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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参见黄芳着：《国际犯罪国内立法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第199页。 注 参见黄芳着：《国际犯罪国内立法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第200页。 注 香港与新加坡、新西兰、英国、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马来西亚、葡萄牙等国的移交逃犯协议中规定为40天；与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印度的移交逃犯协议中规定为45天。 注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移交逃犯的协议》第3条。香港回归以前签订的移交逃犯协议将此表述为"香港政府保留拒绝移交负责其外交事务的政府所属国家的国民的权利。"（《香港政府和荷兰王国政府的移交逃犯协议》第3条） 注 参见香港分别与马来西亚、新西兰、菲律宾、新加坡、澳大利亚签订的移交逃犯协定的第3条，与印度尼西亚签订的移交逃犯协定第4条。由于加拿大并不采用本国公民不移交的原则，所以，关于国民的移交，《香港政府和加拿大政府的移交逃犯协议》第3条规定："香港政府保留拒绝移交负责其外交事务的政府所属国家的国民的权利。香港政府行使此项权利时，加拿大政府可要求把案件提交香港主管当局以便考虑对该人进行检控。" 注 《香港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移交逃犯的协定》第3条对此也作了相似的规定。 注 该法第10条第2款规定，"在某逃犯被指控犯有一项引渡罪行的情况下"，如果（在本法规定的条件下）根据英格兰法律，证明该囚犯被确定犯有该项犯罪的证据齐全，治安法官就拘禁该人。否则，治安法官命令释放该人。 注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移交逃犯的协议》第8条。 注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新西兰政府的移交被控告及被定罪人士协议》第12条、《香港政府和马来西亚政府的移交逃犯的协议》第8条等。 注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移交逃犯的协议》第15条。 注 参见《香港政府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关于移交逃犯的协议》第18条等。 注 香港与马来西亚的协议规定为21天；与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印度的协议规定为45天；与澳大利亚、英国、新西兰、加拿大、葡萄牙、新加坡、荷兰的协议规定为40天；与美国的协议规定为30天。 注 参见《香港政府和马来西亚政府的移交逃犯的协议》第20条；《香港政府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关于移交逃犯的协议》第20条。 注 参见《香港政府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关于移交逃犯的协议》第20条。 注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移交逃犯的协议》第14条，《香港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关于移交逃犯的协议》第13条，《香港政府和菲律宾共和国政府关于移交被控告及被定罪的人的协议》第14条，《香港政府和澳大利亚政府关于移交被控告及被定罪的人的协定》第15条等。 注 参见《香港政府和马来西亚政府的移交逃犯的协议》第13条。 注 参见徐宏：《简论香港特别行政区与外国的司法协助》，载司法部司法协助局编：《司法协助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65页。 注 参见张智辉着：《国际刑法通论》（增补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1－352 页。 注 参见香港与美国、新西兰、爱尔兰、法国、菲律宾、加拿大、韩国、英国、瑞士等国政府分别签订的刑事司法协助的协议第1条。
唯有盎格鲁―撒克逊人对罗马皇帝的权威不屑一顾。对于其他蛮族而言，罗马皇帝仍是卓越的统治者。①
因此日耳曼民族迁徙后，盎格鲁―撒克逊人较早地建立起自己的王国，亨利・皮朗将其原因归结为盎格鲁―撒克逊人占据的不列颠，是罗马帝国所有行省中“罗马化”程度最低的一个。②限于探讨的主题，亨利・皮朗并没有一一考察盎格鲁―撒克逊人在不列颠建立众多小王国的名称及过程。国外学者一般列出肯特、诺森伯里亚、麦西亚、东盎格利亚、威塞克斯、埃塞克斯、苏塞克斯七个大国，并加上林赛、萨里、赫威赛等小国。③然而，没有指出这些王国建立的原因。国内学者在研究中也是列出不列颠土地上的主要国家，加上几个小国，同样没有揭示盎格鲁―撒克逊人立国的原因。④因此，有必要延长研究时段，从罗马不列颠晚期开始，比较盎格鲁―撒克逊人迁徙前后的社会变化，探究殖民主义最早的尝试者建立王国的主要原因。
公元43年克劳狄征服不列颠，使之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不列颠成为罗马的行省后，部分地区经历了罗马化，克里斯托弗・A・斯奈德认为有两种类型的罗马化，一种发生在不列颠北部和威尔士等军事化地区，哈德良长城、安东尼长城以及与它们相关的系列军事要塞的修建，促进了不列颠当地的经济发展，罗马军人和当地妇女结婚，商人随之而来向罗马人提供商品和服务，在军事要塞附近出现小的居民点，甚至还出现大城市卡莱尔，不列颠人也被征募到罗马军队中，他们学会了拉丁语和诸如工程等技术，退役后回到家乡，将罗马文化传到更多的不列颠地区;另一种罗马化则是城市作为引领者，不列颠贵族首先接受了罗马化转型，很快垄断了不列颠地方上的元老院，他们依然统治着原来的不列颠民众。然而，不列颠更广大的农村地区和人数更多的农村人口，延续了部落时代的特征，并没有罗马化。①
罗马不列颠初期，与皇帝有直接关系的奥古斯都代表和行省代表统治着不列颠。3世纪不列颠被划分为两个行省，但管理结构没有根本改变，整体管理被划分为一般管理和财政管理，一般管理包括命令不列颠军队。4世纪时，不列颠被划分为5个行省，罗马的管理则分为军事和民事两部分，行政长官（vicarius）取代奥古斯都代表的民事角色，行省统治者向他负责，但他和皇帝没有直接的关系，行政长官本人向高卢执政官负责;军队有自己独立的管理组织，不列颠的军事指挥官向在高卢或其他地方的监军负责，此时，不列颠的官员相对远离帝国权力的源头，而在罗马帝国统治末期，监军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地方层面，不列颠人组成了地方元老院。②
402年，罗马帝国西部皇帝荷诺里乌斯的军事统帅、出身蛮族的斯底里科从不列颠撤出一个军团，削夺了不列颠的卫戍部队，也表明“财政日渐紧张的帝国政府也无力再供养不列颠的军队”。③这对不列颠人来说是一桩重大事变，不列颠虽不能说是“完全陷于不设防的状态，但它的安全的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赖以高卢为中心的西部行省所能提供的时有时无的保护”。④
406年，阿兰人、汪达尔人和苏维汇人横扫高卢行省，担心蛮族会渡过英吉利海峡的不列颠军队，选出自己的皇帝解决边防问题。士兵出身的马库斯、格拉提安先后被推举为皇帝，但是由于不能取悦于选举他们的军人，很快被杀。军队推选的第三个皇帝是康斯坦丁三世，他派遣军队前往高卢防卫西部行省，这导致不列颠防御松弛。
历史学家佐西莫斯⑤记述了409年撒克逊人对不列颠的另一次进犯：
莱茵河对岸的蛮族肆无忌惮地发起了侵略。他们不但让不列颠的居民减少了，而且某些高卢民族面对摆脱罗马人统治的境地，也不再服从罗马人的法律，而是回到他们本民族的风俗上去了。因而，不列颠人将自己武装了起来，冒着许多危险来保证自己的安全，并让他们的城市免受蛮族的进攻。整个阿莫里卡以及高卢的其他行省纷纷仿效不列颠人，以同样的方式，通过驱逐罗马人的长官以及确立起他们想要的统治使自己获得了独立。⑥
