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青少年犯罪与应试教育之间的关系

摘 要： 青少年犯罪是近年来频频受到社会普遍关注的一种犯罪形式，其有着犯罪群体年龄小、犯罪率高、犯罪手段多样化等特点。本文从青少年犯罪的心理特点与社会环境出发，结合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分析观点，分析了青少年犯罪与应试教育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一些思考。

关键词： 青少年犯罪 心理特点 应试教育 心理学分析

一、关于新时期青少年犯罪的一般认识

“少年强则国强”，一个国家未来的潜力与发展方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年轻人的潜力与发展方向。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社会生产得到了巨大的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有了质的飞跃。然而，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我国的青少年教育工作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一方面，当今的青少年由于生长的环境与其父辈截然不同，导致了两代人在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上的差异，阻碍了双方的交流。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改善，外来文化的不断冲击，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不良思潮的涌入，缺乏辨别能力的青少年尤其容易误入歧途。因此，青少年犯罪作为一种特殊的犯罪类型，正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的关注。

青少年在犯罪学研究中的概念，一般是指已满14周岁而不满25周岁的人。这个概念跨越了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界限，与通常心理学上的认识不同，是比较宽限度的一个定义。而青少年犯罪，泛指青少年这一特殊主体实施的犯罪，亦指主体由儿童向成年过渡这个特定阶段（一般指进入青春期至青春期结束），由于主客观原因而实施的各种犯罪的通称。我们可以将其定义为：已满14周岁至25周岁的人实施了危害社会、触犯法律、依法应受刑事惩罚的行为，叫做青少年犯罪。

犯罪心理学认为，犯罪心理形成过程是内化过程和外化过程相互渗透和相互制约的过程。犯罪心理的内化过程是指犯罪人把社会不良因素转化为自己的认知结构并确立其行为标准的过程，犯罪心理的外化过程是指将犯罪心理转化为犯罪行为的过程，而前者实质上就是社会化的过程［１］。人的社会化过程并不是一次所能够完成的，各个年龄阶段都有其特定的社会化问题。青少年阶段在个体的一生中是一个关键时期，它决定着个体的发展轨迹与未来。但是正因为具有这个年龄阶段的自身特点，所以在社会化过程中有些青少年会出现各种因素之间的冲突，造成社会化障碍，从而走上犯罪的道路。

当前青少年犯罪的特点：一是违法犯罪趋于低龄化。十四五岁就违法犯罪，有的甚至作出大案要案。二是犯罪类型越来越多。以侵财性犯罪为主，如盗窃、抢劫、敲诈等，此外伤害、杀人、绑架、等恶性案件也时有发生。三是是犯罪动机简单，没有明确的作案目的，一般没有事先预谋，多属一时感情冲动，有的出于好奇、自我表现和要求偏激，常有一定的盲目性和随意性［２］。

从青少年犯罪的历史记录来看，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青少年犯罪约占全国刑事犯罪总数的20%―30％；到八十年代增至70％。其中14至18周岁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又占到了青少年犯罪案件总数的70%以上［３］。从2005年9月16日在北京开幕的少年司法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上获悉，近年来我国青少年犯罪平均每年以两位数的比率上升。最高法院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04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判决生效的未成年人犯罪的人数平均每年上升14.18%;其中2004年上升19.11%［４］。而2005年7月又比上年同期上升了23.96%。据洛阳市少年刑事审判庭统计资料显示:在1998年审理未成年犯罪案件为15件28人，1999年为23件45人，2000年为75件150人，2003年为112件231人，2004年为138件297人，2004年比1998年青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数增加了8倍，涉案人数增加了9倍。据郑州市公安局统计，2004年以来，郑州市青少年违法犯罪人数已达2886人，比前两年增加19%［５］。数据表明，近年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数和人数均大幅度增加，而且抢劫、、恶性伤害等案件所占的比重愈来愈大。

从青少年犯罪的心理特点来看，有95％以上的未成年罪犯存在着社会公德意识淡薄、思想品质恶劣、言行偏激等特征，明显表现出从违背社会公德到违纪到违法再到走向犯罪的必然联系，从量变到质变的行为过程非常清晰。

