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杨贤江与国家主义派的斗争

［摘要］杨贤江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与各种错误思想及其派别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其中与国家主义派的斗争在当时有重要影响。双方主要围绕中国落后归因及其解决办法、教育与救国关系、中国社会未来走向三方面展开论战。通过斗争，不仅给国家主义派以沉重打击，还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革命和教育理论，从而为许多迷惘的中国民众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关键词］杨贤江国家主义派斗争

杨贤江（1895－1931）是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青年运动领导人。他在积极投身革命的同时，潜心于教育工作及理论的研究，可谓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是兼有学者和革命家两种品质并且完善结合的人。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杨贤江与各种错误思想及其派别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其中与国家主义派的斗争在当时有重要影响。国家主义派吸收和接纳欧洲的国家主义，提出“新国家主义”，积极鼓吹教育以国家主义为宗旨。他们打着国家高于一切的招牌，诽谤苏联，反对共产党和阶级斗争，主张学生埋头读书，不问国事。为此，杨贤江在《中国青年》、《学生杂志》、《少年世界》等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文章与之展开论战。双方对垒旗帜鲜明，口诛笔伐，不可开交，论争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落后的归因分析及其解决办法

杨贤江与国家主义派都认识到中国的落后与贫弱，但对于导致中国社会落后的原因分析及其解决手段的选择却大相径庭。以曾琦、李璜等为首的国家主义派认为：“中国目前之大患，不在列强之压迫，军阀之专横，议员之，而在多数国民无国家之自觉心”①；“回顾吾国，数千年之国民精神，已由东西潮流之激荡而震撼，浅薄学说之摧残而消亡。国人既失其中心信仰，人心即无所维系，而精神上的感应遂无从发生，猜忌之风、倾轧之习，乃不期然而然也，此国家所以纷扰之原因”②（P156）。因此国家主义派认为中国的纷乱是由于中国一般人没有高尚的共同的理想，是因国民道德堕落、自私自利、不管国政的缘故。国家主义派还认为，“吾国已贫弱万状，一线希望仅在于人心未死”，坚信“教育是改造国家惟一的工具”②（P156），因此他们认为挽救中国危机的办法，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而是国家主义的教育。

针对国家主义派的上述观点，杨贤江指出，“这正是国家主义者认国家为社会进化最高形态应有的推论”③（P466）。杨贤江认为，国家主义提倡的爱国主义教育是资产阶级的御用品，提倡这样的爱国主义教育“自可效力资本家所有的国家，但与被榨取被压迫的工农大众无关”③（P467）。更何况“爱”只有“衣食无虑”的时候才能靠得住。就像做父母的，谁不爱自己的子女，然当饥寒交迫时，他们不得不贩卖子女以求得生存，难道这能训斥这般做父母的没有爱心吗？“爱心本来是有的，但是饿死了”③（P467），其罪魁祸首到底是谁呢？因此杨贤江指出，国家主义派把国家的纷乱归因于道德的堕落，却未曾思考道德堕落的原因，实际上是颠倒是非黑白。当民穷财尽，没有饭吃的时候，道德无从谈起。更何况，道德是有阶级性的，国家主义派所要维护的只能是资产阶级的道德，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

杨贤江进一步指出，我国国人道德的堕落，是由于经济的压迫，决非人心的变化。要谋补救，就要打倒军阀的剥削压迫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改造这个不良的社会，建立独立自由的真正民主共和国。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倘若现代的社会组织不根本改造过，无论你怎样热心地救国，都是枉然的”③（P73），而经济的独立必须经过一番政治革命。他指出，国家主义派所要救的是资本主义的中国，“纵使救国运动成功了，还不是一个‘强凌弱，富劫贫’的世界”③（P73），因此，他提醒民众不要上了国家主义论者的当，盲目地讲救国，谆谆教育青年及广大民众，只有通过革命，建立起属于人民自己的国家，爱国、护国才有可能。

二、教育与救国的关系

国家主义派明确提倡教育救国，他们认为教育是促进国家统一和独立的根本方法。因而主张教育应有目的、有计划、有统一的精神，以国家主义的教育培养学生具有爱国心、共同理想和意识。他们提出要通过教育“培养自尊精神以确立国格，发展国华以阐扬国光，陶铸国魂以奠定国基，拥护国权以延绵国脉”④（P555），即欲通过国家主义的教育来振兴国家，进而达到对外抵抗侵略，对内抑制国贼的目的。为达到这样的目的，他们还认为教育界不必用“赔款、割地、租港、开埠等”国耻教材，“激起学者怀恨之心”，只要用“孔子之大一统主义”⑤（P81）等历史资料或东方文化，就能够消除国民之间的宗教界限、阶级界限和种族界限，融洽民情。他们强调教育是国家事业，教育的宗旨是为全国培养国民，而不是为政党造就党员。“不许以一党一派一宗教之学说主张侵入教育，以维持教育之独立系统”⑥。凡危及国家存在和发展的主张，也都不许在学校作任何实际运动的宣传。他们极力追求学术和教育的独立，反对师生参与政治，认为各大中小学生应勤于修学、修身，绝对禁止加入主张打破国家政治、从事实际运动的任何政党。