这被认为是罗马不列颠时期的结束。可能随着罗马人被赶走，苏格兰人和皮克特人向不列颠人进攻，不列颠的一些地方向罗马求救，410年，荷诺里乌斯皇帝向不列颠各城市发去一封信，敦促并授权他们自卫。正常情况下，罗马帝国皇帝应该将类似信件发送给行省人或其他类似的帝国代表，这表明在406―410年的混乱局面中，“帝国机构统治已经解体，城市当权者成了唯一幸存的权力机关”。克里斯托弗・A・斯奈德认为：
409―410年间的事变“是不列颠人在面临蛮族入侵的危机之时，并得知了康斯坦丁三世在欧洲大陆的败亡后发动的一场贵族。……为了拿起武器抵抗蛮族侵略者，不列颠人必须要违反罗马的法律，抵触那些负责执行罗马法律的
人――康斯坦丁的官员。不列颠的地方行政官员和地方贵族与不列颠的安全利害相关，因为他们拥有土地、财富和扈从。他们坚定地保卫和治理不列颠，并抵抗罗马的统治权，此时的他们真正将自己看做不列颠人。他们就是亚罗马不列颠时期的僭主，是中世纪王朝诸王的先驱。①
罗马人撤离后，不列颠人的最严重威胁不是撒克逊人，而是苏格兰人和皮克特人。在他们的袭击下，不列颠人放弃了城墙和城市，四下逃命，不列颠人内部的互相争斗“加深了外族人所带来的灾难”，②不列颠人的国家陷于绝境。克里斯托弗・A・斯奈德认为，在不列颠各地地方性权贵的纷争中，沃蒂根在410年之后控制了不列颠，并重新建立了王朝统治，由不列颠各部落公民代表组成的议事会，仍拥有一定权威，但是只能与沃蒂根分享权力。
5世纪中期，不列颠货币体系衰落，出现实物交换的经济体系，占有土地的大小、豢养武士的多少决定领主的地位，他们用宴乐、武器、礼物换取扈从的忠心，领主可能也以农产品和家畜的形式从受保护的农民和其他劳动者那里征收实物税。③在经历了战争、混乱和瘟疫之后，不列颠所有的人和国王沃蒂根“都同意向海外的撒克逊人求救”。④
那么，不列颠人所求助的撒克逊人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状况呢？盎格鲁―撒克逊人是古代日耳曼人的一支，⑤他们居住在北德意志和丹麦半岛南半部，⑥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有助于我们了解他们的状况。
第一，日耳曼人中已产生国王，“他们的国王是按照出身推举的”，⑦这表明已出现王族，国王必须出身于王族，拥有王室血统，但是王位的继承并不是父子相继，而是要通过推选才能产生。国王并不拥有无限的权力，他不能一意孤行。恩格斯在探讨易洛魁人的氏族时也指出：“酋长在氏族内部的权力，是父亲般的、纯粹道义性质的;他手里没有强制的手段。”⑧带领士兵作战的将军，以勇力为标准进行选拔，他不是靠命令，而是通过以身作则统率士兵，靠作战勇敢、身先士卒来获得士兵的拥戴。在战斗中，如果士兵犯有过错，将面临死刑、囚禁、鞭笞等刑罚，祭司掌管着这些事务，日耳曼人并不把这些视为刑罚或将军的军令。他们认为，在作战时常有一位神陪伴他们，这些责罚是神所降。这种神降罚的观念，有助于避免将领与士兵间的直接冲突，更有利于团结作战。
第二，部落大会是日耳曼人的重要管理组织。日耳曼人已对不同的事务进行了分类，“小事由酋帅们商议;大事则由全部落议决”。⑨即使由全部落议决的大事，事先也已由酋帅们商讨过，这表明酋帅们更多地参与了部落的管理。召集会议需要2到3天的时间，会议日期是固定的，或在新月初上时，或在月盈时。集会时，出席者带着武器就座，国王或酋帅中，以年龄、出身、战争中的声望、口才等任一标准，推选一人作为发言人，他的目的是说服大家，而不是命令人们。如果人们满意他的意见，就用最尊敬的赞同方式――挥舞手中的矛，来表示同意，如果不满意，就发出啧啧的叹息声。在部落大会上，可以提出控诉或宣布死刑。犯罪性质不同，刑罚的方式也不同。
叛逆犯和逃亡犯则吊死在树上;怯敌者、厌战者和犯极丑恶之秽行者，则用树枝编成的囚笼套住而投入沼泽的泥淖中。他们认为这样分别处罚，是表示对于犯罪的行为，应当明正典刑，悬尸示众;而对于可耻的丑行，却应当秘而不宣。⑩
犯轻罪者，罚以马或牛若干，一半归国王或国家所有，一半归受害人或其亲属所有。
在部落大会上，可以选举一些长官，到各部落和村庄里处理诉讼，每一名长官由人民中选出的
100名陪审者作为顾问。此时的日耳曼人并没有成文的法律，塔西佗在对日耳曼人的婚姻制度和生育制度进行考察后，认为日耳曼人中“优良的风俗习惯，其效力远胜于别的地方的优良的法律”。①部落大会上选举的巡审长官，之所以由100名陪审顾问伴随，其目的可能是当巡审长官进行审判时，可以在陪审顾问中咨询风俗习惯。
第三，亲兵队是日耳曼人中另一个重要的组织。有些出身高贵或祖上有战功的日耳曼少年，可以担任酋帅，但是即使这样的少年，也厕身于年富力强、阅历深厚的成年人之间，不以做侍从为耻。侍从之中有等级，这由他们服侍的主人决定，侍从之间为了谁是第一侍从而竞争，酋帅们也为了拥有最多、最勇敢的侍从而竞争。由一群优秀侍从环绕的酋帅，安宁无事时可显示威仪，冲锋陷阵时可防护左右，这样的酋帅不仅在本部落，而且在邻近的部落中享有盛名，会受到外族使臣的称誉，被赠以厚礼，甚至仅凭威名就足以慑服敌人。在战场上，酋帅和侍从要同样勇敢，勇气稍怯者即是对自己的耻辱。“酋帅们为胜利而战斗;侍从们则为酋帅而战斗”。如果本土长年安静太平，很多高贵的青年就自愿到正在发生战争的部落，“一则因为他们的天性好动而恶静;再则因为他们在危难之中容易博得声誉;三则因为只有在干戈扰攘之中才能维持人数众多的侍从”。②酋帅慷慨地赐给侍从战马和长矛，并供以充足的筵席饮宴，而这一切都是从战争和劫掠中得来的。
此外，日耳曼人中已出现偿命金。日耳曼人有义务继承父亲和亲属的宿仇及旧好，但是宿仇是可以和解的，“甚至仇杀也可以用若干头牛羊来赎偿”，③这不仅使仇家全族感到满足，而且对整个部落更为有利，如果允许自由地血亲复仇，冤冤相报是非常危险的。至于日耳曼人的土地，是“公社共有的”，④公社之内按贵贱分配，他们的土地广阔平坦，易于分配，而且每年耕种新的土地。“日耳曼人中，没有一个部落是居住在城郭内的”，⑤他们散居于水泉边、草地上或树林中，住宅不许彼此毗连，建筑不用石瓦，全用原木，还喜欢挖掘地窖。
总之，塔西佗笔下的日耳曼人虽不是专指盎格鲁人―撒克逊人，但是学者们认为塔西佗的描述具有一定的共性，⑥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出，迁徙前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已处于父系氏族阶段，虽有酋帅，但是酋帅权力不大，部落大会和亲兵队是部落的重要组织，酋帅和亲兵好战的本性，使酋帅亲兵结成的共同体，易于向外部寻找战争机会。所以，当不列颠人和沃蒂根国王向撒克逊人求援时，盎格鲁―撒克逊人会自然地接受请求，渡海来到不列颠。⑦
449年，盎格鲁―撒克逊人受不列颠王的邀请，乘3艘巨船到达不列颠，奉命驻扎在岛的东部，同苏格兰人和皮克特人作战，把他们赶到较远的地方。初战得胜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将捷报以及不列颠富饶而不列颠人胆怯的情况告知他们的族人，于是，撒克逊人组成更大的船队，配备更强的军队来到不列颠。新来者获准在不列颠人中居住，条件是他们要同不列颠的敌人作战，保卫国家的安全与和平，不列颠人则付给他们适当的报酬。克里斯托弗・A・斯奈德认为不列颠人与盎格鲁―撒克逊人达成的条约“十分符合罗马对待蛮族联盟的军事政策”。⑧比德记载了这些新来者的民族状况：
这些新来的人来自日耳曼的三个较为强大的民族即撒克逊人、盎格鲁人和朱特人。肯特人、怀特人（即占据怀特岛的居民）以及住在怀特岛正对面的西撒克逊地区，至今仍然称为朱特人的那些人都是朱特人的后裔;东撒克逊人、南撒克逊人和西撒克逊人来自居住在今天称为古撒克逊人地区的撒克逊人。从居住在称为安格尔恩地区（该地区据说处于朱特人和撒克逊人地区之间，迄今为止一直是废墟）的盎格鲁人中繁衍了东盎格鲁人、高地盎格鲁人、麦西亚人和居住在亨伯河北岸的所
有诺森伯里亚人的后裔以及其他盎格鲁人。①
《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E本449年条目下的内容，与比德的记载相同。孔令平先生认为，迁徙不列颠的民族，除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三大支外，还有弗里西安人、斯瓦本人等。②王兴业认为通称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中，其实包含着盎格鲁人、撒克逊人、朱特人、弗里西安人、斯维比人、法兰克人。③克里斯托弗・A・斯奈德则认为除三大支民族外，还有法兰克人、斯堪的纳维亚人，但是不包括弗里西安人。④综合史料记载与学者们的研究，我们可以认为，449年迁徙不列颠的民族是以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为主体的。