青少年犯罪发生率之高，犯罪情节之恶劣，究其原因，应首先分析青少年时期的心理特点。

二、青少年时期的心理特点

青少年期在我国被普遍认为是一个“心理断乳期”，幼稚与成熟、冲动与控制、独立性与依赖性相互交错，青少年处在人生发展的十字路口，生理和心理的成长面临着许多不同的矛盾。正是这些纷繁复杂的矛盾，使得青少年在这一特定时期表现出易怒、冲动、做事不顾后果等特点，如果不加以疏导，则很容易走向犯罪道路。

根据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说，人的心理意识结构结构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部分组成［６］。本我包含要求得到眼前满足的一切本能的驱动力，就像一口沸腾着本能和欲望的大锅。它按照快乐原则行事，急切地寻找发泄口，一味追求满足。本我中的一切永远都是无意识的。自我处于本我和超我之间，代表理性和机智，具有防卫和中介职能，它按照现实原则来行事，充当仲裁者，监督本我的动静，给予适当满足。自我的心理能量大部分消耗在对本我的控制和压制上。任何能成为意识的东西都在自我之中，但在自我中也许还有仍处于无意识状态的东西。

对于本我和自我的关系，弗洛伊德有这样一个比喻：本我是马，自我是马车夫。马是驱动力，马车夫给马指方向。自我要驾御本我，但本我可能不听话，二者就会僵持不下，直到一方屈服。对此弗洛伊德有一句名言：“本我过去在哪里，自我即应在哪里。”自我又像一个受气包，处在“三个暴君”的夹缝里：外部世界、超我和本我，努力调节三者之间相互的冲突，以找到一个平衡点。

人类出生之初，一切行为都以本我为指导。随着年龄的增长，自我意识逐渐觉醒。当自我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产生和分化出自我意识，把自我与非我，以及自己与客观世界区别开来。青少年时期，当个体的自我意识产生以后，随着自我意识的不断发展，青少年个体逐渐希望脱离对成年人的依赖，表现出更大的主动性与独立性，并强调自我的价值和自我的理想。在这个阶段，青少年的一切问题既是以“自我”为核心而展开的，又是以解决好“自我”这个问题为目的的。他们开始从朝向外界的观察转变为朝向自我的观察，于是个体的自我意识也就可以被分为两部分，作为观察者是“理想自我”，是指自我想要达到的目标，以及自己在别人的心目中的位置和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作为被观察者是“现实自我”，是指个人当前发展所达到的实际的自我状态，即自我在能力、品德、业绩等方面的实际表现。“理想自我”处于观察者的地位，对“现实自我”不断地进行观察，视其能否符合“理想自我”的要求。［７］

按照美国心理学家罗杰斯的观点，当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一致时，就是自我实现［８］。罗杰斯主张人格的成长在于充分实现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之间的和谐，而两者之间的冲突则会导致人的心理失常和不协调。在青少年时期，现实自我总是相对滞后于理想自我，落后于理想自我的观察目标，两者之间经常出现非调节性关系。也正是由于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的距离趋向于正无穷，所以理想自我和现实自我无法经过调整而达到和谐，最终产生自我意识的矛盾，给青少年带来诸多的心理紊乱。当美好理想与残酷现实发生冲突时，青少年自身的价值体系也随之崩溃，进而导致他们在精神上出现病变，责难周围的人或者迁怒于现实的社会，误认为自己理想的破灭是他人或者社会造成的。因此，最后他们由于无法自我实现，总是寻找机会侵害社会或者他人，暴露和宣泄自己的情绪，产生违法犯罪行为。而诱使这一病变发生的关键点，就在于“三我”之中超我的缺失。

三、应试教育的弊端与青少年犯罪的关系

在弗洛伊德“三我”理论中，超我代表良心、社会准则和自我理想，是人格的高层领导，它按照至善原则行事，指导自我，限制本我，就像一位严厉正经的大家长。当青少年在成长的过程中，面临本我与自我、理想自我与实际自我的冲突时，如果能有超我对这些矛盾进行归置，则可以保证整个人的心理状态处于平衡之中，不至于产生心理疾病乃至犯罪的欲望。然而超我并非先天形成，在集体劳动是社会的主导性的劳动方式的原始社会，人们不得不靠相互配合来取得生活资料，尽管此时这种行动依赖链还比较短。社会的分配方式是平均分配，而且，即使成员分配到的食物不足以满足某些人的需要，相互依赖的行动链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们使用身体暴力来从其群体中的其他成员手里获取食物，正是在类似情景的长期作用下，在一定的群体内部人们的良知，即超我形成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的良知是狭隘的，即只局限于群体内部，对于群体外部即行动依赖链以外的人是不存在的。此后，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这种良知得到了不断发展。这种超我的形成便成为人们的行为规范，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上升为国家意志――法律。

