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苏区儿童团(二)

建议总结儿童团工作

1982年的一天，已经主持党中央工作的同志约我去谈话。战争年代，我们曾数次相遇并彻夜长谈，新中国成立后都在北京工作，反而很少能坐下来聊天。―个原因是两个人都很忙，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我的工作较特殊，不大方便。不过两个人毕竟相识50多年了，而目耀邦又是快人快语的性格，所以这次见面依然用不着客套，我们很自然地从眼前的人和事谈起，逐渐向逝去的年代延伸。

当时中央已确定实行干部离退休制度，我首先反映了一个实际问题。我们这个部门曾在全军率先实行专业技术职称制度，后来被废掉了，原来的工程师、研究员后来走的都是行政级别。科研领域的专业人员到了五六十岁，正是经验丰富、施展才华的时候，假如都按年龄一刀切，通通退下来，损失很大。我主张对他们，也包括医生和教授，实行特殊政策，让他们多干几年，至少把年轻人带起来。耀邦同志认为我讲得有道理，建议我写个文字的东西。

接着谈到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耀邦同志说：农村先搞起来了，已经闯出了一条路，现在的问题是城市到底怎样搞，尤其大型国营企业是个难题。他说自己在经济方面是外行，希望我帮他做些调研工作。我表示自己对经济问题更是一窍不通，在这方面帮不上忙。

再往下，我们从晋察冀谈到了延安。我担任军委二局一系主任兼干部科科长的时候，耀邦是总政组织部部长，我任局党总支副书记的命令就是他签署的。应他的要求，我介绍了二局审干阶段后期的情况，以及与延安特务案相关的情况。我告诉他：受审查的同志后来证明基本上没有问题，大部分留下来继续工作，但其中个别同志情况特殊，到现在还带着“抢救运动”留下来的尾巴。耀邦交代：“叫他们几个直接给我写信，尽快解决。”他还强调，要把真实情况写清楚。在耀邦同志的过问下，这几个同志的历史遗留问题很快得到解决。

最后，我们谈起了苏区儿童团。聊及少年趣事，两个人都忍俊不禁，讲到沉重之处，又都嗟叹不已。临别时耀邦同志提议：“你如果有时间，总结一下苏区的儿童团工作吧。”

与耀邦同志相识的时候，我们都还是十几岁的红小鬼。1931年，我带领澧田区儿童代表队在永新县大检阅中拿了第一名，他作为省儿童局负责人找我谈话，进行了表扬和鼓励。曾涤同志先于耀邦主管省儿童局工作，这两位湖南人干起工作来总是精神饱满，讲起话来也都生动风趣，鼓动性极强。曾涤比耀邦大几岁，显得更成熟一些，耀邦活泼好动，比我大不了几岁，相处起来没有拘束感。1932年初，我被调到少共永新县委儿童局工作，此时湘赣省委已在永新县城办公。耀邦经常到县儿童局来了解情况，谈工作，讲形势，我们接触就多起来了。他思维活跃，很能写，苏区的《列宁青年》上经常有他的文章。一起玩耍，他的点子也多，有时还会搞点小恶作剧来活跃气氛。

当时永新县儿童局的执行委员有胡学明、刘光荣、袁家瑞和我四人，胡学明任书记。不久胡学明因被查出其曾祖父是地主成分，刘光荣也遇到类似问题，都被调离，由我接任儿童局书记职务，另增补胡坚和周云风为县儿童局执行委员。

曾在永新各区儿童局(团)担任过负责人的有：尹敬礼、蒋虎、王元贞、左旭华、尹伏才、沈四玉、李忠国、黄权彬、王崇甫、龙振彪、刘光荣、胡坚、周云风、彭富九等。这个名单是1983年我在永新召开儿童团座谈会时大家当场回忆出来的，肯定不全。