这些移居者最早的首领，比德依据传闻记载为亨吉斯特和霍沙两兄弟，他们的祖先可追溯到沃登神，也就是说，他们出身于王族，同时又成为军事首领。盎格鲁―撒克逊人继续成批地竞相涌入不列颠，人数剧增，对邀请他们前来的不列颠人造成威胁。有一段时间，盎格鲁―撒克逊人甚至同皮克特人勾结起来，他们以要求更多的补给为借口，寻衅滋事，进而与不列颠人作战，“公共和私人住宅被夷为平地;各地神父在祭坛上被活活打死;主教和他们的教徒，失去了一切尊严，被惨无人道地用火烧死或用剑刺死”。⑤一些人逃往山区，另一些人则逃往海外。《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从455年到556年，屡次记载盎格鲁―撒克逊人与不列颠人作战，其间，安布罗斯率领不列颠人在巴顿山取得抗击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大捷，大多数学者们将其时间界定为485―500年之间。⑥
那么，频繁作战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与不列颠人之间，哪支在当时的人口构成中占据优势呢？传统的观点属于“烧―杀模型”，认为盎格鲁―撒克逊人在一次次血腥的战争中，其数量压倒了不列颠人口的数量。另一种观点认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征服，只是相对少量的军事精英所为，他们将自己的语言和物质文化强加给不列颠人，其总体数量约在1万至2万人之间。克里斯托弗・A. 斯奈德基于考古学上的新发现和对文字资料的最新解释，提出了盎格鲁―撒克逊人来临的新模型，即“废弃说”，认为在不列颠东部城镇中，人口的急剧下降，是出自不列颠人的主动遗弃和搬迁，而不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毁灭的结果。不列颠的主教们领导了这场大迁徙，一部分不列颠人在他们的带领下，乘船前往大陆，定居于从布列塔尼到加利西亚的无人地区;留下来的不列颠基督徒将他们的影响，从城镇迅速传播到乡村甚至边远的地区。⑦斯奈德并没有明确指明盎格鲁―撒克逊人和不列颠人，哪支在人口构成中占据优势，但其“废弃说”深化了我们对盎格鲁―撒克逊人与不列颠人之间关系的认识。
处于父系氏族阶段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应邀来到不列颠，他们是如何完成由部落向国家的过渡的呢？或者说，盎格鲁―撒克逊诸小国是如何建立的呢？史蒂文・巴西特认为有两种理想模式：一是邻近的定居地区稳定地合并，同时占支配地位的部落，其首领转变为国王;另一种是外部集团强行控制后罗马时代早期已经存在的领地。⑧也就是说，盎格鲁―撒克逊诸小国的形成有和平与暴力两种途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记载的多是暴力立国的情况，455年，亨吉斯特和霍沙同不列颠王沃蒂根作战，霍沙战死，“此后，亨吉斯特和他的儿子埃什继承王国”。⑨他们被认为是肯特人的祖先。477年，埃尔和他的3个儿子率领3条船来到不列颠，杀死许多不列颠人，编年史并没有讲埃尔立国的情况，但是在829年记载“盎格鲁―撒克逊盟主”的条目下，将埃尔称为“南撒克逊人的国王”。⑩同样，彻迪克和他的儿子金里克也是在征服不列颠人的土地上，建立了西撒克逊人的王国。至于诺森伯里亚，编年史只是提到伊达在547
年继承王位，“诺森伯里亚王室就起源于他”，①也没有说明伊达立国的具体情况。芭芭拉・约克认为，诺森伯里亚王国通过合并伯尼西亚和德伊勒两个盎格鲁―撒克逊王国以及融合一些小的克尔特王国而形成。②这似乎是属于通过和平方式而立国的例子，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芭芭拉・约克在这里讲的诺森伯里亚王国，是由小的王国并不是由部落合并融合而形成的，是由小国而变为大国，并不能代表部落通过和平方式融合而成为国家的理想模式。至于东撒克逊、东盎格利亚和麦西亚等王国，学者们根据其他资料可以推定其最早的国王，③但是对其立国过程和方式不是十分明了。
如果将立国时期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状况同他们迁徙不列颠前的情况进行对比，发现，尽管此时期的国王依然必须出身王族，但同时他们已经掌握了军事力量，成为军事首领，成为血统出身与军事领导权的统一体，不再像部落时期，依据出身选举国王，依据勇力选举将军。而且王位之间已是父子相继，也不再是从王族中选举产生国王。血统出身与军事领导权的统一，王位在父子间相继，表明盎格鲁―撒克逊人已走出部落时代，步入国家阶段。④随着时间的推移，在7世纪末8世纪初，已接受基督教的英格兰人宗教热情高涨，开始向外传教，两名长期旅居爱尔兰的英吉利神父黑休厄德和白休厄德也加入传教的行列，他们到达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祖居地“古撒克逊人地区”，希望使他们皈依基督教，当时古撒克逊的情况是：
这些古撒克逊人没有国王，统治国家的而是各个总督，一旦战争爆发，他们就抽签，谁中了签，谁在战争中就担当首领，大家都得服从。但是战争一结束，各个总督就又平起平坐了。⑤
这说明当时的“古撒克逊地区”仍处于军事民主制阶段，离创建国家还有一段距离。因此，盎格鲁―撒克逊人在播迁英格兰的过程中，建立由国王进行统治的国家，是一个明显的历史进步，对英格兰以后的政治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综上所述，罗马人虽然在盎格鲁―撒克逊人之前来到不列颠，但是由于罗马不列颠只是部分地区实现了罗马化，加上罗马帝国晚期普遍的军事化倾向，所以罗马人撤离不列颠后，罗马人的统治方式并没有在不列颠留存，⑥不列颠人中盛行僭主政治。从欧洲大陆来到不列颠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虽然仍处于部落社会阶段，但是已出现权力不大的国王，并且有部落大会、亲兵队等社会组织，这三者对盎格鲁―撒克逊人影响深远。盎格鲁―撒克逊人在播迁不列颠的过程中，国王实现了血统出身与军事领导权的统一，王位在父子间相继，他们通过暴力建立了诸多小国。
【作者简介】刘晓倩，广西南宁人，苏州科技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英国史。
于文杰，男，1961年生，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英国与英联邦研究、世界文化与思想史研究、中国南海问题研究。
陆一歌，1980年生，江苏江阴人，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南京大学金陵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法国史、欧洲思想与文化史。
陈磊，1986年生，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英国史。
蒋俊俊，女，1979年生，江苏如皋人，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南京晓庄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文化史、近代日本文学。
关键词：凯尔特民族 历史 人名解读
1 引言
人名，是我们作为“万物之灵”的每个人都必须有的称谓。在人类历史之初，它可能仅仅是社会交往中代表个体的简单符号。但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名渐渐成为赋含更多意义的载体。从狭义上看，它也许反映了家族血脉的延续，也许凝聚着来自父母的深情厚意和殷切希寄，隐寓着不同的理想抱负、情趣、爱好与目标追求。而从广义上看，人名则往往带有时代变迁的信息，铭刻着不同时代的文化观念。对此，《人名的世界地图》一书在前言中有这样一句精辟的描述：“如同地名一样，历经数千年的各民族间屡次的战争、大迁移，以及宗教、文化等的广泛流传也能够在人名中得到体现。”是的，一个时代的人名可能记录着一段民族发展、演变的历史，蕴含那个时代有关语言文化、民族融合、神话传说、英雄传奇以及宗教传播的种种轶事。那么，接下来请随我一起去了解生活在不列颠岛和爱尔兰的凯尔特民族，探寻潜藏在现代英语中凯尔特人名背后的故事。
2 简要追溯凯尔特民族的发展史
