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权钱社会”中的自杀预防

当代中国人的自杀具有“形而下”特点，为信仰、信念、道德信条、警世或谢罪的自杀非常罕见。

今年“世界预防自杀日”的主题为“多元文化社会之自杀预防”。此主题好像提出了有待探讨的一个学术课题，却不见国内相关业内人士对此主题的解释说明。如此突如其来地空降于内地，难免让人不得要领。

接受这一主题意味着接受者至少承认两点：一是“本社会为多元文化社会”;二是“我们多元社会之预防自杀和‘不多元社会’肯定有所不同”。接受和承认主题之后，问题就显出来了：“多元文化社会”的定义并不是清晰的;多元社会的预防自杀究竟有哪些不同之处，从来就没人说清楚过。此主题最不妥之处，即夸大自杀成因中的文化因素，夸大“文化冲突”、“文化适应”、“文化背景”对自杀的影响作用，而将如此主题搬到中国，压根有点“不合国情”。如果进一步扩大“文化”的范畴，将现在没人承认的一种“文化形态”也归入“自杀文化因素”之内，那就在理论上还勉强说得过去。比如，中国的“钱权价值观”，对这种作为世态与社会心理而存在的“文化”，就可将其视为“自杀文化”甚至“杀手文化”的要素。

中国大陆所谓的“多元文化”，绝对是一种“文化表象”，谈不上对人们的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具有深远影响。而官方耗费大量钱财宣示的意识形态，虽到处可见其形式存在，但实际上早就不被公众认真对待。当代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主流价值观是什么？答曰：“钱权价值观”或“钱权文化”独大，具有主流地位，别的文化，客观上都被这个强势的一极世界“边缘化”了。

“中国是高自杀率国家之一。据2000年国家疾控中心与北京回龙观医院的调查结果显示，我国自杀率为22.23/10万，每年约有25万人死于自杀，200万人自杀未遂，自杀已经成为我国人群第五大死因，是15岁到34岁的青壮年人群的首位死因。”一些学者在阐述自杀主要成因时’抓住了“压力”这个字眼，指出社会底层人群也是自杀的高危人群，这是实事求是的表述。

在我的阅历中，留下印象的自杀者有数十位之多，其“自杀理由”都比较明显，死因如政治运动、绝对贫困（病困交加）、老无所依、激愤绝望，总之都是人害人、人恨人、人拒人所导致。由是，我基于经验往往强调自杀成因中的社会因素。有时，这种强调有一定风险，责难者喜欢强调的是个人道德与精神因素，似乎这样就可以减轻“社会病”的病情。

其实，没有任何专业研究者否认精神病成因中的社会因素。当代中国人的自杀具有“形而下”特点，为信仰、信念、道德信条、警世或谢罪的自杀非常罕见。为处境艰难、为遭受屈辱和歧视、被外部现实所逼而自杀为通常情况。

钱权即人生价值标志物，即成功与幸福的有力证明，而对有权有钱却自行了断的现象，人们一般难以理解。人们对劳工“连跳”、对穷人全家自杀的案例毫不怀疑，而对官员自杀，特别是对官员自虐式自杀，则多采取不相信的态度。有钱、有权又没绝症，就没有自杀的理由，这根深蒂固的想法，就是一种“文化”了，这文化，属一种“客观折射”。

中国人自杀的“形而下”特点比较明显，这也是较快降低自杀率的乐观理由。既然降低生活压力、改良人际环境就是最好的预防自杀的措施，人们可以将希望更多地寄托于社会改造方面，也说明政策发挥的空间很大。

由于财富和权力、权利的获得方式、分配结果而提高了自杀率，和主导社会的‘钱权主义”是脱不开干系的，而“钱权主义”是服务于“钱权机制”和“钱权秩序”的。大家对“下岗自杀”事例都不陌生，此类案例足以说明政府和权力的预防手段与“疗法”是多么重要。在中国，政府和官员在减少自杀尤其是减少危害极大的“扩大性自杀”方面，应当说大有可为，其作用远胜过咨询、急救、医疗、宣传和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