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事实说话”与新闻的二维操作

用事实说话的“核心是‘说话’，‘用事实’是方法”。这是最传统的理解，长期以来，似乎已经成为一种“规范性的内涵”。但是，当我们现在再来诠释这一概念时，我们是否可以注入某些新内容呢？

“新闻事实的操作”

这就是，并不先入为主地，或者未经反思地将“用事实说话”这一概念的重心放在“说话”这一组分上。因为“用事实说话”这一概念是一个复合组分型的概念，即有两个基本的组分，一个是“用事实”，一个是“说话”。所以，当对“用事实说话”概念加以诠释的时候，可以有不同的强调重心，既可以将诠释重心落在“事实”这一组分上，也可以将诠释重心置于“说话”上。

如果以“事实”为诠释重心，那么，“用事实说话”概念中内含的“新闻事实操作”具有三个层面：宏观层面：新闻事实的强迫选择；微观层面：不同新闻事实侧面的选择；中观层面：新闻事实的编排处理。在这三个层面中，均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新闻事实操作。

一、宏观层面：新闻事实的强迫性选择

在新闻传播的实际过程中，一般而言，宏观层面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作为传播者之一的“记者”在面对大量新闻事实的时候，要从中进行强迫性的选择。在这种选择过程中，记者依照的选择标准是相当复杂的：既可能将新闻价值奉为判断的依据，也可能视宣传价值为依据，还可能将新闻价值与宣传价值同时视为据以判断的两把“筛子”；既可能看重记者自己的主观兴趣，也可能被动地受制于“组织人”①这一现实，而遵从新闻媒介组织的新闻判断准则。

第二个阶段是，作为传播者之一的“编辑”在面对大量新闻稿之时，也要从中进行强迫性的选择。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中以“新闻洞”的比喻对这种强迫性选择进行了说明，他说：“简而言之，因为报纸的‘新闻洞’是个有一定之规的系统。为了从经济上考虑，报纸上刊登新闻的版面大小在一定时间之内不会有很大的变化。所以，当报道一件新事情时，就必须略去一件或数件其他的事情。要想加上一点东西，就必须减去一些东西，这是一个在有一定之规的封闭系统中的强迫性选择。新闻报道的过程就是一个在封闭系统里的强迫性选择。”②美国媒介批评家本・巴格迪坎在《信息机器》一书中也这样写道：

“在我们所研究报纸中，大多数的报纸守门人每天所审核的文字及个别报道的数量，都在他们所能用的新闻量的五倍以上。而在较大型的都会报纸中，编辑所审核的新闻字数，比读者真正看到的多十倍，而个别报道的数量，也比读者实际看到的多七倍。守门人所舍弃的新闻，读者通常再也无缘得识。也就是说，报社编辑室中所处理的新闻事件，仿佛有百分之八十根本没有发生过”。③

这两个阶段都体现出了一个最明显的特征，那就是，从数量庞大的新闻事实中选择一部分出来进行报道。第二阶段是在第一阶段新闻选择的基础上再加以选择，虽然一般表现为对“新闻稿件”的选择，但本质上仍是对“新闻事实”的进一步考量。

二、微观层面：不同新闻事实侧面的选择

这一层面主要是针对记者而言的。对于某一个特定的新闻事实而言，它由该新闻事实的不同侧面所组成，或者，换句话说，不同的事实侧面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事实系统，如果用N来表示新闻事实系统的话，那么，某一个新闻事实就可能由N1＋N2＋N3……＋Nn组成。这是从绝对意义上来说的。不过，记者实际的采访活动却基本上都是在相对意义上来进行的，因为，记者凭借采访活动，往往只能获得某一个新闻事实的一部分“事实侧面”，比如，N1、N2、N5、N8，N9、N11。而且，就是在所获得的这些事实侧面中，记者也并不一定让它们全部进入新闻叙事的文本之中。当不同的记者面对同一则新闻事实的时候，情况更是如此。对于一个相同的新闻事实的报道出现不同面貌，究其原因，也就是记者在由“新闻采访”到“新闻稿”的过程中所造成的。贯穿于此过程中的“新闻事实操作”是极其明显的。