说起欧洲文化，我们必然会想到它的两大核心――希伯来文化（犹太教和基督教）和希腊文化（古代希腊）。事实上本文谈及的源于地中海流域的凯尔特文化也应该是形成欧式文化特色的一大要素之一。这样的结论完全取决于凯尔特民族发展的历史渊源。
早期的凯尔特人为公元前2000年活动在中欧的一些有着共同的文化和语言特质的有亲缘关系的诸民族的统称。他们主要分布在当时的高卢、北意大利(山南高卢)、西班牙、不列颠与爱尔兰，与北方的日耳曼人一起被古罗马人并称为蛮族。现代意义上的凯尔特人，或称其后裔，仍坚持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譬如，爱尔兰的盖尔语），并以自己的凯尔特人血统而自豪。现在，这个古老的族群集中居住在被他们的祖先称为“不列颠尼亚”的群岛，他们就是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以及法国的布列塔尼半岛。
作为欧洲古代文明之一的凯尔特与当时的古希腊罗马文明是并存的。在罗马帝国时代，罗马人、日耳曼人和凯尔特人之间频繁地发生冲突与碰撞。可以说，现代欧洲的各民族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他们，当然还包括斯拉夫人和维京人。凯尔特系以武装的部落联盟为单位，向周围地区逐步扩散、迁徙，进行军事移民。从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3世纪他们进入最为鼎盛的时期，其势力范围扩张到了除希腊、罗马以外的几乎整个欧洲地区。我们从至今尚存的、以凯尔特语起源的地名和河流名称中便可以看出他们当年的足迹，例如，伦敦和维也纳、多瑙河与塞纳河、以及阿尔卑斯等等。像不列颠和波希米亚分别是由凯尔特系的不列颠人及波伊伊人命名的名字，而巴黎也是由凯尔特系的帕里斯王子得来的地名。在3世纪到5世纪期间，伴随着罗马帝国的强盛和日尔曼部落大规模地向北和向西的迁移，欧洲大陆的凯尔特人曾经一度称雄的地位就逐渐丧失了。
大约在公元449年，来自西北欧的三个日耳曼部族――盎格鲁人（Angles）、撒克逊人（Saxons）和朱特人（Jutes），借罗马帝国衰落、自顾不暇之机，一举侵入凯尔特人居住的不列颠诸岛。这就是英国历史上发生的“日耳曼人征服”，亦称“条顿人征服”。这次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久的征服战使岛上居民深受重创。到了公元六世纪末，不列颠诸岛上原先的居民凯尔特人几乎灭绝，幸存者或逃入山林，或沦为奴隶。就在这个过程中，一位部落将军的英勇事迹，再结合凯尔特传说中的三个英雄人物在欧洲传讲，终于在后世成就了著名的阿瑟王的传说。
原始而古朴的宗教色彩与源远流长的神话传说融会交织，形成了凯尔特文化的一大特色。其宗教特征尤其体现在萨满教和巫术传统方面。当代西方的凯尔特文化复兴运动强调和重新发掘被压抑的凯尔特文化传统，有历史学家甚至把凯尔特传统抬升到足以同西方文明两大源头相提并论的高度去认识。事实上，通过详尽地探讨凯尔特人神
话，进而揭示其所滋生的文化，完全可以肯定西方世界的萨满的、神话的和精神的传统就植根于凯尔特文化中。
3 现代英语中的部分凯尔特人名
在早期的部分凯尔特人部落所迁往的不列颠岛及爱尔兰的“凯尔特岛”上，尽管有爱尔兰人、苏格兰人和后来威尔士人的闯入，但至今那里的凯尔特人仍然保留着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这样，凯尔特式的人名便能够在不列颠岛和爱尔兰被接受并延续下来。但曾有很长一段时间（“日耳曼人征服”期间），岛上由于受到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控制，英语处于支配地位，致使以盖尔语为开端的凯尔特诸语言逐渐被人遗忘。后来，在威尔士地区兴起了拯救威尔士语的运动，仅仅在数十年里，在不列颠岛与爱尔兰之间的马恩岛(或曼岛)上，从属凯尔特语系的曼克斯语又复活了。因而，在现代英语中，出现了很多源于凯尔特语的人名，例如，阿瑟(Arthur)、珍妮弗(Jennifer)、凯文(Kevin)、凯利(Kelly)、瑞安(Ryan、Rian)、康纳(Connor)、唐纳德(Donald)、布赖恩(Bryan)、肯尼斯(Kenneth)、尼尔(Niall)、布里奇特(Brigit)等等。这些人名在拼写上已经完全摆脱了传统的凯尔特人名形式，像Jennifer就是由Gwenhwyvar转变而来的。其中，瑞安、布赖恩、凯文、康纳、尼尔、帕特里克至今仍然是很受欢迎的男性名字，而女性名珍妮弗、凯利也被使用得很广泛。
3.1 MacArthur：来自阿瑟王的传说
提起阿瑟王Arthur的名字，世人便不由自主地想到“圆桌骑士”及“圣杯传说”。著名的阿瑟王的传说事实上和一位凯尔特部落将军在“日耳曼人征服”战中的英勇事迹有关，只是后人将他的传说再与凯尔特神话中的三个英雄人物相结合，于是就有了一部关于中世纪骑士的传奇小说并在欧洲广泛传颂。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英国诗人阿尔弗雷德・丁尼生在日益高涨的爱尔兰民族主义情绪的驱动下，激情创作了关于阿瑟王的叙事诗《国王诗集》。作品一问世，就得到罗马主义、民族主义的极力支持，因而诗集中的主人公阿瑟这个名字很快被广为传颂，深受人们的喜爱。在苏格兰，如果要表示“某某的儿子”，只需在姓氏前加前缀“Mac”，那么在阿瑟这个名字之前加上“Mac”，则变为麦克阿瑟MacArthur。这不禁令人想起前任联合国军队最高司令官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姓氏中，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他的祖父正是出身于苏格兰家庭。
同时，在这部叙事诗中，与阿瑟王有关的几位女性之名也在人们之中广泛使用，如其王妃的名字珍妮弗Jennifer以及维维安Vivien等。特别是自20世纪中期以来，由于女演员珍妮弗・琼斯Jennifer Jones的影响，加上珍妮弗的语源据说含有“洁白的”或“神圣的”美好意义，珍妮弗的人气指数一路盘升。维维安的名字尽管有女演员费雯・丽Vivien Leigh的影响而广为人知，但因此名与邪恶美少女有关，最终并未进入女性名排行列表的前列。
3.2 Neil、Donald、Kevin：典型的凯尔特式名字
尼尔(Neil)出自于爱尔兰盖尔语，意味着“胜利者”或“战士”。它似乎为我们讲述了一个王朝兴衰的故事：早在5世纪初期，一位名叫Neil的国王统一了整个爱尔兰地区，从而获得了爱尔兰王的美名。同时，他的另外一个称号更具有震慑力，那就是“拥有九个人质的尼尔王”，原来这是因为他手中掌握了诸王国的人质。继尼尔王之后，这个家族共出现了40多位各代爱尔兰王，直到11世纪初期，布理安获得爱尔兰国王宝座，宣告了尼尔王朝的彻底瓦解。此后的Neil家族被称为“尼尔的子孙”，到今天这一姓氏被英语化则变成了奥尼尔O’Neil，是在爱尔兰排在第十位的较常使用的姓氏。奥尼尔O’Neil在苏格兰又演变为麦克尼尔McNeil姓氏。如今北欧地区流行的尼尔森Nielsen、尼尔森Nilson等姓氏也是通过当时侵略爱尔兰的丹人将Neil之名带去才有的。
提起唐纳德Donald这个名字，人们必然把它与苏格兰联系在一起，因为它是苏格兰高地的一个传统的名字，是具有典型凯尔特风格的名字，意为“世界”和“支配者”。 唐纳德Donald之名尽管在苏格兰以外的地区看似古老而过时，但闻名世界的迪斯尼卡通形象唐老鸭Donald Duck和米老鼠Mickey Mouse却使人们对它有着永远挥之不去的印象。在苏格兰，排在最常使用姓氏列表第十位的名字就是由Mac这个前缀而形成的麦克唐纳MacDonald。这个姓氏也因麦当劳快餐连锁店的影响，在世界上成为广为人知的凯尔特系的姓氏。
同Neil一样，凯文（Kevin）也是一个爱尔兰盖尔语名，有着“充满爱的，仿佛爱的”或是“正式诞生”的意思。这个姓氏在英格兰之所以能成为长期受欢迎的姓氏，不仅因为有演员凯文・科斯特纳Kevin Costner的名字的影响，而且还因为有都柏林的守护圣人凯文的传说存在。
至于在爱尔兰被排在第二位的姓氏――凯利Kelly这个名字，既有男性使用又受女性的青睐。但说起它的语源、语意，则模糊不清。有人将其解释为表“战争”之意的盖尔语名字。还有人猜测，作为女性名的凯利可能与爱尔兰的女神科蕾Kelle有一些关联。这个名字也被那些有着爱尔兰血统的美国人所使用。
现代英语中保留典型凯尔特味道的名字还有艾伦（Alan）、道格拉斯（Douglas）、肯尼斯(Kenneth)以及温奈斯(Gwyneth)等等。
此外，还有像瑞安（Ryan）、康纳（Connor）、克雷格（Craig）等等原本是由姓氏转用而来的凯尔特系的名字，现在也渐渐开始受欢迎。
