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春芽:不似画家似花匠

周春芽的《花间记》既是对个人作品的一次总结，也占有了“桃花”的当代意象，在复古与传统中微妙地表达着现代人的意趣。

两个美院学生站在周春芽的亚麻布油画《有红云绿树的风景》前，小声猜测他的画法；4楼的黑狗雕塑群中间摆着3个红水桶，穿黑色制服的女馆员呆呆望着从天花板叮叮咚咚掉下的水滴。

一个小时前，摄影师在这里拍照，一身齐整黑西装的周春芽自己弯下身子把水桶拿开了。他不怎么看自己的作品，也不多说话。只在走出门口的时候用四川话小声对助手说：“有人送了这几个花篮来，还是显得喜气些。”

一天前，周春芽绘画雕塑作品展“花间记”在北京今日美术馆开幕。这是3月3日的下午3点，美术馆陆陆续续来了400多人。周春芽笑呵呵的站在1楼正厅的玻璃钢油彩雕塑《醉东风》底下，被嘉宾、和记者簇拥。紫红色的聚光灯让桃树在墙上形成巨大的阴影。

周春芽用了两年时间筹备这个作品展，其中的17幅油画、13件雕塑是这两年的新作品。在日本多年的女儿，出现在画展上，这让周春芽很激动，他私下里聊到：“我都一年多没见过她了，我只能掏出一把钱，可她说不需要。”

周春芽的自我符号进化史

周春芽被认为是当代对色彩把握最好的艺术家之一。他笔下的艳丽，从1980年《藏族新一代》的粗犷斑斓开始，在山石、绿狗、红人等系列里发挥得淋漓尽致。山石是猩红的、黑根是绿的、人体则是黑的，他的恣意被称为“反自然主义”，有人很容易从不羁中读出诗意和传统之味。

在他看来，色彩这种语言是可以把人情绪搅乱的利器。“色彩最能体现想法的东西，不管是丰富还是清淡都很有意思，就算没有色彩也是一种色彩。”红色的人体是周春芽作品中的色情母体，周春芽式的红是“红人”的红，也是“桃花”的红。如果说红人是的意味，桃花则藉由色彩达成温和暴力。

他迷恋西方表现主义的色彩冲突，又兼爱古典绘画的内向性格。与绿狗、红人同时创作的桃花系列带着麻醉性的红绿杂糅，使暴力与温情作为色彩元素形成强烈对比。周春芽在德国生活3年，却深受法国表现主义的影响；他作为当代艺术家被人提及，内心却需要董其昌、石涛、、黄宾虹的精神。

每天下午，周春芽都在位于成都蓝顶的画室体力工作3小时。跟大多数艺术家一样，周春芽的画室由仓库改建而成，已经完成的作品散靠在四面墙壁，地上有很多空画框，几个光洁的绿狗雕像则忠诚相随。书架、茶几上堆满了各种书籍画册，几帧照片属于艺术家的记忆碎片和素材。

周春芽把这3小时的工作时间看成使用时间的最正确方式，在300多平方米的画室，他试图完成冥想和劳作的全过程。“所有的理想，我都希望通过画来实现。我开始画画，就像战士上战场一样。”

从德国回来以后，周春芽的山石特别“德国”，色彩浓艳。到了黑根和绿狗，周春芽把狗看成实验。每一只画中的绿狗都具有“雕塑性格”，形态独立，外轮廓明确，所以它们才能从画变成雕塑。这种奇异的尝试成了周春芽独有的东西，在此次参展的绿狗雕塑中，“隐藏在古人背后的视觉属性”被放大到极致。

而桃花则是他这几年情感的寄托，也是转型与实验的标志之物。“我以前在意题材和构图，后来就比较自然了。桃花是自然的新鲜，有生气，粉红色总是在春天就出现。”温和的桃花是周春芽暴力表现时代的升级之作，正如吕澎所说：“(周春芽)借用了传统的精致态度：用尽可能的‘温和’强化美好的‘暴力’……(桃花)在观念的借用与绘画性的保持之间形成了呼应。”

从桃花开始，周春芽获得了作为艺术家的自我符号，他通过这种独特的重复形成了周春芽式的艺术语言。

非画家生活与德国经验

“画展进门那幅《我是一头温顺的羊》画的是我自己。”周春芽属羊，又是白羊座，自认表面上柔软，但内心挺有原则，而且尽量对别人友善，他说：“我这辈子没跟人打过架。”

朴实憨厚之态的周春芽是20年前的海归。1986年，30岁的周春芽受朋友邀请，到卡塞尔综合大学自由艺术系深造。那时候，周春芽跟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向往国外生活，尽管他仍处于懵懂状态，“当时我想不到有多困难，如果想到了就不会去了。”

揣着价值600块的车票和100块现金踏上国际列车的时候，周春芽只带了简单行李和一箱方便面。火车路过苏联境内，他被当地警察没收了20美元，原因是非法携带美元入境。“当时我急得要哭了，一个月工资才30块人民币呢。”10天后，周春芽和方便面一起到达东柏林。

在德国，周春芽开始了一段崭新而陌生的非艺术家生活。他很快就花光了担保人给的1000马克。他拿着自己的画册到处找画廊问，看能不能换点生活费。与所有功成名就的艺术家一样，现在的周春芽可以笑嘻嘻地回忆了：“有个画廊老板好像有点兴趣，让我回去等电话，结果到今天他也没打给我。”