杨贤江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正确地论证了教育的地位和效能。他指出忽视教育的作用是错误的，但过分夸大教育的效能更是危险的。他认为作为上层建筑之一的教育不能救国，只有政治革命才可能对中国进行彻底改造。国家主义派的爱国主义教育抽掉了反帝内容，宣扬腐败的封建复古主义，不但不能救国，实足以亡国。而且他们主张教育救国，反对民众革命，会把人民引上错误的发展道路，从而延缓中国的发展进程，因而是祸国殃民的。杨贤江同时指出，教育虽不能独立救国，但可以作为革命的工具，在革命的总纲领总任务之下，尽其重要作用。在革命取得胜利前“教育是用以斗争的、志在获得政权的武器之一”③（P469），通过教育激起被压迫民众的革命情绪，从而造成革命的空气，培养革命的领袖人才。在革命取得胜利后，教育的责任则是在于教导、训练民众，以保卫、巩固政权。

杨贤江认为，国家主义一面倡导教育救国，一面却反对并阻止师生参加政治斗争及社会斗争，是大错特错的。他认为，教育是政治的、阶级的，因此，师生参加政治工作是不容置疑的。救国运动“匹夫有责”，教师应跟上时代的潮流，允许、同情、支持学生参加救国运动，引导学生参与政治，把学生培养成对社会有益的人，使学生能在恶社会里站得住脚，并改造这种恶社会。他们还应“从讲坛上解放，向着社会民众走去，参加甚或领导社会民众活动”③（P555）。他极力倡导学生关心实际政治，号召青年学生团结一切力量，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结成政党，或加入一种组织，服从一种领袖，形成为一股救国的势力，成为革命的生力军，参加到轰轰烈烈的实际救国行动中来。“这是积极的、向恶劣社会奋斗的、而且是惟一正确能有成效的出路”③（P570）。

三、关于中国社会未来走向的思考

国家主义派认为，“惟有国家主义，可以救中国”⑥（P688）。他们强调国家主义教育应培养“全民政治”观念，以反对“独夫一阶级的专制”，在所谓的“强邻思逞，国贼专横”的时代，要“极力团结全民之力以共抗恶魔”⑦（P642），竭力主张“阶级合作”，反对“阶级战争”。国家主义派对共产党人所主张的经济手段和以俄为师进行攻击。他们认为中国人有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追求，而共产党人所宣扬的经济学说只不过是“抢饭”“蹭肚皮”的学说。他们攻击马克思主义者主张阶级斗争，是打破国界，消灭国家观念。他们认为：“国家主义的对外政策是不愿依人为活的。亲日亲英既所深恶，亲美亲俄亦所不取”⑦（P641）。他们还认为苏俄的策略是要借马克思主义征服世界，他们两次对华声明放弃帝俄时代在中国的权益是“欲取故予”，是为蒙蔽爱国志士。因此，在国家主义派看来，与俄亲善，就是卖国；走国际主义路线是苟安乞怜的和平主义；阶级斗争说是挑拨国民思想。因此他们大力倡导四民平等，五族一家之说，认为教育应融洽民情。

杨贤江认为，国家主义派主张用国家主义救国，实质是主张采取改良的办法逐步达到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目的。他指出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对内压迫工人和一般平民，对外侵压弱小民族，抢占原料市场，发动侵略战争，是全世界人民的公敌，显然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中国社会的理想目标。杨贤江认为中国的前途是顺应国际主义的潮流，联合世界革命势力，以期共同打倒帝国主义。他明确指出，共产党领导下的苏俄与沙俄有着本质的区别。沙俄虽鲸吞了中国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但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打破沙俄的统治与伪民主政治，把俄国从一切反动势力、一切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中拔救出来，建立劳农的苏维埃政治。苏俄发表声明，废除以往之不平等条约，是以平等之族待我，全力资助各国无产阶级。因此，我们要反对国际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必须联合世界被压迫的民族，以俄为师，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教育问题，是在根本问题得到解决后，才能得以解决的。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国家主义派反对阶级斗争，主张教育救国，实际上是转移人们的视线，为资产阶级反动军阀张目。

杨贤江等共产主义者与国家主义派所展开的斗争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国家主义思想的斗争，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与资产阶级改良派之间的交锋，它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在论争中，杨贤江用唯物主义史观，阐明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为中国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他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教育问题，澄清了当时教育界存在的许多错误认识，并借此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给教育领域带来了新的活力。在斗争中，杨贤江周围团结了一批共产主义战士，他们在团结和争取广大群众，尤其是在积极引导和教育青年学生走上革命道路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从而为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兴起，储蓄了有生力量。

注释：

①少年中国[J]．4（9）．

②陈启天．国家主义与教育[A]．国家主义论文集[C]．

③杨贤江．杨贤江教育文集[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

④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编．中国现代教育文选[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

⑤华东师大教育系、教科所．中国现代教育史[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

⑥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对时局的宣言[J]．醒狮周报，1927年7月第141期．

⑦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简编：第二卷[C]．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