3.3 Bridget：来自凯尔特神话的名字
凯尔特系人名除了引用有些地名之外，还源于凯尔特神话与阿瑟王传说。内容丰富的凯尔特神话在英格兰及威尔士广为流传。
爱尔兰的“达纳神族”神话讲述的是以女神达纳（Dana）为始祖的许多神灵一族的各种各样的传说。达纳的别名叫安娜，这正好与基督教中的圣母玛利亚的母亲的名字安娜相吻合。于是，在督伊得教团的凯尔特的宗教与中世纪的基督教完全融合后，达纳与安娜之名最终合二为一，产生了名字圣安娜，此名在许多有着深厚凯尔特文化传统的地区更受欢迎。
Bridget之名来自凯尔特神话传说中的一位叫布里吉特（Brigit）女神。据说这位女神就是达纳的父亲达格达的女儿。所以，凯尔特人就把女神达纳与布里吉特视作同一个神，在布里塔尼亚及高卢受到广泛信仰。在爱尔兰，布里吉特的使用率是仅次于玛丽之名，因为它代表了曾经拥有过此名的爱尔兰的守护圣人。另外，布里吉特还被尊奉为火之女神、太阳女神、家畜的守护神等。后来，布里吉特的书写又英语化为Bridget。据说移民到美国的爱尔兰人并不喜欢给孩子启用此名，历史原因在于：发生在19世纪中期，侵袭爱尔兰的那次空前的马铃薯致使百万穷苦农民移居到美国，布里奇特这个名字当时是爱尔兰女佣的代名词。北欧瑞典地区的守护圣人圣彼尔吉达Birgitta也是源于布里吉特这个名字，这要归功于当时将布里吉特传播到了北欧地区的、侵略爱尔兰的诺曼底人。
爱尔兰的男性名布理安Brian(或布赖恩)也是由布里吉特转化而来的。传说拥有这个名字的国王布理安曾在11世纪初期多次抗击来自诺曼底势力的侵袭并获得胜利，所以他有了不可动摇的声望。在Brian之前加上表示“的儿子”的接词“O”后，即变为奥布赖恩O’Brien、O’Brain(布赖恩的儿子)，据说在爱尔兰是排在使用最多的姓氏的第六位。
库夫林CǘChulainn是北爱尔兰的“厄斯特传说”之中最伟大的英雄，因此Cǘ就有了“猎犬、狼、趾高气扬”的意思，从古时起人们便将它已作为各种各样的名字的构成要素。在爱尔兰极具代表性的男性名字康奈尔Connell及康纳尔Connoll便是如此。在康奈尔前加上表示“某某的儿子”的接词“O”，便成为奥康奈尔0’Connell这个姓氏，例如，19世纪前半期的爱尔兰独立运动的领导人丹尼尔・奥康奈尔Daniel O’Connell。姓氏康纳利和康奈尔同出一辙，如演员肖恩・康纳利Sean Connery。而我们又可以从这位演员的名字中判断出他的家庭是属于拥有爱尔兰血统的苏格兰人(肖恩Sean是与约翰John属同一语源的爱尔兰名字，在美国则变化为沙恩Shane)。
4 结束语
仅仅从上述的部分现代英语人名中，我们或许已经品味到了那扑面而来的、浓浓而厚重的凯尔特文化的气息，我们也因此会感慨，如此令人不经意的人名标记竟然会负载着如此丰富的内容。是啊，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有关一个民族的故事、一个民族的过去与现在，就请多多留意她的人名吧，因为它们是你打开知识之门的又一把钥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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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梁西智.英语姓名的演变［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8）.
创造历史，再接再厉
斯托克城成立已有148年的时间，一般被认为是诺茨郡之后第二古老的足球联赛俱乐部，但遗憾的是，除了1971-1972赛季的联赛杯冠军，他们几乎没有任何的荣誉可以搬得上台面。作为最初英格兰足球联赛的12家创始球队之一，斯托克城甚至因为连续两届联赛排名垫底而遭除名，1892年回归改制后的联赛之后，斯托克城的最好成绩也仅为第四名。百年间经历过9次降级和12次升级，“陶工”在1998年至2002年间依旧挣扎于第三级别联赛。
2006年，托尼・普利斯的“二进宫”令斯托克城完成了飞跃，这名威尔士人在21岁时就取得了欧洲足联颁发的A级教练执照，曾经担任过现任托特纳姆主帅雷德克纳普的助手，他19年间执教过6支各级别联赛的球队从未降级。2008年带领斯托克城跻身英超后，普利斯的球队一直在联赛中游徘徊。虽然上赛季斯托克城仅排名联赛第13位，但在足总杯上他们却接连战胜狼队、西汉姆联和博尔顿等队，历史上首次打入决赛。在温布利大球场，普利斯的球队最终以0∶1惜败于曼城，但是他们却藉此获得欧罗巴联赛的参赛资格。斯托克城主席彼得・科茨大赞普利斯：“他是俱乐部历史上最伟大的教练！”
正是在杯赛中取得巨大突破的情况下，斯托克城有了更大的野心，夏季他们未卖走任何一名主力，但是却引进了伍德盖特、厄普森、杰罗姆、克劳奇和帕拉西奥斯五大英超名将，前两位英格兰国脚免费签入，后三人花费2480万欧元（克劳奇1130万、帕拉西奥斯800万、杰罗姆450万）。
其实自2008年升超以来，普利斯就有条不紊地构建着自己的建队蓝图。近四个赛季，他每个赛季的平均净支出为1976万英镑。埃瑟林顿、胡特、琼斯和克劳奇――本赛季四位主力球员，便是一年接一年接踵而至，普利斯深知俱乐部家底有限，不能一口吃成胖子。如此循序渐进，便于让斯托克城拾级而上。前爱尔兰国脚、现BBC足球节目嘉宾马丁・劳伦森就说道：“普利斯书写了一个宏伟蓝图，告诉小球会如何在英超联赛中生存。”
囤积高佬，长传冲吊
谈及斯托克城今夏五名新援，有一个特点：非高即壮，五人平均身高超过1.86米，非常符合斯托克城“头球队”的一贯风格。据统计，斯托克城一线队的平均身高为1.86米，为英超第一高度。其中1.80米以下的仅有埃瑟林顿、彭南特和帕拉西奥斯三人，而1.90米以上的却多达10人！
普利斯的球队是典型的英式打法，在进攻方面长传冲吊、直来直往。两大杀招令各大豪门叫苦不迭，一个是彭南特和埃瑟林顿的边路传中，上赛季两人的助攻数分别为8次和7次。另一个则是大名鼎鼎的德拉普的“大力手榴弹”，身高没优势的马斯切拉诺坦言：“我从没见过这样扔界外球的，真是难以置信！”而温格也曾抱怨：“我们尝试防守这种球，但这很困难，因为他扔出的球又平又快。同样，由于里球员扎堆，守门员很难办。”据阿贾克斯主帅弗兰克・德波尔透露，在一个月前的一次欧洲教练研讨会上，温格甚至建议取消界外球不越位的规则。
当然，斯托克城的大杀器是建立在抢点球员巨大的身高优势上的。前锋富勒1.91米、琼斯1.88米、杰罗姆1.85米，最矮的沃尔特斯也有1.83米。当球队获得角球时，身高1.91米的胡特和肖克罗斯都有希望攻城拔寨，前者上赛季在联赛中六度建功。斯托克城如此野蛮霸道的打法在本赛季发挥到了极致，因为他们将“彭南特+克劳奇”的前利物浦组合复制到不列颠尼亚球场。要知道，克劳奇的身高可是达到了2.01米。
如今切尔西和曼城这些典型“肌肉球队”都已经转行玩起了快速地面配合，但斯托克城依旧坚守老阵地。正是因为追求长传冲吊的打法，斯托克城本赛季联赛的传球成功率仅为66.8%，在英超20强中垫底；控球率也只有38.3%，为联赛倒数第一。数据惨不忍睹，但是他们的球迷却还是大呼过瘾。本赛季不列颠尼亚球场的平均观众人数为27507人，上座率高达96.9%！
魔鬼主场，野蛮霸道
不列颠尼亚球场当然不能和可容纳76212人的老特拉福德相提并论，但是这也是英超有名的魔鬼主场，本赛季他们便先后在此0∶0逼平切尔西、1∶0战胜利物浦。这并不稀奇，自斯托克城升级以来，利物浦在这块场地的战绩为两平两负，切尔西近来则是遭遇了两连平，阿森纳近三年在不列颠尼亚的战绩为一胜三负，仅有曼联保持全胜。
在0∶0被逼平悻悻而归后，切尔西主帅博阿斯就说道：“只收获一分我当然不高兴，但这可是最具难度的客场之一。”利物浦前主帅贝尼特斯更惨，他从未在此凯旋，2008-2009赛季的一场0∶0让联赛冠军从此远离“红军”，因为在那场比赛之前，“红军”刚刚获得三连胜，但在那之后，利物浦遭遇了三连平。贝尼特斯说道：“想要在斯托克城这样密集防守的球队面前找到空间创造机会，不是件简单的事情。”
不列颠尼亚的场地大小为100米×64米，而老特拉福德的场地大小为105米×68米。场地窄小有利于斯托克城实行密集防守，而队员们身高体壮的特质更使铁桶阵显得密不透风。英超第5轮，斯托克城客场0∶4惨败于桑德兰脚下，也与光明球场105米×68米的场地大小有关。斯托克城主客场反差较大，上赛季他们主场成绩排名联赛第8，而客场则是第18位。
斯托克城之所以能成为主场龙，除了场地状况和球员心态之外，还需参考裁判因素。受主场疯狂球迷的干扰，斯托克城难免获得有利判罚，譬如刚刚败走不列颠尼亚的利物浦主帅达格利什就炮轰裁判，他的理由是斯托克城获得了一个勉强的点球，而自己至少应该获得两个，“可是最终什么都没有，我们感觉受到了伤害。”博阿斯也对0∶0的比分有点不服气：“我们有很多射门机会，还有两个明显的点球。”
