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谈当年应征文

听说文汇报的徐开垒先生经常赠书给所在街道的晚晴读书社，为社区文化建设作出了贡献。在里委支部书记老曹的陪同下，我们来到了新华路上的文缘村。

当我们在三楼敲开了徐开垒先生的家门时，前来开门的是徐师母。此时，只见他正在伏案工作。77岁的徐开垒自1987年11月获“高级记者”职称，于第二年5月在报社离休至今，这12年里实际是离而未“休”，当年（1988年）就应上海文艺出版社之约，在《小说界》上开始连载他写的50万字《巴金传》。此书出版后，曾获得海内外报刊的热烈赞扬。巴金的老友朱雯、王辛笛也写专文在报刊上发表。上海曾把这本书作为1991年度红旗读书运动推荐书目。

徐开垒在完成《巴金传》后，又在去年（1999年）年初编集出版了一本《巴金和他的同时代人》。书中记述了与巴金的同时代作家，如沈尹默、丰子恺、叶圣陶、魏金枝等二十余位作家的生平事迹。这些材料也都是他过去和近年来辛勤采访的成果。

当了解到开垒先生这些年来笔耕不辍、离而不“休”的情况时，我深为感动。可是他却笑着说：“这算什么？其实，我在未当记者前、甚至在少年时代，已经是一位‘记者’了。”他边说边拿出一本刚由文汇出版社出版的他的新书《家在文缘村――徐开垒散文自选集》来，给我介绍了其中的一篇《故乡》。

文章里记述他在14岁时，在宁波效实中学读初中。那是1936年夏天，上海开明书店《新少年》半月刊发起“悬赏征文”，题目是《“小人物”访问记》，鼓励少年儿童到人民大众中去找访问对象。少年开垒就在自己家中找到在天井里粉刷墙壁的泥水匠，问他“恨不恨日本帝国主义”。他最初说恨的，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我国东三省，他们在我们的土地上烧杀掳掠，无恶不作。少年开垒又问他，要是敌人给他一千元钱，他帮不帮敌人做工。他说那就帮他们做工，因为“我拿了一千元钱，以后就不需要再做那使人冻煞饿煞的泥水生活了”。少年开垒听了很气闷，就到屋子里去找另一个在干活的泥水匠，问他恨不恨帝国主义，哪知他比前面的那个工人回答得更干脆，他说：“恨啥？我们现在的生活，不是和亡国奴一样吗？”原来当时政府正在宣传要老百姓实行“新生活运动”，其中有一条是“上街不准赤膊”，而他没有单衫，如果赤膊就要被捉到警察局去，他只好在这样炎炎的夏天，穿了一件破棉袄来。他还说：“妈的，一个月要付四种税；什么房捐，户口捐，建设捐……”当时，少年开垒还想向他提问，可他什么也不肯说了。少年开垒只好走出屋外，禁不住自问：“可怜的泥水匠，谁使他们变成这样的啊？！”纳闷中，他把向这两个被压迫而又不是十分觉悟的工人所进行的访问，一点不漏地记录下来，以《两个泥水匠》为题，寄往上海开明书店《新少年》半月刊编辑部应征。

当年10月25日出版的该刊第2卷第8期，终于把这次征文评奖结果揭晓了。在1230多篇应征稿件中，少年开垒的一篇竟被评为第一名，排在显著地位上。编者还写上这么一段话：“我们欣幸，这一次征文得到相当的成功。我们知道所出的这个题目，是可以使读者诸君做得好文章。‘小人物’的大众中，尽多着欲诉无笔的可歌可泣的故事，他们有着为国家民族献身的热情，他们有对国家大事最公正的批评和意见。他们并不愚昧，不过是不识字。少年诸君这次应征是很荣幸地深入了一次‘民间’，当了‘小人物’大众的书记，起草了他们的宣言。”这本《新少年》半月刊的当年编辑是叶圣陶、丰子恺、顾均正、宋易四人。

“我学做记者，其实在1936年写文章时就开始了！”开垒先生说，“是叶圣陶等前辈编辑，教我不论是写文章、做作家、当记者，都要深入民间，接近‘小人物’，了解实际。”接着，他又半开玩笑地说：“现在你们社区干部不差。你们也在开始深入基层，关注到我们这些离退休的老人生活和思想了，可我们还得警惕自己，不能像几十年前旧社会里的那两个泥水匠那样，手挥粉刷帚，大发牢骚啊！”

当我走出文缘村，在新华街道的壁报专栏前，看到一幅大型的捐书照片，正是徐开垒先生在向新华街道图书馆捐赠书籍的照片。此刻我联想到半个多世纪以来，开垒先生孜孜不倦地在散文创作道路上的追求和探索。当我们读着他那些诚恳而多彩的文字时，怎不令人产生由衷的敬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