在县里工作接触面更宽，眼界更广，也很锻炼人。我们要召开会议，组织培训、竞赛评比、会操检阅等，有时还要下乡巡视。儿童局在少共县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省儿童局通常不直接向我们下达任务。永新县少共书记肖济生和秘书长史德一同志对儿童工作抓得很紧。他们两个不但文化程度高，而且参加过战斗，工作有朝气，有魄力，办法多，可惜后来都被错杀了。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贵州省省长的李立同志当时也在县委，后接任少共县委书记。

县儿童局大小也算是个机关，这个机关也有自己的“兵”，那就是县城的儿童团。县城儿童团的成员当中，职员、手工业者和小商贩家庭的比例要高一些，但他们同样也很朴实，积极性也非常高，而且对称重、记账这类事情比较在行。

当年一起在县委工作，后来又都成为共和国将军的有王恩茂、肖荣昌和我三人。王恩茂时任县委技术书记，肖荣昌是收发员，分别在楼下大门两侧的临街房间办公，我们儿童局在楼上。手工油印很麻烦，既要蘸油墨推辊子，又要取纸，王恩茂一个人忙不过来，经常叫肖荣昌帮忙，我有时也去搭把手。王恩茂和史德一都是高个子，爱打篮球，我打篮球就是跟他们学的。那时候的篮球用棉花作芯，外缠毛线，弹力差，不过我们照样玩得兴致勃勃。王恩茂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老战友，他与另一位永新籍将军张国华，新中国成立后一个主政新疆，一个坐镇，在共和国的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两笔。肖荣昌是随部队从吉安来到永新的，也搞过一段儿童团工作，长征时我们都在红六军团从事电台工作，长征结束后长期在同一个系统任职，现仍在一个党支部过组织生活，相识近80年了。

县委的伙食比区里的好，没几天我就吃胖了，被大家称做“小胖子”。时间一长，、谭启龙、易心平以及王首道、甘泗淇、谭余保等这些常到县委来的湘赣领导同志也知道了我这个绰号。后来这个“小胖子”莫名其妙地变成了“鲁胖子”。我问年长的同志：我又不姓鲁，凭什么叫我“鲁胖子”?回答是：因为江西省政府主席叫鲁涤平嘛!哈哈哈……当时年龄小，似懂非懂地跟着一笑而过，多年后我突然明白了，这个绰号一定与当年儿童团的“轻骑队”有关。我们县城这支“轻骑队”经常采取大力敲门、掀被子这些办法，整治那些爱睡懒觉的干部。鲁涤平是不是胖子我没见过，但我们经常“鲁”莽地搅醒人家的美梦倒是千真万确的!

此时我正式参加革命工作已两年了，还从来没有领过津贴，零花钱得靠家里接济。记得在潞江区工作时，父亲挑着茶油走几十里路来看我，卖掉茶油之后留给我几十个铜板作零用。县城离家太远，入伍之前父亲没有来过，因此我也就没有零用钱了。不过在县里工作能享受洗衣服务，让我们这些红小鬼感到很惬意。你把脏衣服扔进天井边上的筐里，过几天妇女洗衣队就会把衣服洗好，叠得整整齐齐，放在靠墙的柜子里。离开家的这两年衣服也是乱穿的，搞到的都是旧衣服，不管合不合身先穿上，这样就有机会与别人交换。对于衣物，大家都守着一个规矩：少问来源。因为原来的主人大多已经不在世了。

一直没有变的是脖子上系着的那条红领带，再有就是在仪式上、在比赛场合以及见到首长时行的儿童团举手礼：右臂斜向上扬，手指并拢过头，与现在少先队员行的礼一模一样!