斯托克城后防线创造出如此多疑似点球，和他们强悍野蛮的防守作风息息相关，当初拉姆齐被肖克罗斯断腿的一幕依然令人心有余悸，萨莫拉、本阿尔法、贝尔等球员一连串的重伤事件，让斯托克城和布莱克本等英式传统球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包括温格、墨菲在内的多名界内人士多次抨击肖克罗斯以及主帅普利斯，“”球迷甚至还发起了一次“永远不要原谅肖克罗斯”的行动。
不过斯托克城也有支持者，达格利什就坦率地说道：“只要在规则范围之内比赛，并没有正确与错误的踢法之分。你必须为自己的球队考虑最好的打法，斯托克城对于其他球队就是个励志的典范。”的确，由于拉姆齐的断腿事件，斯托克城给人留下了先入为主的印象。事实上，斯托克城虽然防守凶悍，但大多数防守动作都非有意伤人，沃尔科特就说道：“肖克罗斯是个谦逊的人，他已经道过歉了，而且并不是那种故意伤人的后卫。”而拉姆齐则回忆道：“他并不是有意铲断我的腿，但他肯定想让我在这次拼抢中受点小伤，然后下场而已。”
内容摘要：早期华侨商人兴建了唐人街、组建了华人社团，解决华人社会内部矛盾，支持国内的革命斗争，对加拿大华人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本文认为，早期加拿大华商之间存在着对立，不利于华人社会的发展。
关键词：华侨商人 加拿大 活动
华人移民加拿大始于1858年，弗雷塞河发现金矿吸引了来自美国和广东珠江三角洲的华人，在1858-1885年间，在加拿大的华侨主要集中在不列颠哥伦比亚。1880-1884年间，修建太平洋铁路期间华人入境的越来越多。在1884年， 不列颠哥伦比亚有华人25000人。华工虽然远离祖国，但是他们的生活习惯却是百分之百的中国化，衣食住行完全是汉家风范。这种独特的生活习惯，自然促成了唐人街杂货业的应运而生；有了商业活动之后， 华侨社会慢慢成型。早期华侨商人为华人社会做出了重大贡献。
华商组建唐人街
纵观加拿大华侨历史，华商是唐人街的主要建造者。
据史家研究，淘金时代，温哥华岛上称得上唐人街的是维多利亚、纳耐莫等地。维多利亚唐人街形成于1858年，是加拿大第一个唐人街。1862年，华侨约300人，多经营理发、缝纫、小商贩等。这时，创办广利行的卢超凡兄弟在此建起一批棚屋，供华工居住，使唐人街略具华侨社会雏形。以后， 唐人街人口不断增多，街貌更为热闹。纳耐莫的唐人街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人口已近300名，商铺有所增加。1884年， 维多利亚唐人街成为不列颠哥伦比亚最大的唐人街，全加拿大75%以上的华侨商行和85%以上的华侨佣仆集中在维多利亚。随后形成的温哥华市唐人街位于杜邦街一带，介于卡拉尔街、缅街之间的一段比较繁荣。1900年后，以彭德街和卡拉尔街交叉的十字路口作为中心，向东西延伸，店铺社团布满上海街和广东街。
1900年的华侨社会，是由一小群精干而富裕的商人、一大批小商人和一批人数更多的工人所组成。富裕的商人通常经营的是中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进出口贸易，其中有些人同妻子儿女住在一起。但在当时，由于加拿大排斥华人，不论是小商人还是工人，都无法全家团聚。
曾获加拿大传统部最高荣誉“莱杰总督夫人奖”的黎全恩教授认为，二战前的唐人街是旧唐人街，是华人居住、办公和经商的内城区，其外表可以由其土地的使用、商业招牌、人口结构及社会经济活动依稀可辨。他认为，每个发展阶段都有其自身的特点。萌芽阶段，旧唐人街通常华人居民很少，主要是男性。因此，一个城市的“唐人街”就是它的“华人社区”。社区可能由几个富商控制，社会通常两极分化，一边是商人小阶级，另一边是劳工大群体。在繁荣阶段，华人人口由于移民而迅速增加。尽管已婚男女数增加，但人口主要还是未婚男性劳工。他们绝大多数居住在唐人街，但有很多华人家仆、花工、洗衣工等向外扩展。由于唐人街的经济慢慢呈现出多样化发展趋势，逐渐开始出现繁荣现象，并出现了小业主，也有和满足“单身”需求的妓院，唐人街中日益增加的财产由华人组织或个人拥有。随着人口下降，经济衰退，华人财产所有权缩小，旧唐人街进入 “枯萎”阶段。由于非华人产业，诸如下等酒吧、二手货商店及色情书店的迁入，华人商行纷纷关闭。中等阶层的居民逐渐搬出唐人街，而仍然留在唐人街生活的是上了年纪的穷苦单身汉。由于不符合唐人街的传统使用新的土地，重新发展的工程侵入旧唐人街，枯萎的旧唐人街面积在减小。唐人街逐渐演变成摆设茶几的屋架、停车场，还有混在一起的华人和非华人商行。
太平洋铁路完工后，加拿大华侨由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向全加扩散。根据学者译述，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将近完成时，又遭受到其他各种困难，很多华人失业或多被免职，多个月里营养不足，因此一批华人前往西北行政特别区谋生；同时，一部分华人来亚伯达省谋生，经营商业；而多数华人居于加东平原省份，担任小商业生意东主或店员。根据1921年人口统计调查，点问顿埠华人500人，卡技利华人近700人，列必珠约200人，尾利慎血埠100人。
华商兴建唐人街，不仅为自己奠定了商业基础，有利于华人工商业的发展，而且为广大华人提供了生存发展的空间。
华商建立各种社团
华人建立各种社团，以团结广大华人并维护自身的权益。在组织社团的过程中华商作用尤其巨大。
维多利亚的街坊，是各种华侨商行联合采取全社区行动的组织形式，以市里规模最大的华侨商行“广利行”为中心，各种华侨商行在保持移民与其在华亲属的联系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根据《华侨华人百科全书(经济卷)》记载，广利行即加拿大华资企业，是加拿大华人最早创立的商行。1858年，由来自于旧金山的华商李祥创办于维多利亚，乃旧金山广利行分号，行名取“广发利市”之意。该行曾在《殖民者》报刊登广告，自称是“进口和经营各种中国货物、大米、食糖、茶叶、食品的商行”。由于广利行成为当地的主要商行，因而李祥本人也常被称为“广利”。19世纪60年代初，广利行已拥有资产约6500英镑，仅次于赫德森海湾公司，为维多利亚第二大商行。
洪门致公堂是加拿大第一个洪门组织，1863年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的巴克维尔成立，开始叫洪顺堂；1868年改建成规模较大的堂所，并订立章程，改称致公堂，先后建立堂所10处。其宗旨是：“我等建立致公堂，皆欲和睦梓里，遵大道以生财；妥诸同人，效居奇而乐利”。尽管它的目的是为了维持同乡的友好关系，并且通过适当的商业交流、积聚财富来使所有人获得利益，但它也控制了唐人街里所有的春楼、烟馆和。十多年里，致公堂控制了大多数华人矿工的社会经济活动，不仅仅是在巴克威尔，还有加里布区域的其它地方。
维多利亚中华会馆是加拿大第一个正式的全社区性华人社团，1884年4月，由华商广安隆的李佑芹、联昌公司的李天沛、泰源号的李奕德和黄彦豪、马心铭、徐全礼等10余人筹组创办，李佑芹任第一任总理。其宗旨是“联络众情，施行善举，扶助贫病，禁除内患，杜御外侮”。1885年有5000多名华侨各捐助2元入会，1909年新会馆落成。
温哥华中华会馆是在1906年正式向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注册成立的，1909年馆址落成，1949年改称为“全加中华总会馆”。在加拿大华人史上，温哥华中华会馆的作用尤其显著。
温哥华中华总会馆的前身是1898年在温哥华相继成立的昭一公所和公一公所，1901年将原来的昭一公所和公一公所合并为温哥华中华总会馆。维多利亚、多伦多、蒙特利尔均设有华商总会，多伦多和蒙特利尔的商会存在不久就解体了，维多利亚商会维持到抗日战争期间，但很少活动。
在早期华侨社会，权力多集中在华商精英的手中。例如邝利公司的陆氏兄弟，他们大部分从事进口中国货的生意。华商通过广泛的商业交往，在华侨社会获得了认可。华商在协调主体社会和华人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方面起着关键作用，赢得了华侨社会的尊重，华商在社会内部的影响力表现在他们能左右华侨的态度。1866年5月，耶鲁的商人包括邝利、益泰、太和等人，组织了一次36人的签名（其中有些人不是华侨），要求提前释放一名因偷窃猪肉而服刑的男子。此外，为维护华侨社区的社会秩序、协助解决华人社区内部产生的冲突，以及维持各阶层人民的团结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此外，他们还领导华人对付主流社会的歧视。1878年夏天，华商精英组织领导了维多利亚全体华侨进行大规模的抗税活动和总罢工，反对英属哥伦比亚省立法机构对所有年满12岁的华侨征收10元的人头税。
