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文艺思想研究

作者简介：高斌（1989-），山东泗水人，南开大学在读硕士，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科毕业于山东大学。研究方向：先唐文学与文化，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

摘要：《墨子》一书中所表现出来的现实性精神、重实用的倾向及重利重义的侠义精神，对后世文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不是直接的，而是透过市民阶层的审美理想潜移默化产生的。《墨子》文艺思想观念的反映，不是单纯理论性的直接表述，而是透过其重要的思想理论反映出来并对后世产生影响的艺术观念，这种影响表现为墨家思想因子的渗入。

关键词：现实性；三表法；实用；重利重义

韩非子将墨家与儒家并称为先秦两大显学，墨子所开创的墨家学派是社会中下层利益的代表，反贵族化特征明显。李泽厚在《中国思想史论》中所说：“中国小生产者劳动阶级的某些思想特征，是空前绝后地以系统的理论形态呈现在墨子此人或此书中的（不包括墨辨）。”[1]至汉代儒学取得独尊地位之后墨家思想就被从社会主导思想中排挤下来，不被社会的上层统治者所承认。但墨家思想却一直在社会中下层中延续，墨家思想对整个社会的思想也在潜移默化地发生作用。尤其在唐以后，属于社会中下层的市民阶层日趋壮大，与之相适应的通俗文学日渐兴盛，墨家思想对文学思想领域的渗透日益显现。

现今学界对《墨子》的研究，受墨子重质尚用观念的影响，认为墨子是反文学的，所以对《墨子》关于文学方面的研究也只是停留在《墨子》五十三篇的文学艺术价值上，而忽视了墨子思想中对后世文学思想史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虽然总体上看来《墨子》全书所体现出的思想是重质尚用，反文学的，但书中的很多思想却影响了后世文学思想的发展，对一些作家创作观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在墨子思想中已经存在了影响后世文学思想发展的因子，这正是《墨子》对文学思想发展的贡献所在。下文将从三部分逐一探讨。

一、三表法中文学现实性精神的体现

《墨子》中所提出的三表法，是墨家思想中衡量得失利弊的一个重要标准。它反映了墨子思想体系的出发点，就是站在社会中下层人民利益的角度上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纵观《墨子》全书，从百姓和国家利益出发阐述思想主张所体现出来的现实性精神，是墨子整个思想体系的一个基础。

墨子三表法出自于《非命篇》：

“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2]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谈，由文学之为道也，则不可而不先立义法。……然今天下之情伪未可得而识也，故使言有三法。三法者何也？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其本之也，考之天鬼之志、圣王之事；于其原之也，征以先王之书；用之奈何？发而为刑。此言之三法也。’”[3]

“是故言有三法。何谓三法？曰：有考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恶乎考之？考先圣大王之事。恶乎原之？察众之耳目之请。恶乎用之？发而为政乎国，察万民而观之。此谓三法也。”[4]

三篇中对三表法的表述略有差异，但总体归结起来就可以看出墨家考察是非利害的三个标准：即是否与古之圣王之意相符，是否源于百姓耳目之实，是否对国家百姓人民有利。考察古之圣王之意，是墨家尊天事鬼思想的反映，也是先秦尊古崇古思想的一种表现。而后两个标准，从国家百姓之利出发，发为言谈，则反映出墨子思想中的现实性精神，尤其强调言谈之所出，要从社会现实出发。三法所指的对象是言谈，但实则也是墨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墨子的很多思想都是以此为基础的。如《尚贤中》篇所讲：“且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实将欲为仁义，求为上士，上欲中圣王之道，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故尚贤之为说，而不可不察此者也。”[5]。在选贤任能方面，也要考察其是否利于国家百姓，重视国家百姓之利，此即为政事之本。在《非攻》、《节葬》等篇章中也有类似的表述，思想基础都与三表法表述的意思类似。由此可以看出来，墨子将国家百姓之利放在相当重要的地位。其中所体现的现实性精神在墨子思想中体现明显，在《贵义篇》中他将三表法的标准扩展到一言一行，“子墨子曰：‘凡言凡动，利于天鬼百姓者为之；凡言凡动，害于天鬼百姓者舍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6]。这种对百姓利益的重视，成为墨子思想体系中现实性精神的重要体现。

重视百姓之利，是墨子思想体系中反贵族化的重要表现，这种思想文艺化的一种体现就是文学创作中的现实性精神。这种重视百姓利益的思想在不同的时代在文学作品中都有体现，尤其是在社会处于战乱、民不聊生的历史时期，反映民生疾苦的文学作品屡见不鲜，这些作品构成了文学思想史上重现实的文学创作精神。从一些民歌中对百姓生活困苦的直白表述，到诗圣杜甫诗歌中对民生的文艺化抒写，都能够在其中明显的看到墨家现实性精神的体现。到唐宋之后，通俗文学的兴起，更是将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写入戏曲、小说中，这些从广义上来说都是墨家现实性精神在后世文学思想中的体现。

二、重实用的文学观念

《墨子》书中对于文学很少论及，其关于文学的观念也明显是建立在三表法思想基础之上的，具体体现为重实用，从另一方面来说，重实用的文学观念也是墨子节用节葬思想在文艺领域的一个延伸。

《墨子》一书中明确提到有关文学、言谈的地方共有三处：

“故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上将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为刑政也，下将以量天下之万民为文学，出言谈也。……观其言谈，顺天之意谓之善言谈，反天之意谓之不善言谈……”[7]

