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加特对“积极受众论”的贡献

“积极受众论”是英国伯明翰学派对电视研究的重要理论贡献，也是对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论”关于受众研究的根本突破。近半个世纪以来，“文化工业论”借着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招牌赢得了全球性流通，“积极受众论”却并未乘着风行世界的“文化研究”热潮获得广泛认可。特别是“积极受众论”首倡者霍加特的理论贡献，至今尚未引起学界重视。梳理霍加特“积极受众论”的理论贡献，不仅有助于澄清该理论中的一些关键性问题，而且对于推进和深化电视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霍加特、伯明翰学派与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在西方知识界有其特定内涵，它不是如国内惯常理解的对各种文化的研究，而是指用文化的方式进行研究，具体说来，主要指英国伯明翰学派于20世纪60年代所确立的知识传统。20世纪上半叶，利维斯主义及法兰克福学派盛行于西方学界。他们“忽视经验研究，无意于调查真实生活中的受众”，①极少注意受众对文本的多元选择及能动潜能。在他们那里，受众只是被动、单一、同质化的存在。1957年，霍加特出版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识字的用途》一书，致力于探讨“工人阶级文化的变迁……特别是那些在大众出版物刺激下所发生的变化”。②随后，他主持成立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并担任首任中心主任，宣布“将文化研究纳入理性的地图”，自此拉开了文化研究的序幕。由于该团体别开生面的研究方向、学术观点和理论特征，被学界称为“伯明翰学派”。该学派秉承英国马克思主义传统，致力于沟通英国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之间的隔阂，其影响逐渐从英国扩展到欧洲、北美及澳大利亚，并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文化研究的热潮，成为当代显学。

霍加特因其对工人阶级文化的出色研究而著名。其《识字的用途》已成为英国文化研究发端的标志性和奠基性文本。此书关注的焦点是：在走向20世纪中期的几十年间，大众传媒对工人阶级文化的影响。该书以一种引人注目的怀旧感、精确性和冲击力，显示了霍加特对大众媒体文化价值争论的重要介入。他批评了环绕工人阶级周围的通俗读物的低俗化倾向，质疑暴力小说和色情杂志的文化价值。他的结论是：“工人阶级并非过着如文学作品中所描述般的贫瘠生活”，③因为他们自身“了不起的道德源泉”，④能够鼓励他们去改造和利用文化工业的产品和实践。这里即蕴涵了“积极受众论”思想。

霍加特对“积极受众论”的贡献

1.将“民族志”方法应用于受众研究

“民族志”是一种实地调查研究方法，其特点是：通过实际地甚至参与性地考察特定人群的实际生活状况，探讨他们如何在其物质生活中创造出文化的意义。“民族志”的“文化”首先表现为一种生活实践。⑤霍加特出生并成长于英格兰北部利兹的一个工人阶级社区，熟悉工人阶级的状况。在《识字的用途》一书中，霍加特运用利维斯倡导的“民族志”方法，结合自己长期的切身生活经验，重构工人阶级日常生活的往昔美好时光，表达其对工人积极文化面临大众文化冲击的担忧。这一学术传统相对于正统民族志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以政治为框架来诠释日常活动、经验和实践。可以说，《识字的用途》正是通过考察作为边缘群体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日常实践，开辟了将“民族志”方法应用于受众研究的范例和传统。

2.倡导抵抗的受众诗学

对媒体受众的能动性的关注，代表了文化研究中一股相当重要的潮流。霍尔在其著名的《电视话语的编码与解码》一文中，提出了受众的三种解码方式，即受控性、协商性和对立性，对其后以大卫·莫利为代表的关于电视的积极受众的研究提供了思路。但是，在“积极受众论”的先驱霍加特那里，尚没有对受众的解码方式做如此细致的划分。在《识字的用途》第二部分“让位于新秩序”中，霍加特认识到，在强大的大众媒体和流行文化面前，受众并非永远处于消极被动地位，他们有自己处理事务的立场和方式。他说，尽管新的大众出版物、电影、广播和电视等，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已经在工人阶级中鼓动出一种无意识的统一性和高度的被动接受性，但是工人阶级有他们自己的应对方式，其文化形式表现为诸如工人俱乐部、铜管乐队、老式杂志以及投掷、骨牌等集体游戏。也就是说，尽管霍加特还没有细分出受众的协商性方式，但他已隐约地暗示了受众的受控和抵抗立场。他曾在许多场合重申对工人阶级能力的信心，认为他们能够抵制大众文化的控制：“这不仅仅是消极抵抗的能力，更是积极主动的能力。工人阶级天生具有强大的能力，通过适应或吸收新秩序的需要，忽视其他，并在变化中生存下来。”⑥霍加特的信心来自于工人阶级所独有的生活方式：“他们自己大部分都‘不住在那里’，而是住在其他地方，凭借着神话格言和宗教仪式，生活在直觉、惯例和语词当中。这些可以把他们从最坏的影响中拯救出来。”⑦自霍加特于20世纪60年代首次确认受众的能动性、倡导一种抵抗的受众诗学之后，文化研究开始将关注的重点转向对大众媒体特别是电视的受众的研究与探讨，并涌现出霍尔、莫利等一大批电视受众研究的代表性人物。

如当代文化研究之父、大众传播研究领域里程碑式的人物霍尔所说，“《识字的用途》启示我们，受众并非如空荡荡的容器或心灵白板那般，容中产阶级和大众媒体去任意填塞。他们决非‘虚假意识’的产物或‘文化傻瓜’”。⑧这里，霍尔道明了霍加特对“积极受众论”的先驱作用。可以说，正是霍加特开辟的将“民族志”方法用于受众研究的传统和惯例，他对受众能动性的最初确认，以及他所倡导的抵抗的受众诗学，开启了英国伯明翰学派乃至整个西方文化研究领域包括电视理论研究对受众进行多样性解读的可能。霍加特以其《识字的用途》，预示了作为文化研究重要理论库存的“积极受众论”。

注释：

①【英】巴雷特 钮博尔德编：《媒介研究的进路》，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85页

②③④⑥⑦Richard Hoggart， The Uses of Literacy，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90

⑤金惠敏：《积极受众论》，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版，第22页

⑧Stuart Hall， “Richard Hoggart， The Uses of Literacy and the Cultural Turn”， in Sue Owen， Richard Hoggart and Cultural Studies， Palgyave Macmillan， 2008， p24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