划组都撰写了专项报告。这次规划提出的优先领域和重大项目建议，为后来拟订国家基金指南和有关部门制订重大项目计划提供了较好基础。规划中提出的政策措施建议，为国家体制改革和基础研究重大决策提供了思路。其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建议借鉴外国的经验和教训。改变我国科研与教育分离的状况。建立合理的基础研究工作体制；提出基础研究经费管理，要建立专门的国家科学基金，实行资助科研和培养人才结合的原则；提议建立国家实验室，列入国家重大工程建设计划，有专门款项保证，不论建在哪个部门，都应面向全国开放。另外，对选择优先领域、造就杰出科技人才、利用外国先进实验设施等问题，也提出了积极的建议。

这些建议大多与中科院及其他有关方面取得了共识，并且通过各种渠道向上反映，后来程度不同地被吸收、采纳。

历时几年制订科技规划，一方面为国家科技改革和规划提供了不少有益建议，一方面又为高校科技改革和发展明确了基本方向。关于高校自身发展的战略思路概括起来大体有以下几点：

第一，坚持科学研究与高层次人才培养紧密结合；

第二，从建设重点学科入手，把一批重点大学办成“两个中心”；

第三，建立一批开放型科研基地(重点实验室和工程研究中心)；

第四，注重年轻拔尖人才培养和形成有持续创新能力的团队。

回顾历史，深感更新观念、解放思想的巨大作用，小平同志提出的理论、观念，一直引领着高等教育和高校科技事业发展。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为高校营造了有利的政策环境，使高校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在贯彻小平指示和党的改革开放政策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战略思想，在过去30年中已经逐渐显现重要作用，其中有一些，在21世纪仍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