1932年12月，我经过少共中央巡视员冯文彬同志的推荐并通过简单的考试，参军加入湘赣军区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从此告别了四年多的儿童团生涯。耀邦同志后来去了中央苏区，继续做

儿童团的领导工作。

儿童团座谈会

离休以后，我响应耀邦同志的提议，于1983年11月重返家乡，召开永新儿童团座谈会。中共永新县委很支持，请来了曾在区、县儿童局工作过的一些同志。当年的少年欢聚一堂，追忆火红的岁月，拼出幅幅历史画面。历时两天的座谈会结束时，我们这些花甲老人久久不愿散去，大家高声唱起那熟悉的儿童团团歌：

准备好了么，时刻准备着，

我们都是共产儿童团，

将来的主人，必定是我们，

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答。

小兄弟们呀，小姊妹们呀，

你们的将来是无穷的呀，

将来的主人，必定是你们，

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答。

自1928年朱毛红军在永新龙源口大败敌军到1934年湘赣红军离开永新踏上西征之路(即长征的序幕)，永新儿童团在这6年多时间里，为保卫苏区、建设苏区做了大量工作，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项：

(一)宣传鼓动，丰富生活。通过写标语、出壁报(即墙报)、唱歌跳舞、演戏、讲故事、做游戏、开展体育比赛等形式，宣传革命道理和英雄事迹，歌颂红军和苏维埃政权，鞭挞封建制度、陈规陋习和官僚作风。记得我们当年传唱过一首歌颂龙源口大捷的歌谣“红军力量强又强，打垮江西两只羊”，后来也见过其他版本，反正两只“羊”指的是当时在江西的军杨池生、杨如轩两个师长。儿童团是苏区宣传工作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我们的文艺表演活泼生动，受到普遍欢迎，既丰富了苏区文化生活，也使自己得到了教育和锻炼。

1949年打完广西战役之后我第一次回乡探亲，村头墙上“打倒，武装拥护苏联”的标语仍依稀可辨，那还是1930年我从潞江区委回到村里，与儿童团员彭龙九一起用石灰水刷上去的。当年的宣传内容，反映了共产党人高举反帝、反封建大旗，发动群众剥削制度的情景，以及苏区军民高涨的革命热情；那些标语口号也记录着党在路线和政策上的演变，包括偏差与失误，以及苏联党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当年大家都凭着朴素的感情，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对党的信任而努力工作，像“武装保卫苏联”、“肃清”、“清洗改组派”等这类口号的来龙去脉，多数人是搞不清楚的。

(二)普及文化，开展扫盲。实行义务教育，开展扫盲运动，是苏区一项强制性的政策，也是儿童团一项有指标、有检查的任务。各级儿童团须定期上报本地儿童入学和参加识字班的人数及比例，而且还要动员成年人参加扫盲。农村家庭不愿让女孩子外出上学，儿童团员们便挨户做工作，组织她们进识字班学习，同时也动员不识字的父母、成年的哥哥姐姐们参加夜间扫盲班。儿童好胜心强，一起站岗放哨或玩耍的时候也不忘互教互学，比谁认字认得多。

列宁小学不收学费，但课本和文具需自己掏钱购买。有的家庭不愿给孩子花这笔钱，或者根本就没有钱，于是儿童团提出“富帮穷、穷帮穷”的口号，要求儿童团员们互相帮助，凑钱捐物为同伴解决困难。有一次耀邦同志到永新厚田、三坊一带巡视工作，在村口看到一个孩子正在哭鼻子，原因是家里没钱给他买课本，于是当即把身上仅有的二十几个铜板的伙食钱送给他，鼓励他上学，孩子一家及乡亲们都很感动。

(三)禁烟禁赌。移风易俗。当时农村吸鸦片和的现象很普遍，不少人深陷其中，加之落后闭塞地区的宗族势力大，关系错综复杂，成年人很难自己摘除这两颗毒瘤。由思想单纯、无所顾忌的儿童组成的禁烟禁赌先锋队，则所向披靡，战果累累。

儿童团员们三五人一组，一方面宣传吸毒和的危害，一方面明查暗访。我们消息灵通，行动迅速，铁面无私，一发现有吸大烟、聚众者，立即手持木枪花棍冲进现场，砸毁烟具、赌具，哪怕叔伯老子在场，也一律不留情面。经政府批准，我们还给窝主戴上高帽游村，大造声势。经长辈点拨，我们也学会了斗争技巧，譬如不抓人，不没收赌资，动员儿童团员回家主动把爷爷、奶奶的烟枪缴掉。

旧社会的农村，搬神弄鬼大行其道，这些封建迷信禁锢人们的思想，不利于发动群众闹革命。根据地建立初期，只要苏维埃政府一声令下，儿童团员们见菩萨就打，见神龛就砸。有的老人警告说：菩萨很灵，打不得，他会记住你，以后会报复的。于是我们就把脸涂黑，照打不误。晚年想起这些细节，也觉得好笑：把脸涂黑还不是怕被菩萨认出来嘛!