加拿大华侨对辛亥革命的贡献很大，主要表现为捐款和回国参战方面。在捐款方面，华商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11年洪门筹饷局成立后，温哥华致公堂首先响应，捐款折合港币10000元，随后各埠纷纷慷慨解囊，多伦多致公堂捐款10000元，蒙特利尔捐出4000元。
华商组建华人社团，解决华人社会内部矛盾、应对主流社会的歧视、支持国内的革命斗争，对加拿大华人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华商之间的对立
在加拿大，早期华商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对立现象，即一定的职业被来自于一定地区的人垄断：如大多数华人厨师的服务生都是台山人，而园丁和农场劳工都是中山人，任人唯亲是导致相应家族的职业单一性的原因。在中国，村民经常偏好直系后代而排斥他姓的邻居和外人。当他们来到加拿大后，对职业和贸易也保留了这种态度。比如，19世纪80年代末，400多名鹤山县华人居住在温尼伯市，多数姓李。很多年，他们在进入温尼伯的公路和铁路上建了望台，只为阻止其他华人进市区来与他们竞争洗衣业，这种行为一直延续到温哥华李氏宗族说服他们改变这种态度才停止。因此，家族是华人求职和居住的重要因素。
华商团体之间也存在着斗争。加拿大华侨之间的斗争在早期就受到中国国内政治斗争的影响。在19世纪80年代末期到20世纪10年代，中国当时出现了两大政治对峙的阵营，他们分别是由夏威夷侨民和加拿大侨民(特别是不列颠哥伦比亚侨民)所建立起来的阵营， 分别以孙中山和康有为作领袖，这些来自广东的移民以资金、效忠和奉献精神来支持他们各自的领袖。1899年4月， 康有为到达加拿大维多利亚，寄居在唐人街最大的华商“泰源号”。康有为的宣传活动，使得加拿大华商逐步同情维新派。随后华商在维多利亚成立所谓“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简称“保皇会”，又称“维新会”。参加者大都是富商和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如商人兼海关翻译李梦九。领导人和会员以富商为骨干，即地区侨团和宗亲侨团的首要人物。他们运用其在华侨中的影响迅速发展会员，以致保皇会成为加拿大华侨社会最有势力的政治团体，后来有许多华商转向革命队伍。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加拿大华商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不利于华人在主流社会的生存与发展，这为后来的华人所认识，“合则两利，分则两伤”、“团结就是力量”成为华商彼此合作、帮助的口号，华商在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中加强了团结，推动了华人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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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未醉，暨南大学华侨华人所博士生，上饶师范学院朱子所讲师。
今年的11月28日，是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战胜野蛮残暴的土耳其侵略者，取得民族独立的五十周年；在同月的29日，又是阿尔巴尼亚人民在自己的党——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领导下，战胜德、意法西斯侵略军，取得民族解放斗争彻底胜利并建立了无产阶级的十八周年。这是阿尔巴尼亚人民的两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节日。
阿尔巴尼亚人民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两千年来有许多的异民族侵占过阿尔巴尼亚的国土。但英勇的阿尔巴尼亚人民从来没有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屈服过，总是持久不断地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特别是在反抗残暴的土耳其侵略者的斗争中，民族英雄斯堪德培在阿尔巴尼亚的历史上写下了异常光辉的一页。在1912年11月28日，英勇的阿尔巴尼亚人民终于驱逐了强大的土耳其侵略者，宣布了祖国的独立。
但是，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如果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是不可能取得彻底胜利的。阿尔巴尼亚在1912年的民族独立斗争中还不可能取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因而在摆脱了土耳其侵略者的控制之后，代之而起的是美、英、法、德、意等帝国主义强盗。它们为了瓜分阿尔巴尼亚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索古王朝的傀儡政权，正是帝国主义争夺阿尔巴尼亚斗争的产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意大利和德意志法西斯暴徒们丢弃了索古的傀儡政权，直接占领了阿尔巴尼亚，把阿尔巴尼亚人民再一次投入水深火热的浩劫之中。正在这样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以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即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于1941年11月8日诞生了。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创立，成为阿尔巴尼亚历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点。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英勇的阿尔巴尼亚人民，经历了不到四年的奋斗，不仅取得了民族革命的彻底胜利，并在这一革命胜利之后，立即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把一个受人蹂躏的贫穷落后的阿尔巴尼亚，建设成为一个独立的拥有现代化工业和集体化农业的文化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
阿尔巴尼亚革命的胜利，再一次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的一项重要原则的正确性，即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如果没有获得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就不可能取得彻底的胜利；而在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领导下获得彻底胜利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二