在以后文明的社会，这种良知（超我/社会准则/法律）便通过各种渠道加以传承。这种传承对社会秩序的维护意义重大。其中最主要的渠道即是教育。

我国近年来青少年犯罪案件的急剧增多，与我国现行的素质教育为表，应试教育为里的教育理念息息相关。所谓“应试教育”，并非是指采用了“考试”这一制度的教育模式，而可以理解为在我国教育实践中客观存在的，偏离受教育者群体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单纯为应付考试、争取高分和片面追求升学率的一种倾向。这种倾向本身融合了我国传统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理念；以及当今“一胎制”的大环境下家长对于子女未来出路的恐慌，是一种无论南北、贫富都普遍信奉的“以分取人”的意识。

素质教育也可以采用考试、竞赛这一衡量标准，但两者的关键区别在于考试分数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大小，是以分数定英雄，还是仅仅作为参考。因此两者之区分，关键在于对于考试的意识。

在应试教育的模式下，教学的一切措施本身只是为了谋取高分、高升学率，而忽视了教育本身的目的与理念，从而也导致了青少年犯罪的高发。其原因如下：

（一）应试教育的高压力导致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应试教育本身的一大特点，即以考试分数定成败。然而，即使再完美的考卷也无法完全体现一个人的学术素质，何况一场考试的优劣又往往取决于许多学术水平以外的客观因素。两相对比之下，考试对于评判学生素质的作用仅仅是提供参考的一个方面，而非决定性因素，更不可能奢望一场考试可以决定一个人的一生。然而在应试教育的体系下，由于对考试系统的畸形崇拜，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习惯性地以分数的高低来评判一个人的优劣成败。教师偏爱分数高的学生，学生也羡慕分数高的同学。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等于是将青少年成长中的“理想自我”的标准与“考试分数”，这一并不怎么客观的评判体系结成了一对一的死结，使青少年树立了“考试高分即人生成功”的意识。

也正是因为这种畸形的心理意识，青少年在面对考试时，无论素质高低，都会有一种莫名的焦虑感，“先进生”群体容易表现出强烈的优越感，期望值过高；“后进生”群体自认为是失败者，自卑感强，自我评价低。两个群体都情绪压抑，紧张焦虑。加之考试制度本身的不确定性与局限性，许多青少年即使本身素质较高，往往也无法稳定取得一个较好的分数，从而导致青少年心理的焦虑感进一步加重，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之间的差距也是忽上忽下，使青少年无所适从。

根据一份报道，江苏某小学六年级的磊磊(化名)为了小学升初中的分班考试，几乎没有自己可以自由支配的玩耍时间，整个假期都在补课，或者是奥数课、英语课，或者是语文、物理、化学课。磊磊最终以优异成绩考入初中的奥班，但在开学后不久，家长又为他请来了家教：“我们的孩子在起跑线上不能输给其他的孩子！社会竞争太激烈了，你如果不去补习，你就上不了好初中和好高中，大学就更不用说了。”［９］正是这种担心，将家长和孩子都赶上了应试教育的“战场”。磊磊告诉记者，虽然自己的成绩一直很优秀，但心里总是感到恐慌，害怕拿不到前三名，压力很大。像磊磊这样的孩子比比皆是，学习压力过大，孩子负担超重，导致心理成疾，已成为当前中小学生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据教育部调查数据显示，36%的中学生在走进校门的那一刻，心情郁闷、紧张、疲惫、厌烦、焦虑和恐惧；中学生对学习很有兴趣和比较有兴趣的比例不到50%；由于高考竞争激烈，80%以上的学生因恐惧而成为“失败者”。