儿童团还积极参与禁止缠足，废除童养媳制度和讲卫生活动。禁止裹小脚比较容易办到，一则农村女孩缠足的少，因为她们长大了就是家里的劳动力，二则缠足给妇女自身也带来痛苦，所以这一陋习很快就终止了。我们这些孩子对政治名词往往一知半解，把半路放弃缠足的妇女称为“改组派”，想起来很不近人情，她们是旧习俗的受害者，应该表示同情才对。

废除童养媳制度触及到家庭经济利益，阻力很大，一些儿童团员、少先队员为此与长辈发生冲突，甚至闹翻后离家出走。童养媳这种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在旧中国盛行多年，与生产方式落后和经济发展水平低有关。

苏区开展破除封建迷信，废除陈规陋习的运动，对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改善社会风气，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儿童团员“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特点，在此项任务中体现得最为充分。

(四)学习军事，掌握本领。儿童团诞生于武装斗争之中，一开始就按大队、中队、小队的编制组织起来，定期进行军事训练。练队列是必修课，每年全县儿童团会操一次，区每年两次，各区、乡还时常组织儿童队列比赛。游击队员担任儿童团的教官，讲军事知识，教刺杀、投弹这些单兵动作，带我们打野操，即野外战术演练。儿童团经常接触红军和游击队，有的要执行送信、放哨、打扫战场等任务，几乎人人都亲历过“围剿”军对苏区的侵袭。苏区儿童在战争环境中学习军事，兴趣高，记得牢，很小就树立起组织纪律观念，为参加战斗打下了基础。不少儿童团员后来屡立战功，成长为我军的指挥员。

(五)拥军优属，积极扩红。儿童团到处宣传当红军光荣，组织歌咏队、舞蹈队到医院慰问红军伤病员。儿童团员还帮助红军家属抬水、拾柴、种菜、打猪草、扫院子，为有困难的伤残军人、红军家属募捐，以解除红军战士的后顾之忧。

苏区曾多次掀起扩大红军的热潮，儿童团也积极参加扩红运动。当年苏区的革命刊物记载了儿童团动员大哥哥参加红军、动员伤兵归队的事迹。

(六)站岗放哨，查验路条。儿童团成立之初便承担了站岗放哨的任务。儿童团派出望哨，防止敌人偷袭，在各乡、各村分兵把守不同的路口，盘查过往行人。小伙伴们执法认真，不论陌生人还是熟人都必须出示路条或通行证，否则不予放行。儿童团抓到过敌方的探子，有时也会扣留未带通行证的干部。永新县苏维埃主席就曾因没带通行证，被儿童团员带到乡政府进行处理，此事在苏区一时传为佳话。

(七)通风报信，侦察敌情。根据地多为偏僻山区，交通不便，苏区与游击区、白区之间的信件及消息，主要靠人力逐站传递，有马也不能

骑，因为目标太大。

信件分三个等级：急件插一根鸡毛，火急件插两根，十万火急件插三根，也就是“鸡毛信”。若一时找不到鸡毛，发信人就在信封上画圆圈代替，比如十万火急用三个圆圈来表示。儿童团员一见到三根鸡毛或“”，就知道此信必须马不停蹄地传送，不得有片刻耽搁。小交通员必须熟悉地形，能跋山涉水走小路避开敌人哨卡。他们机智勇敢，责任心强，能及时将信件和消息接力传送到目的地，遇到危险则会设法将信件毁掉或隐藏起来。