在所有国内朋友展开他们对周春芽的德国之旅想象和羡慕的时候，艺术家周春芽终于找到另一份工――在火车站卸邮包。“这是我这一辈子唯一一次靠体力赚钱。”他每天早上4点半开始扛包，连续工作2个小时，40天赚了2000马克，才又捱了三四个月。在德国三年，周春芽没出人头地，也没赚着大钱。“我到人家里给人画肖像，卖画。”一年后，周春芽有了些积蓄，才又去学院读艺术。

回国后，他的自信一下子就来了。“国内还不知道什么是行为艺术，什么是装置呢。”1989年，国内正处于“八五美术新潮”与“观念图像”之间的“后八九”时期，写实主义油画一统天下，波普艺术刚刚引起人们的注意。意外的是，周春芽并没有直接将德国新表现主义“拿来”，反而开始研究古代文人绘画。

被市场重塑的“红人”周春芽

40走俏的周春芽这几年发达起来，画作价格不断上涨，新作一出就被订购一空。他的作品很早就出现在拍场上，表现一直不俗。去年4月，周春芽1993年的画作《太湖石系列》以202.4万港元在香港苏富比拍卖行成交，超出了估价二三倍；同年，《山石图》在上海泓盛以440万人民币被私人收藏家买走，创造了周春芽个人作品的最高价；今年1月，《石头系列一一雅安上里1号》又在台北中诚以362万人民币成交。

“这几年我失去了很多好朋友，但是没办法，时间有限。”成名以后，周春芽不大出来玩了。平时偶尔跟朋友吃饭喝茶聊天，都挑些城外的安静地方。实在没人约，就在家里看电视、玩电脑游戏。艺术经纪和画廊常常在他看电视、玩游戏的时候就找上门来。“找我的画廊很多，但是经纪人我只有一个。”周春芽的经纪人是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他总是刚用流利的广州话讲完手机，就操着正宗的四川话与周春芽交谈。

如今在一线的周春芽气派大了，可他坐在黑锃锃的奥迪A6里还是局促地并拢着双腿，北京的冷使他有些不舒服。

时尚杂志把周春芽当成“时尚人士”来报道，周春芽高兴地说：“看来当代艺术已经成了一种时尚了啊。我要是早个两三年出来，人家可能根本不会理。”当年在一个脚盆里泡脚聊天的兄弟张晓刚在拍卖市场上火了，周春芽也兴高采烈：“我希望拍得更高，这样所有画家都有机会。”

周春芽专访　我绝对在世界艺术的现场

《新周书刊》：你早期的作品透露出很深的文人传统，但“桃花”在内敛之外又不缺乏艳丽与意味。是什么企图导致了这种视觉感受的出现?

周春芽：古代人总把桃花和联系在一起。的终端是本能式的，但是过程就很不同了。我试图通过艺术表达复杂的意味，也就是通过艺术来调情。

《新周刊》：“桃花”系列的画名很有些黑色幽默，比如《花事忙》、《69式桃花》。这些名字是怎样与你的作品发生关联的?

周春芽：画名是完成后加上去的。我这个人很矛盾，喜欢把矛盾的事情放在一起，这很有意思。很多人是在丑的事物中发现美，而我是在美的事物中发现“丑”。在画这幅画之前，我根本不知道69式是什么，别人告诉我画面很像，我索性给这幅画取名《69式桃花》，是有调侃的意思在里面。

《新周刊》：1994年之后，黑根不断出现在你的作品中。早期它是一个具体的生命，但“花间记”的绿狗雕塑似乎是你的狗，而不仅仅是黑根了。

周春芽：是什么狗已经不重要了，但语言很重要。如果是纯粹的叙述，写文章会更清楚。但艺术家需要创出标签式的独特表达方式。绘画技巧很好学，但是属于个人的部分是别人学不走的。这是修养，不是技巧。

《新周刊》：你怎么看德国的艺术?它的发展为中国艺术提供了怎样的借鉴?

周春芽：传统精神在德国的根基非常深，就算是新表现主义还是能看到传统文化的积淀。中国也一样，所以中国艺术垮不了。

《新周刊》：你是在中国艺术的现场，还是世界艺术的现场?有人说国际化是一种同质化倾向，你对中国艺术努力方向的建议?

周春芽：绝对是世界艺术的现场。但我生活在中国这个环境里，肯定会受影响。西方人有自己衡量中国的标准，但是中国人不用在乎。要学就学西方人强调个性、不模仿别人那一面。

《新周刊》：你怎么看中国当代艺术格局，包括市场与学术。

周春芽：市场上有点乱，但学术上很清晰。现在的中国艺术家都很成熟了，有自己的想法和追求。乱是因为以前没有这样的经历，过后就会慢慢调整。

《新周刊》：师承在中国极被看重，有时甚至会产生根本性的作用。你怎么看师承对艺术家的影响?

周春芽：四川艺术家为什么成功?就是因为没有师承，我们只讲兄弟。我的一些年轻艺术家朋友可能会受我影响，我也会受他们影响，但是我没有学生。

(采访／孙琳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