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意在觉世,志在传世

“笔锋常带情感”只是表象，透过表象，“推理环环相扣”才是梁氏评论的最大法宝。

“旁观者，如立于东岸，观西岸之火灾，而望其红光以为乐。如立于此船观彼船之沉溺，而睹其凫浴以为欢。若是者，谓之阴险也不可，谓之狠毒也不可。此种人无以名之，名之曰无血性。嗟乎，血性者，人类之所以生，世界之所以立也。无血性则是无人类无世界也。故旁观者，人类之蟊贼，世界之仇敌也。”

如果不加说明，用这段文字来批评当下某些新闻事件中的围观现象，可谓切中时弊。一方面固然说明人性的复杂，可以穿越时空;另一方面，也验证着这些文字的经典性，历史风尘难掩其锋芒。

这段文字出自梁启超1900年的名篇《呵旁观者文》。文中，梁启超将“旁观者”分为六类，分别是浑沌派、为我派、呜呼派、笑骂派、暴弃派和待时派，并逐一剖析其特点。这篇评论名作，是梁氏风格的典型体现。一方面动之以情，一方面晓之以理;一方面“笔锋常带情感”，一方面“推理环环相扣”;一方面文字可读，一方面文本耐读。

进而言之，《呵旁观者文》和《少年中国说》、《过渡时代论》等名作一样，都传递着梁启超“意在觉世，志在传世”的创作心态。他也视这些篇目为代表作，“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

关于“传世”与“觉世”，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学约》中有明确的界定：“学者以觉天下为任，则文未能舍弃也。传世之文，或务渊懿古茂，或务沉博绝丽，或务瑰奇奥诡，无之不可;觉世之文，则辞达而已矣，当以条理细备，词笔锐达为上，不必求工也。”

研究梁启超的知名学者夏晓虹认为，粱文受人称赞处，恰在流畅锐达、条例明晰，正式标准的“觉世之文”。如何“觉世”？梁启超的选择是自创“新文体”，“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对于这种不同于其他文体的表达形式，梁启超善于从历代文体中学习借鉴修辞技巧，如《左传》的提纲挈领，《史记》的语调手法，《战国策》的纵横捭阖，《韩非子》的壁垒森严，墨子的形式逻辑，庄子的形象比喻，先秦散文的韵语，汉赋的铺张……一切为文之道皆为我所用，“每有所触，应时援笔，无体例，无次序，或发论，或将学，或记事，或钞书，或用文言，或用俚语，唯意所之。”（《饮冰室自由书・叙言》）

一直以来，提到梁启超的评论，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笔锋常带情感”，似乎这就是梁氏文章的显著标签。表面看来，确实如此。梁启超的文字，常给人一种文气激荡之感，洋洋洒洒，一气呵成，读来酣畅淋漓。其实，“笔锋常带情感”只是表象，透过表象，“推理环环相扣”才是梁氏评论的最大法宝。

夏晓虹曾将梁启超评论的“条例明晰”，细分为两种表现，一种是“注重归纳、演绎的推理方法，论说层次清楚”，一种是“善于条分缕析，从各方面周密地阐述一个问题，行文每取‘最数法’，即以数目字为标记，分段梳理”。

就擅长推理方法而言，夏晓虹的结论是，在论述一个问题时，梁启超往往先就其性质下一准确定义，然后引用许多具体例证，按照逻辑分析的次序组织起来。当你承认他的第一个前提、接受他的第一个例证时，他就会抓紧你，毫不放松地引你到他的思路上，逐步引导，移步换形，不断变结论为前提，直到问题论证完毕，你只有全盘认可。

当然，梁启超的评论也时而引发争议，原因则在于其政治主张的前后变化。尽管如此，赞同者、反对者无不喜欢其文。赞同者如黄遵宪，曾致函梁启超：“吾有一三十年故友，谓公之文，有大吸力，今日作此语，吾之脑丝筋随之而去，明日翻此案，吾之脑丝筋又随之而转。盖如牵傀儡之丝，左之右之，惟公言是听，吾极赞其言。”

反对者如严复：“至于任公妙才，下笔不能自休。……其笔端又有魔力，足以动人。主暗杀，则人因之而俨然暗杀，主破坏，则人又群然争为破坏矣。敢为非常可喜之论，而不知种祸无穷。”

也就是说，梁启超的观点，有时未必被人同意，但对其评论的感染力又都给予肯定。原因无他，一来其“笔锋常带情感”，别有一种魔力;二来其能自圆其说，并在逻辑层面无懈可击，自立于不败之地。“士大夫爱其语言笔札之妙，争礼下之。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

（作者为凤凰网资讯中心副总监、评论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