红军和游击队需要经常了解白区和赤白交界区的敌情，可是派出的侦察员常被敌人抓住杀害，普通百姓去白区也经常被敌人扣留、拷打。在此情况下，红军和游击队有时利用儿童到白区走亲戚的机会侦察敌情。有一次，儿童团员贺金姬被派到白区进行侦察，她沉着机智地通过敌方哨卡，而后用巧妙的方法探知敌人的数量和驻地。这些情报发挥了作用，贺金姬受到湘赣军区的表扬。

(八)收废金属。支援前线。敌人对根据地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苏区物资匮乏，收集废金属便成了儿童团的一项重要工作。战斗结束后，儿童团参与打扫战场，捡拾弹片、弹壳。苏区修械所将弹壳换上底火、装好火药和弹头，造出新子弹供应部队。此外，儿童团平时还要四处收集破铜烂铁。当年传唱过这样一首歌：

“小朋友，大家齐动手，收集弹壳，破铜烂铁都要收，送去兵工厂，制造新弹药……”

每个儿童团员都有上交废金属的指标，并开展评比。一等奖是“飞机”，二等奖“火车”，三等奖“汽车”，完不成任务的则要背乌龟。当然了，这些东西都是画出来的。搞竞赛的效果很好，各区、乡往县儿童局送废金属的络绎不绝，还记得有位儿童创下了当时的最高纪录：一次上交空弹壳60多斤。回想起来，竞赛活动也出现了“锦标主义”倾向，比如在上交的废金属当中，发现了一些尚能使用的农具和炊具，以及一些做工考究的金属装饰件。总之，儿童团员人小志气大，积少成多，1932年上交到永新县儿童局的废金属多达36万斤。

(九)净化空气，纠风尖兵。大约从1931年开始，儿童团和少先队都根据少共(共青团)决议组建了“轻骑队”，任务是净化社会空气，打击官僚作风。由于当时苏区中心地带吸鸦片、及迷信活动已经大为减少，县城儿童团“轻骑队”瞄准了懒惰、铺张浪费这些现象。小伙伴们摩拳擦掌，热情高涨。整那些爱睡懒觉的干部时，我们一面高喊“反懒惰”一面拍门，有时闯进屋掀开被子，把人直接从床上拉起来。“轻骑队”发现讲排场及浪费现象，就出壁报曝光，还派人盯住饭馆，看是否有官员进去大吃大喝。儿童团的行动有时也显出简单幼稚的一面，比如有一次发现干部忘记熄灯，“轻骑队”不由分说便把灯给打坏了。

平心而论，当年苏区的社会风气和干部作风相当好，根本原因在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处于敌人反复“围剿”和严密封锁之下，党和军队对内强力实行勤俭节约，打击官僚作风，惩治贪污腐化的政策。“轻骑队”在贯彻执行这一政策方面，起到大造声势和监督的作用。

永新是湘赣根据地的中心，儿童团工作开展得比较早也比较好，我从一开始便参与其中，以上所列内容大部分都亲身经历过，少部分来自其他亲历者的叙述。我认为，这些内容可以代表湘赣苏区儿童团的主要活动和工作，自己也有责任把当年儿童团员们的精神面貌、可歌可泣的事迹告诉后人。

知名的和不知名的儿童团员们

那次和耀邦同志谈起苏区儿童团干部时，他十分动情地说：“如果这批同志都能跟随红军长征该多好啊!”长征之前他在团中央儿童局工作，所讲的“这批同志”应该不限于湘赣，还包括中央苏区。

儿童团虽称不上是“铁打的营盘”，但其成员确是“流水的兵”，像我这样搞了四年儿童工作，从乡儿童团长一直干到县儿童局书记的很少。有资料显示，苏区儿童团鼎盛时期的人数达到70万人，以此推算，在南方根据地存在的五六年时间里，加入过儿童团的人数应该几倍于此。红军长征以前，很多在战斗中牺牲的烈士都曾经是儿童团员。红军离开根据地之后，苏区新老儿童团员们的去向，总体上可分为四类：