“子墨子曰：凡出言谈，由文学之为道也，则不可而不先立义法。若言而无义，譬犹立朝文于员钧之上也，则虽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8]

“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之为文学、出言谈也，非将勤劳其为舌，而利其唇吻也，中实将欲其国家邑里万民刑政者也。”[9]

以上三处，墨子将文学与言谈并举，可以看出他所说的文学是与言谈相类的广义的文学，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他将文学与言谈的作用等而视之，重视文学和言谈一样的实用价值。这是一种典型的功利主义的文学观。罗根泽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评价道，“墨家尚质不尚文，其对于诗只是断章取义以为自己立说的一种帮助而已。……这虽不足以窥探其对诗的见解，但可以窥探其对诗的态度亦只是一种利用而已”[10]。墨家重视的是文学或者言谈的质，也就是重视他们作为一种表达工具的作用。墨家所追求的是言谈、文学能起到利国家百姓的作用，而不重视文的审美价值，只追求其实用价值。这与儒家强调“文质彬彬”的观念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墨子》一书虽然对文学少有提及，但从墨家思想整体上所反映出来的重质轻文思想，在先秦许多著作中都有所提及。《韩非子・外储说》中提到，“今世之谈，皆道辩说文辞之言，人主览其文而忘其用。墨子之说，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辨其辞，则恐人怀其文，忘其用，其以文害用也，此与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类，故其言多不辨”[11]。墨子思想重在用，为了防止因文害用，所以墨子之言多不辨于辞。

墨子于文学言谈的实用倾向，是文学思想史中功利文学观的一个重要源头。后世文学发展中这种功利性文学观体现在许多作家的创作理论当中，这些作家的共同点在于重视文学的功用，积极提倡文学在关注社会现实中发挥其价值，此后有关文以载道、文道关系的论争，也都是此种思想的发展，更有甚者提出作文害道等较为激进的文学主张，从中也都可以看到墨子重实用文学观的思想因子。文学中的文质之辨，其实也就是关于文学创作中审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探讨，两者皆是文学作品的重要属性，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的文学创作，对两者各有侧重，实质上也是当时社会现实的一种间接反映。

三、墨家侠义思想对文学思想的影响

墨家的侠义观，与文学史上武侠小说的创作紧密相关。墨家所提倡的侠义观在先秦应该是极为盛行的，这可以从史书中对先秦刺客、侠义之士的描写中看得出来，这些也应该是武侠小说中侠客的最初原型。

《墨子》一书中对于义的论述显得相当宽泛，所指的内涵也很广。《耕柱第四十六》，“今用义为政于国家，人民必众，刑政必治，社稷必安。所为贵良宝者，可以利民也，而义可以利人，故曰：义，天下之良宝也”[12]。这里所言的“义”指的是仁义之道，是从利人利民的角度来讲的。在《贵义第四十七》，则是整篇来论述“万事莫贵于义”，这里的“义”就是百姓国家之利。在《经上篇》更是直言“义，利也”。《墨子》所讲的这种义利观，就是侠义观的最初的一种精神体现。在《修身第二》中讲：“据财不能以分人者，不足与友”[13]，重利，利他利人，这实际上也是墨子兼爱思想的一种体现。墨家所代表的这一阶层的人，在社会中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他们要维护这一个阶层的利益，重利重义就是他们美好理想的一种展示。此外，在《墨子》其他的一些篇章中，我们通过墨子的各种经历还可以看出墨子所崇尚的利国、利民的重利观。如《公输第五十》讲墨子如何出于大义而与公输班、楚王论战，以阻止楚国攻宋。最后，“子墨子归，过宋，天雨，庇其闾中，守闾者不内也。故曰：“治于神者，众人不知其功，争于明者，众人知之”[14]，表现了墨子追求大义，不慕虚名精神。墨家这种侠义精神在后世的著作中都有提及，《淮南子・泰族训》中说：“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化之所致也”[15]。这里对墨家的评价，就带有浓重的侠义色彩了。

墨家的这种由重利重义思想发展而来的侠义观，一直在中国社会的中下层延续着，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市民阶层的审美理想，这种审美理想真正在文学作品中展现出来，就是在市民阶层壮大以后，他们出现了对文学审美的要求之后，通俗文学应运而生，墨家这种重义重利的思想随之演变成了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思想。到后来的武侠小说的出现更是对墨家义利思想的更好诠释与发展。

从最初贵族化特征较为明显的诗、文，到后来戏曲、话本小说等通俗文学形式的出现，直至当代白话小说的盛行，中国文学形式的出现与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通俗化的趋势，就是因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学的受众由最初的上层贵族，逐渐扩展到下层的市民平民阶层，而墨家思想作为中下层群体的思想体现，就会随着文学的下移更加日趋明显的体现在文学作品中。所以说，《墨子》一书中的一些思想就构成了后来文学思想演变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李泽厚著，《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08：50.

[2][3][4][5][6][7][8][9]及[12][13][14]均出自[清]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闲诂》[M].北京：中华书局，2001：265、272-273、277、72、442、208、272-273、282、431、10、488.

[10]罗根泽著，《中国文学批评史》[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42-43.

[11]《韩非子》校注组编写，周勋初修订《韩非子校注》[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301.

[15][汉]刘安编撰，陈静注译，《淮南子》[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