三、中观层面：新闻事实的编排处理

在中观层面上，“新闻事实操作”主要通过“编辑”体现出来，即是说，编辑是中观层面上新闻事实操作的主体。在此阶段，编辑主要是对选定要刊播的新闻稿件进行编排处理，从而为这些新闻事实塑造出一个结构，对于报纸而言是“版面结构”，对于广播电视则是“播出结构”。下面以报纸为例进行简要的说明。

对于选定的新闻稿，报纸编辑一般需要在中观层面执行下列几道操作程序：

程序一，“归类”操作。也就是，把这些稿件进行粗略的归类，看它们分别是属于时政新闻、经济新闻、国际新闻、社会新闻，还是服务新闻等类别。“归类”操作是与版面相结合的第一步，这是为了与版面的分类编排相适应。

程序二，“比较”操作。即对于已归类在同一个版面的那些稿件加以比较，权衡它们分别应被置于版面的哪个位置，以及赋予它们各自以多大的版面强势。这是与我们习以为常的“头条”、“二条”之类的版面认知相一致的。

程序三，“配合”操作。有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内容上的配合操作，做法一般是：针对某一则或某几则新闻稿（本质上针对的是新闻事实），配以新闻背景或者配发评论，其中配以新闻背景也就是一种典型的“事实操作”。而形式上的配合操作，就是加框、栏线、利用标题的大小，来试图达到“以形式操作内容”的目的：给读者一种“强化”或者“弱化”，甚至“淹没”的视觉印象。其实，形式上的配合操作往往是针对读者进行的一种迅速致效的“视觉印象管理”。

“话语”的操作

如果以“说话”为诠释重心，那么，“用事实说话”概念中所隐藏的话语操作就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宣传型的话语操作；非宣传型的话语操作。作此区分，我们借取的是传播学资源。从传播学的角度出发，按意图性来看，传播可以粗略地二分为“意图性传播”和“非意图性传播”。如果我们不是将“说话”的含义天然地锁定于“意图性传播”的话，那么，我们也就可以作两种理解：有些“说话”是意图性的，而有些“说话”却并不怎么具有意图性。于是，从对“说话”的操作――即话语操作――的角度分析，就可以得到“宣传型话语操作”和“非宣传型话语操作”。

一、宣传型的话语操作

其实，我国学者在理解“用事实说话”的含义时，最惯常的思维逻辑是：“用事实”是一种手段，而真正要达到的目的是“说话”。在此情况下，“说话”的意思就是表达意见、观点，属于宣传领域。陈力丹的思维逻辑也就是这样的，他说：“‘用事实说话’是个带有介词的动宾结构短语，核心是‘说话’，‘用事实’是方法。明确这个短语的意思，事情就好说了。既然‘用事实说话’的核心词是‘说话’，那么这是一种典型的宣传行为。新闻的目的是向公众报告事实，这是新闻这个行业得以存在的唯一基础，一旦失去这个基础，一切新闻都是为了说话，谁会花钱听人宣传，还会有多少人看报纸或看电视新闻呢？”④

不过，由于陈力丹没有采用“诠释重心”这个概念诠释的变量，所以，一旦他将“用事实说话”的核心词锁定在了“说话”之上，那他也就自然会作出如下推理了：“既然‘用事实说话’的核心词是‘说话’，那么这是一种典型的宣传行为。”这种推理逻辑存在着过于简单的缺陷。在将诠释重心落在“说话”这一组分来理解“用事实说话”概念的诸多学者中，最经典的恐怕当数胡乔木。他说：

“最有力量的意见乃是一种无形的意见―――从文字上看去，说话的人只是客观地朴素地叙述他所见所闻的事实（而每个叙述总是根据一定的观点的），这样，人们就觉得只是从他那里接受事实，而不是从他那里接受意见了（而每个有自尊心的人一般都是不愿相信意见，而宁愿相信事实的）。新闻就是这种无形的意见，愈是好的新闻，就愈善于在内容上贯彻自己的意见，也愈善于在形式上隐藏自己的意见。”⑤