这种种的焦虑、恐惧与压力，又由于应试教育的高强度训练而无法得以发泄，只能逐渐累积，直至爆发，爆发的结果即以校园暴力等青少年犯罪的形式体现。

（二）应试教育的偏向性教育模式导致“超我”意识成长土壤的流失。

前文已经说明，超我即人类的良知、社会准则或者说法律。青少年时期是人类人生观、世界观与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超我意识成长的关键时期。正是在青少年时期，人们开始逐渐接触社会，了解并学习社会生存的规则。然而在应试教育的体制下，一切皆以考试要求为纲，凡是考试要求掌握的，无不细致入微、反复研习以确保掌握；相对的，凡是考试不要求掌握的，就一味放松要求，即使是教育部明文规定的教学内容，也多以学生“自学”为主。无论学校还是家庭，对于影响分数的方面都是一致性的高要求，而对于其他的则是盲目地纵容，甚至严厉禁止。

同时，由于追求升学率又几乎是每个学校的第一要务，因此许多教师的职责就缩小到仅仅是在自己任教时段里把班级的分数提上去，在强抓分数的同时，缺乏对学生特别是后进生生理、心理常识的辅导。加之教育方法过于单一，除了批评还是批评，甚至加压逼退，逐出校门，致使个别学生或仇恨家长老师，或破罐子破摔一味自我颓废，直至走上犯罪的道路。

某报纸曾报道，15岁的强强(化名)是兰州市某中学初二学生，学习成绩一向不好。全班50个学生中强强考试名次总是排在倒数，这样他的座位也就自然在班里最后一排。他的个头矮，看不清黑板，老师讲课声音小，听不清，加之老师只重视成绩好的学生，他犯了错误老师对他大声呵斥，而对于他的学习基本不闻不问。久而久之，在班里也没有同学愿意和他交往，强强的自尊心受到很大打击，由一个活泼好动的孩子变得寡言少语，渐渐产生了厌学心理，开始逃学，最终弃学整天在社会上流浪。失去了集体的温暖和同学的友情，孤独的强强将所有的仇恨都记在了老师的头上，在2005年的一个夜晚，他在老师回家的路上对老师实施抢劫，做案成功数次后又将老师打伤，最终被公安机关抓获［９］。

由此可见，在青少年时期这一超我意识形成的关键时期，青少年面对的是一个没有人愿意传授社会道德准则，也没有时间学习社会道德准则的真空阶段。加之信息时代不分良莠的大量信息潮流的涌动，青少年彻底回到了道德的“丛林时代”，掩藏于内心深处的本我欲望无从遏制，“理想自我”与“实际自我”的冲突无从调和。道德上约束的缺失与内心的焦虑感，共同造就了当下青少年一代自私自利、不知感恩，乃至无视法律的性格特点。

四、结语

青少年时期是人类成长的黄金阶段，在这一阶段一个人人生观、世界观与价值观的形成，往往能够改变人的一生。然而在层出不穷的青少年犯罪报道中，我们却看到了一个个残缺的灵魂。

减少青少年犯罪，关键在于改变“以考试为纲”的教育理念，构建多角度的教育评价体系，使得青少年在心理成长过程中能够树立正确的成功观与价值观，尽可能地减少“理想自我”与“实际自我”脱节带来的焦虑感。同时，学校应增开一些心理辅导课程和人文类课程，提供培育“超我”意识的土壤，传授给学生正确的社会价值理念与规则。

青少年时期心理的敏感特点是青少年犯罪原因中不变的内因，社会信息化、物质化的进程固然有其不良的影响，但总体上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是有利的。因此，减少青少年犯罪的根本方法，就是紧密结合青少年心理特点和社会大环境，构建良好的教育体制，培育健康的人格，斩断青少年敏感的心理与社会不良影响之间的联系。

参考文献：

［1］罗大华，何为民.犯罪心理学.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2］郑红丽，罗大华.青少年犯罪成因心理学研究新进展.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3］李薇薇.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中国教育报，2005.12.14.

［4］肖扬.最高人民法院2004年工作报告.中国青年报，2005.3.13.

［5］李义军.我国青少年犯罪特点及现状.河北理工大学学报，2008.2.1.

［6］车文博译.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

［7］印伟.青少年犯罪的心理学分析.法制与经济，2008.12.18.

［8］刘毅，钟华译.郭永玉审校.罗杰斯著作精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9］李瑞.青少年犯罪调查.甘肃法制报，2006.11.27.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2006级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