(一)跟随红军长征。儿童团员有的直接参军，多数先加入少先队等组织，而后再入伍，包括以游击队员、挑夫、担架员、地方工作队员等身份随军出征，然后正式编入部队的。1934年8月红六军团离开湘赣根据地时共9700多人，其中有2000余人就是在一个月内突击补充进来的。

我在区、县儿童局工作时是个活跃分子，长征路上主动向我打招呼的永新老乡基本上都是老儿童团员，大部分人我叫不出姓名，但他们知道我的名字。我担任六军团电台队长时，警卫班有一个外号叫“月仔”(方言：豁嘴)的司号员就曾是永新县城的儿童团员。1936年2月部队在贵州毕节休整，我向王震政委申请了一笔经费去采购电池和电台零备件。我把所有能找到的东西都买好之后，忽然想起月仔以前是县城理发铺里的学徒，于是用余下的钱买了一把理发推子交给他。月仔不顾行军疲劳，抽空为大家理发，电台的几十号人从此面貌一新。有了这把推子，月仔成了红人，上级首长有时也来找他理发。

红军中像月仔这样干过儿童团的人很多。离开苏区时，这批红小鬼大多编在基层，伤亡数量大。伤员不得不寄养在当地老乡家，伤愈后有的沿路追赶部队，有的靠乞讨返回家乡，也有的留在当地结婚生子，现在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了。只有部分红小鬼胜利走到延安，后来见到五星红旗在大地上飘扬。

在红六军团的熟人当中，带儿童团经历的将军有：曾涤(浏阳)、颜金生(茶陵)、颜德明(攸县)、龙振彪(永新)、肖荣昌(吉安)、张秀(永新)、彭清云(永新)、刘月生(茶陵)等，转业到地方的有龙舒林(茶陵)。孩子告诉我，这些战友的资料现在很容易在网上查到，可以说是知名的儿童团员了。

(二)坚持根据地斗争。红军离开根据地之后，党团组织被迫转入地下，不少干部遭敌人逮捕、杀害，其中就有儿童团的干部。在坚持斗争的游击队员当中，很多人曾是儿童团员，他们经受了敌人残酷的“会剿”和利诱，很多人牺牲了，也有一些人离开了，凡是坚持下来的都是铮铮铁汉。

党团骨干及红军家属为了躲避敌人的迫害，有的逃进深山，有的逃往外乡。曾在永新县儿童局一起共事的胡坚同志栖身于深山老林之中，靠打柴艰难度日，坚决不向敌人屈服。解放后，胡坚长期担任永新县人民法院院长。

(三)在家从事生产经营。大部分在农村的儿童团员、少先队员和赤卫队员本来就参加家里的生产劳动。红军走后，敌人在根据地残酷地实施报复，叫嚣“山要过火，石头要过刀，人要换种”，他们大肆抢掠财物，烧毁房屋，夺走田地，倒算租谷，并建立保甲制度，实行“连坐法”。在这种环境下，原来的儿童团员大多在家默默无闻地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或嫁人过日子，这也是苏区群众在那段艰难岁月的生存状态。

新中国成立时，当年的儿童团员已成为壮劳力，他们受过土地革命的熏陶，盼望共产党再次掌握政权，衷心拥护人民政府。新中国成立初期老区的镇压反革命、搞得较为顺利，与家乡这些群众的拥护与支持有很大关系。

(四)其他谋生之路。重新控制苏区以后，一少部分儿童团员为了谋生走上了其他道路。例如有的靠亲友关系在外读书深造，找到稳定的差事，有的参加了部队，或嫁给军官、政府官员。新中国成立之后，这部分人有些继续从事原来的工作，有些经过审查教育回乡务农。

在我认识的儿童团员当中，有的曾嫁给军官，后来又回到革命队伍中继续工作；有的当过的乡长，解放后长期从事教学工作；还有一个因在部队时作恶多端，残害百姓，镇反时被公审处决。

