杖毙,丑陋的恶法

在卷帙浩繁的四川南部县清朝衙门档案中，刑房的诉讼案卷几乎占档案总数的三分之二。这些案卷有的非常完整，也有的残缺不全。最近，笔者在一份没有确切年代的案卷中，发现了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

南部县流马场有一个叫帅士朝的惯偷，平日忤逆不孝，偷盗成性。一次案发后被乡民捉拿扭送县衙，其父帅文英要求县令当堂将其不孝之子杖毙。县令未允，罚其做苦工。做工期间，帅士朝趁监管疏忽脱逃后继续为非作歹。清朝某年2月24日，帅士朝见当晚月黑风高，便伙同另一盗贼杨如正潜入乡民杨学聪家行窃。当主人察觉时，帅士朝将楼门倒下，把失主杨学聪的老父杨天文打伤后，与杨如正扛着赃物逃离现场。分赃后，杨如正将赃物藏匿到一个名叫李金川的木匠家。帅士朝次日携赃逃跑途中被闻讯追赶而来的保正杨栋材、甲长杨大权等人抓获，并从其身上搜出夹剪、撬刀等作案工具。随后，保甲及失主又在木匠李金川家查获杨如正逃跑时未带走的猪肉、衣裤等17件赃物。于是，帅士朝被再次扭送到县衙。

帅士朝的父亲帅文英是流马场的一名文生，在本地乡民中有较高的威望。因其子的斑斑劣迹使家族蒙羞，他恨铁不成钢，急火攻心，气瞎了双眼。在家人的搀扶下，他颤颤巍巍地来到大堂上，老泪纵横地苦苦哀求审案的县令要为民除害，这次再也不能放过这个逆子。他表示：“四恳诛逆，甘愿当堂具结。恳祈立毙杖下，以免芳邻受害，甘愿领尸就是。”

当堂县令对该案审理后，在《提讯单》上判决：“帅士朝案积如鳞，地方良民受害，不可枚举。此次行窃杨天文家，致使杨天文受伤，已属罪无可逭。前次经其父迭经恳请处死，本县念系父子之恩，始终曲全，乃予卡禁。不料又复脱逃，脱逃之后又复行窃，致令其父忿极，又复泣请处死。查得文生帅文英（即帅藩）双目失明，自供皆由帅士朝平素忤逆不孝，在外为匪，不能约束，怒极忿极。帅士朝仍贼性不改，以致地方受害，父子绝恩。只得准如泣恳，立予杖毙，以寒贼胆而快民心。”

翻开史册，我们看到：笞杖，最初是指父亲对不孝之子用拐杖进行抽打的一种教诲、训诫方式。当笞杖作为一种刑罚之后，即采用鞭子、棍杖抽打犯人的背部和臀部，使其身心遭受痛苦和震慑，但它本身并不属于死刑的范围。在一般人的想像中，背脊或屁股被鞭子或板子抽打，无非是痛一阵，严重的躺上十天半月也就好了，很难想像有的人挨上几十大板后，还会丢了性命。可是历朝历代，上至皇帝，下至县令，常把笞杖作为剥夺受刑者生存权的一种处罚方式。能挺的就挺过去了，挺不过的就毙于杖下，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笞杀” 或“杖毙”。

杖毙的残酷性足以令人闻之股栗，实乃最丑陋的恶法之一。尽管各朝代对笞杖之刑的适用有过具体规定，但各级官员在实际执行时往往不按正式条文，只凭当时的主观意志，使用的刑具，如板子的宽度、厚薄也常常超出官方规定的标准。笞杖也就完全丧失了最初的教诲和训诫的本意，而变为一种残酷的惩罚手段。

在清代，处理民间诉讼是县级基层政府最高行政长官县令的重要职责。认真地审理案件、审慎地引用律文，是一条基本原则。县衙门在引用律文审理案件时，要求反复推敲各案的具体情节，寻找《大清律例》中与其最为妥帖的律文，而且在适用律文时，必须层层分析、反复推敲，以使其最为恰当。《大清律例》“刑律・断罪引律令”条还特别规定：“凡（官司）断罪，皆须具引律例，违者笞三十。”据有关清代法律的史料记载：凡应拟判徒刑的案件，由州县初审，依次经府、按察司、督抚逐级审核，最后督抚作出判决。流刑、充军等案，由各省督抚审结后咨报刑部，由刑部核拟批复，交各省执行。死刑重案，应由州县初审，然后逐级审转复核，才能执行。至于笞杖刑案件，则由州县自行审结。在本案中，这位县令显然钻了“笞杖刑案件由州县自行审结”这一规定的空子。本来，笞杖只是让当事人承受皮肉之苦，并非一定要夺人性命。而该县令却明确批示对帅士朝“杖毙”，也就是用杖击的办法将其活活打死，这实际上是对当事人执行的一种死刑。

平心而论，帅士朝虽然“案积如鳞，不可枚举”、“贼性不改，地方受害”、“忤逆不孝，父子绝恩”，但并非十恶不赦，并非一定得处死。为了满足当事人父亲多次“泣请处死”的要求，为了“以寒贼胆而快民心”，这位县令就大笔一挥，不仅明确“杖毙”，而且要求“立予”，不给当事人任何上诉的机会，这足可以看出一位糊涂官是怎样判决了一宗糊涂案。

清王朝毕竟是封建专制统治的社会，必然存在种种黑暗现象。清王朝的政治之腐败，官吏之贪横，小民之疾苦，讼狱之黑暗，刑罚之惨酷，从上述杖毙案可见一斑。

(作者地址：四川省南充市档案局 637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