看来，“事实”是达到“表达意见”的一种手段，“新闻就是这种无形的意见”。笔者认为，我国新闻学界对于“用事实说话”概念的理解，与我国新闻学界对于陆定一提出的“新闻定义”（见《我们对于新闻的基本观点》，发表于1942年9月1日延安《解放日报》）一样，都历经了一段经典化的路途。说得更明白点，胡乔木的这篇《人人要学会写新闻》发表于1946年9月1日延安《解放日报》上，那么，“新闻是一种借助事实来表达的无形的意见”这个观点借助了20世纪40年代在延安开展的整风运动的力量，也就顺理成章地取得了一种“经典化”的学术地位。因为，在这次运动中，中国确立起了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理论。

“宣传型的话语操作”往往是与第一个维度的操作――即“新闻事实操作”――交织在一起的。这种交织，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记者对于“宣传型话语的操作”。可以分为初级操作和次级操作。一、初级操作方面。在记者面对巨量的新闻事实而进行最初的新闻选择时，他们就通常手持两把“筛子”，一把筛子叫“新闻价值”，而另一把筛子则是“宣传价值”。一旦利用“宣传价值”这把筛子，也就意味着，开始了“宣传型话语操作”的过程。二、次级操作方面。在写新闻稿时，记者从所获取的新闻事实侧面中，选取那些与自己的宣传意图比较贴近甚至高度契合的事实侧面，通过貌似“客观地叙述事实”的手法，来发表“隐形的”或“无形的”意见。

其二，编辑对于“宣传型话语的操作”。编辑的操作也不止一种，可以是内容上的操作，也可以是形式上的操作，或者两相结合。最显著的操作手法是，依托新闻事实，直接配发评论，引导舆论。这也是“用事实说话”的一种做法。当然，这已不是胡乔木说的“无形的意见”，是“有形的意见”了。此外，通过标题也可以进行宣传型的话语操作，比如，给一则客观报道拟一个展示价值或意义的“虚题”或者“实题＋虚题”。而在形式上，宣传型话语的操作也是存在的，比如，将具有对比意味的两则新闻并置在一块，以期引发出某种比较含蓄的意见。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宣传型的话语操作”本质上带有比较明显的“倾向性”，但在当前，我们仍不能简单地贬低这种“宣传型的话语操作”的必要性或者重要价值。在重大事件面前，在民族、国家利益面前，我们依然不能排除“宣传型的话语操作”。

二、非宣传型的话语操作

在新闻传播实践中，除了宣传型的话语操作之外，同样大量存在着“非宣传型的话语操作”。如果不承认这一个基本事实的话，那么，也就会导致一种可怕的“取消论”，即取消了新闻传播的相对独立的学科地位，而让新闻必须时时处处去承载某种意识形态内容。倘如此，就连“新闻宣传”这样的习惯表述的含义也将滑向一个极端，即，“新闻宣传”将不再是“新闻”与“宣传”的“结合”，而是“新闻”被化成了“宣传”的“附庸”。

也许只有“非宣传型的话语操作”才能够大体上体现出新闻的“客观性”理想。因为，“非宣传型的话语操作”涉及的社会生活领域多半是相对远离于意识形态领域的，这时，“用事实说话”概念中“说话”一词就应该显得比较客观，不带明显的传播者的意图性。这样的报道方式，才算得上是对人类复杂多样的社会生活的尊重。错误的做法是，对于“非宣传型的话语操作”强扭角度地进行“宣传型的话语操作”，由此导致普遍性的“意识形态化”。也就是说，几乎将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都打上意识形态的烙印。倘若这样，新闻传播就成了一张可怕的“意识形态之网”了。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对于“用事实说话”这个复合组分型的概念，不能进行简单的理解，必须始终强调理解中的变量性，从而保持了分析问题时具有广阔联系性的视野，避免了孤立分析和偏于一端。

注释：

①②伯纳德・罗斯科：《制作新闻》第15页、176页，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版

③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第4页，中国社会出版社1984年版

④陈力丹：《用事实说话是宣传方法而不是新闻写作规律》，“力丹做学问”网页

⑤胡乔木：《人人要学会写新闻》，延安《解放日报》1946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