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京都议定书

多哈气候大会的谈判照例进行得艰难而缓慢，《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到底何去何从将是衡量这次会议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

这一次，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大会来到了海湾地区。11月26日，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第18次缔约方大会（COP18）的开幕大会上，中国民间气候变化行动网络CCAN协调员毕欣欣发现，会场的中文翻译把会议称作COP“十”。毕欣欣觉得非常有趣，这体现了这次会议的重要性。

多哈气候大会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敲定《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机制和落实。2008年开始的《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将于今年年底到期。目前，日本、加拿大、新西兰、俄罗斯和美国都已明确表示不会承诺第二期的减排目标，这意味着，从实质上来说，《京都议定书》已经消亡了。

正在多哈会议现场的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北京办事处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高级顾问杨富强在接受《新商务周刊》专访时说：“希望多哈会议是一个平稳过渡的、务实包容的会议，希望经过商议和妥协，能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达成共识

早在二十世纪末，世界就已经对气候变化问题达已经成共识。杨富强介绍说，科学界从1970年代就开始讨论气候变化，之后的数据也确实显示出气候变化正在逐年加剧。1980年代末，联合国环境署和世界气象组织联合组建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IPCC里面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他们为决策者提供一手的参考资料。1990年，IPCC发表了《第一次评估报告》，这份报告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采取具体的措施奠定了基础。在随后的1992年全球可持续发展峰会上，153个国家和欧洲共同体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该《公约》于1994年正式生效。

1990年代二氧化碳排放背景是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附件一国家）的排放量占到总排放量的70%以上，而发展中国家的排放量少于总排放量的30%。“从那时候起大家对于气候变化的讨论不是‘有或没有’，而是‘怎样去做’。”杨富强说。

正是围绕着这个“怎样去做”，各个国家经过持续5年艰难的谈判。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进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参加国三次会议制定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补充条款，即《京都议定书》，这是气候公约之下第一个具有强制力与法律约束力的条约。《京都议定书》的目标是“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稳定在一个适当的水平，进而防止剧烈的气候改变对人类造成伤害”。

在1998年3月16日至1999年3月15日这一年的开放签字期内，共有84个国家签署了《京都议定书》。期间，美国和俄罗斯都不太乐意加入承诺。虽然戈尔曾代表美国签署了条约，但后来由于没有经过国会的核准，美国实际上不对《京都议定书》承担责任。

美国的不参与对于《京都议定书》的推进工作是一项巨大的麻烦。因为按照条约规定，它只有在“不少于55个参与国签署该条约且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到附件I中规定，该国家在达到1990年总排放量的55%后的第90天”开始生效。2002年5月23日，冰岛作为“第55个国家”加入了条约，而离开了美国和俄罗斯，“55%”似乎成为了一个不可完成的目标。

于是，欧盟积极拉动摇摆中的俄罗斯。在苏联分崩离析后，俄罗斯的经济一直处于衰退的状态中，一时间工厂减产，排放也少了很多。因此在当时的情形下，俄罗斯考虑损失不会太大，且有一定量的碳排放份额可以用来出售，所以最后同意加入京都议定书。2004年12月18日，俄罗斯通过了该条约后达到了“55%”的条件，条约于90天后的2005年2月16日开始强制生效。

退回原点

杨富强在一篇多哈笔记中写道：“多哈会议的大厅是个庞然大物。不由得想起在哥本哈根会议上，狭小的会场容不进四万人的参会者，只好把一半多的参会人员拒之门外。这次参会的几千人员在会场之间显得冷冷清清。”

在杨富强看来，虽然这些年来各国百姓对气候变化的意识也都有所提高，但是气候谈判却依旧举步维艰。众多国家拒绝承诺《京都议定书》第二期的减排目标，这样《京都议定书》第二期便已名存实亡，“缺少了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东西，气候谈判又回到了原点。”

在谈判的过程中，欧盟一直是一个积极的推动者。杨富强介绍，在欧盟人的心中，气候变化发生的概率要远远大于其他地方。欧盟群众在气候变化方面非常激进，比如在德国，如若某一政党不提气候变化，基本上是不可能被选上的。而对于政治家来说，尽管一些极端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很小，但是节能减排、推动可再生能源始终被视为“无悔的政策”。

现在，气候谈判难以进行的一个阻碍就是各国政治意愿不足。当发达国家遇到经济衰退，面对气候变化便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犹豫。

杨富强说，气候变化谈判是政治主导的，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谈判缺乏领袖人物。每当谈判进入冗长而毫无进展的阶段时，人们就会怀念当年《京都议定书》的推动过程。当时，除去欧盟的积极和美国的被动，其他国家也一直在参与讨论的过程中讨价还价，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不仅如此，发达国家之间也经常有一些互动和争论，这些讨论为合约的签订提供了很大的动力和活力。而现在的谈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自抱成一团，各自坚守不可动摇的立场，彼此认为对方应承担更多的责任，最后使谈判陷入僵局。

“后京都议定书”时代

从1980年代，保护环境就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之一。在《京都议定书》的开始阶段，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认为节能减排更多是发达国家的义务。但到了2008年，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家，同时，一场雪灾使得中国开始反思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中国应当承担的责任。

杨富强对《新商务周刊》说，中共“十”第一次把生态文明写入报告，要改变发展中的不平衡、不持续、不协调，不走发达国家的老路。这从政策的层面为中国在接下来发展中的节能减排工作指明了方向。杨富强介绍，在“十一五”期间，中国节省了大约7亿吨标煤、14.5亿吨二氧化碳排放。而在“十二五”的规划中，减碳目标是17%，节能目标是16%。

同时，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节能减排工作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去年，我国烧了将近30亿吨煤，这对于许多方面都会造成不好的影响。杨富强说，不管《京都议定书》二期将会走向怎样的方向，中国都将很关注节能减排、推广新能源方面的工作。同时，中国也期待一个能够像《京都议定书》一样的有原则的国际性气候合约，这些原则包括公平，包括共同但有区别的、各自符合各自能力的责任意识，只有在这样一个条约的约束下，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问题才能得到应对。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世界发展可再生能源投资最大的国家，并且接连推出碳交易试点——这些市场化的尝试将是中国在“后京都议定书”时代中的一些大胆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