有一位当年的儿童团员去了台湾，在海军做到舰长的位置，后又转业经商。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他回到村里，出钱为家人盖了一栋小楼。他托人捎话给我，希望能见上一面，我也传话过去，欢迎他到北京来。可惜他因故未能成行，我这个当年的团长未能见到昔日的那位团员。

苏区儿童团的特点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共产儿童团与大革命时期的劳动童子团有一定联系，也有较大区别。现将自己所了解的湘赣儿童团的特点整理如下：

儿童团在严酷的武装斗争中应运而生，在险恶的割据环境中成长，兴旺时期曾覆盖苏区90％以上的适龄儿童。她是附属于共青团(少共)的一个少儿组织，自身没有独立的指挥系统，其组织化程度和活跃程度，取决于根据地政权的稳固性、军事上的进退以及施与领导的力度。需要时，苏维埃政府、红军和游击队、党组织甚至少先队，都可以调动当地儿童团的力量。儿童团的活动与苏区少先队的任务很接近，有重叠，两者经常密切合作。

儿童团的实践活动源于斗争需要，受制于客观条件，通常比较切合实际，也因此带有相当的创造性。符合儿童利益和天性的活动，受欢迎，能保持，反之难以持久。苏区儿童团所取得的经验对后来的儿童工作起到了指导作用，一些有效的做法沿用至今。当年共产党人在前进道路上出现的错误倾向对儿童工作也产生了不利影响，不过像肃反扩大化这类错误对儿童团的伤害远比对党团组织的伤害要低得多。

儿童团的基本成员是农村劳动家庭子女，年龄范围大致在8岁至14岁，早期文盲居多，1930年后儿童团员的文化水平逐渐提高。身边发生的事，尤其是打土豪、分田地，对敌斗争中的英雄事迹以及敌人的残暴行径，给他们带来的启示与激励，远胜于拗口的理论名词。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不谙世故，思想单纯，参加集体活动的热情很高；他们服从指挥，不讲价钱，办事认真，不徇私情，经过适当的培训引导，形成了保卫苏区和建设苏区的一支奇兵。

儿童团的流动性大，随着年龄的增长，其中的积极分子大部分加入共青团，补进苏区少先队、游击队、红军部队和政府部门，而后又分批转为中共党员。他们在战争年代牺牲的数量很大，幸存者当中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军事指挥员，新中国成立后有的成为党和政府中肩负重任的领导干部。红军离开南方根据地以后，儿童团的活动即告终止，留在家中务农的那批儿童团成员后来成为、社会主义改造的积极分子。

儿童团在党团组织的领导下做了大量的辅工作，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其中在某些面上的工作中是以主角形象出现的。从长远看，儿童团有两项意义深远的贡献，一是苏区的扫盲和移风易俗运动，二是为革命事业造就了一支庞大的后备军。

苏区儿童团是个普及型的少儿组织，参加儿童团不一定能决定人一生的政治道路和意志品质；儿童团经历较短的同志，在简历中也往往略去不写。我本人是苏区儿童团的受益者，自己的能力和一些良好习惯与四年儿童团工作的磨炼有关，因此更愿意强调儿童团的启蒙作用：有助于少年儿童树立正确的是非观，培养勇敢顽强的作风和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这个作用是经过实践证明的。

20世纪末，我打算按耀邦同志的希望写个儿童团工作总结，动笔之后发现条件不够成熟，加上精力有限，写成了回忆片段。2007年因电视台来采访，曾拿出来修改过。近几年，我又回忆和思考了苏区儿童团那段历史，在孩子的帮助下做考证，看资料，有了新的认识，充实内容之后改写成现在的样子。这篇文字未能包含其他根据地的情况，也未涉及相关的高层决策及组织沿革，仍不能称为儿童团工作总结；值得欣慰的是，这份回忆终于可以独立成篇，供大家了解和研究那段历史，同时，我也以此表达对耀邦同志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