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30 07:34:53
传媒产业热的时候，全国几乎所有的高校都在研究传媒产业。最近网络舆论很热，几乎所有新闻传播学院的学者又都去研究网络舆论。在这样一个过分追逐热点、过分浮躁的学术圈子里，沉下心来做实证研究并对中国的历史进行深入研究和分析难能可贵，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学科真正建立在中国这块土壤上，否则新闻学、传播学相当大量的都是西方的理论体系和认识论。说大一点，整个中国的社会科学体系，包括社会学、经济学，特别是现今的主流经济学和一部分政治学，相当多的社会科学体系的建构来自于西方的传统，存在大量食洋不化、与中国文化现实结合得并不完全贴切、解释中国现状乏力的现象。新闻传播学科应作出努力，给公众带来一种新的审视中国问题的视角和立场，回过头看自己的历史，然后睁开眼看自己的未来，这种实证研究对中国的学科研究、行业研究才有实际意义。
――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胡正荣指出，当前新闻传播学学科的研究比较急躁，比较实用主义
一个月以来，一些中国媒体跟着西方媒体误读利比亚局势，把利比亚乱局简单地视为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的继续。事实上，阿拉伯人从来没有，也十分反感把突尼斯革命称为“茉莉花革命”。半岛电视台驻北京首席记者伊扎特在他的博客中说，中国的西亚和北非专家很多都不说阿拉伯语，他们获取的信息多来自英语媒体，这些媒体多以西方思维模式思考问题。还有评论说，一些媒体人把自己禁锢在一个封闭的信仰系统里。他们在报道和传播新闻时，只挑选那些让他们听起来挺舒服的事实片段。
――清化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撰文分析利比亚动荡被误读的原因，认为思想禁闭导致了对利比亚的新闻误读。
在现代，文化传播主要取决于接收方的兴趣和意愿。曾在美国轰动一时的《易经》热、《论语》热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以我对美国研究的体会，中国文化能否在美国“走红”，美国方面的“内因”似乎更加关键。将传播中华文化寄望于国字号的原典翻译工程，效果可能未必理想。需知，只有在当代作家将经典熔铸于其创作之中时，典籍才能在现代焕发出勃勃生机。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宋惠慈前不久接受了《中国社会科学报》的采访，在被问及中国古典名著在西方接受度问题时她如是说。
日本是个千年历史的古国，却是世界“唯一”不曾“革命”的民族。岛国，加上天皇制统治，使日本居民养成认命、服从，再演变到自敛、自律、守秩序，即使面对灾难也还能充分发挥其艰苦、忍耐的精神。从世界的角度来看，日本人不仅奉公守法，也是个具有高度自律精神的民族，国民素质之高真不愧为世界的先进国。国民素质的高低，除了教育是否成功，国家体制是否完备，社会的互动也不能或缺。试问，一个人排队有没有意义?等候总没有回报谁还会白等?日本有同质的国民才有同等的社会表现。
――新加坡资深报人战彬华对日本人面对灾害井然有序，沉着应对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公共传媒不同于其他大众传媒，不同于以盈利为逐利动力的纯商业媒体，它是一国和一国民及一国根本文化的坚守者，如约瑟夫-普利策所言，是社会生命的第一线望者，对内就是“零距离”、“零时差”的沟通者，对外就是国家形象的公共外交大使。日本大灾，全球垂泪，这与日本公共传媒真实呈现了日本真面貌不无关系。一个国家可以有大灾，但不能有在大灾面前完全走样的公共媒体。
――《新京报》刊登学者和静钧的文章，分析日本传媒的职业操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