当阿尔巴尼亚人民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所遇到的困难是异常艰巨和复杂的。她不仅仅要克服由于战争严重破坏和国民经济十分落后所带来的巨大困难，也不仅仅要抵抗帝国主义者加给这个新兴国家的各种封锁和破坏，而且遇到了现代修正主义者铁托集团的恶毒的进攻。铁托集团的修正主义真面目在当时还没有暴露，它凭借共产党的称号，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以经验丰富的老党和巴尔干半岛上大国的资格，要求对这个初建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和新兴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进行“援助”。正是通过这种“援助”，铁托集团妄图对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在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各方面加以严格控制，使她在经济上成为南斯拉夫的原料供给地和倾销制成品的市场，在政治上失去独立自主的权利而成为南斯拉夫的附庸，最后则完全吞并阿尔巴尼亚，使之成为南斯拉夫联邦所属的第七个共和国。要抵抗现代修正主义者在种种美丽外衣的掩盖下所进行的隐蔽进攻，本来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以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对铁托集团的阴险进攻，都给以英勇的回击，使其狂妄的企图无法全部得逞。
现代修正主义和帝国主义同样是革命的死敌，而且有时候能起帝国主义所不能起的危险作用。铁托集团在利用各种手段进攻阿尔巴尼亚的时候，最危险的手段之一就是利用“兄弟党”的关系，拉拢和收买了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内一小撮堕落分子，组成了以科奇·佐泽为首的集团。这个集团从1943年起即在铁托集团的阴谋策动下开始形成，并不断地展开各种各样的叛国罪恶活动。叛徒们尽其所能地找寻各种口实，不遗余力地反对霍查同志的正确领导。因为现代修正主义者深知，如果不一个党的正确领导，是无法篡夺这个党和奴役这个国家的人民的。从1943年到1948年的五年中，这个集团越来越疯狂地向党进攻，给党和人民造成了严重的损害，革命前途极端危险。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在霍查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对这个有外国势力支持的集团进行了长期的极其复杂和艰巨的斗争，在1948年9月的十一中全会上，终于彻底粉碎了这个凶恶的集团，也就是击败了铁托集团一次最危险的进攻。这一斗争的伟大胜利，保卫和巩固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领导，消除了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被强邻吞并的危机，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打开了康庄的通道。
尽管铁托集团所发动的反对阿尔巴尼亚的进攻遭到了悲惨的失败，但它决不因此而产生悔悟之心，肯于悬崖勒马。十多年来客观的事实铁一般地证明：现代修正主义者对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英勇地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纯洁性的阿尔巴尼亚的党和人民，是恨之入骨的。它凭仗其大国大党的优势地位，从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各方面施加压力，从策动叛国逃亡、武装挑衅、经济封锁直到严重的内部颠复活动，是从来没有停止过的。但是，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在霍查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团结一致，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卑鄙毒辣的进攻，使阿尔巴尼亚成为屹立在亚德里亚海岸上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坚不可摧的堡垒。阿尔巴尼亚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胜利，也再一次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的一项重要原则的正确性：“进一步揭露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领导人，为了使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不受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反列宁主义思想的影响而积极斗争，仍然是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一项必要任务。”①
后现代主义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它是西方社会内部一种矛盾而又神秘的心态，是一种追求高度自由与永恒复归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反传统的策略游戏，更是一种否定、批判、颠覆、创造、超越过去的社会文化思潮。在这个希望与绝望共存而又相互斗争的文化生命体中所孕育的俄罗斯后现代文学却独树一帜，尽展别样的世纪风景。它根生于欧亚之地，长成于东西方文化交融之时。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西方后现代主义风光不再，它却日渐繁荣，走红文坛。其中缘由很多，但有一点值得研究：在众多俄罗斯后现代作品中呈现出解构、否定与批判意识等西方特点的同时，更显现出东方文化老子“无为”哲学思想形态，并在作品情节及人物写实上体现出“无为”而乐、“无为而治”、“以自然为宗”等论述策略。这是一个崭新的课题。
一、上善若水，无为之有益
“从某种意义上讲，后现代主义者推崇古代中国老子和庄子的生活哲学，主张以女性化的无为精神来指导自己的生活。”[1]女性无为精神的体现就是在“随和”中随机应变；在“忍耐”中等待时机，创造从被动转向主动的条件；以“优柔寡断”应对复杂的变局。这种精神可归结为老子的思想：“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最高的善好像水一样。水善于滋润万物而不与万物相争，停留在众人都不喜欢的地方，以无为为，这就是水的最显著特性。这种策略在俄罗斯后现代文学世界中得以转型再现：俄罗斯作家韦·叶罗费耶夫、弗·索罗金、维·佩列文以后现代颠覆、否定和摧毁的独有姿态，冲破传统小说的内容、形式的束缚和限制，分别以“醉酒”、“疯癫”的状态，以自然“无为”的精神创作出众多后现代佳作和人物形象，如：韦·叶罗菲耶夫的《从莫斯科到彼图什基》中的“醉酒”人维尼奇卡·叶罗菲耶夫在从莫斯科到彼图什基的火车上不断喝酒、自由畅想；维·佩列文的《恰巴耶夫和普斯托塔》中的精神失常者任意叙事、毫无章法。
对于这些作品和人物俄国评论界始终存在争议，有人斥之为“坏文学”（乌尔诺夫语），“被制作出来的”赝品（斯杰潘尼扬语），“从地下室发出的叫声”和“淫荡的脱衣舞”（佐洛图斯基语），是反文化现象在当今的变体（索尔仁尼琴语）[2]。其实大不尽然，这些作家笔下的人物恰恰“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达到了“上善若水”的境界。这种写作手法可以使其人物叙事避免僵化本文由收集整理和过分直接，同时给予人物本身越来越多的回旋余地，并在迂回中不断扩大自由的可能性和创造性。表面上处于弱势的疯癫、醉酒，并不是一种疾病或一种生理状态，而是一种精神的非中心化过程。它使主体逃脱社会的现实原则，逃脱压抑性的自我与超我的束缚，因此是一种具有潜在的解放力量的精神状态，更是一种无规则、去中心的超越自由境界。实际上这些作品人物讲求“以无为为”，他们的身份恰似以无为为的“圣愚”。“圣愚”是俄罗斯东正教的特有人物，是既圣又愚的神圣愚人，来源于基督教和“金帐汗国”蒙古人统治俄罗斯时期盛行的萨满教。“圣愚”形象大多赤身露体或衣衫褴褛，浑身污垢，但他们却能治百病，占卜吉凶，预言未来；他们语无伦次，怪声呼吼，但这种声音却被视为神谕；他们长发不剃，头戴铁冠，颈围铁链，手持铁棍，脚锁脚镣，疯疯癫癫，却心通鬼神，能进入“超感觉状态”，与“神”相通，显现魔力，创造奇迹。因此，在每一个“疯癫”的后现代人物的影子里都隐藏着另一个让人顶礼膜拜的“圣愚”，他们以特有的方式在充满困惑与诱惑的大千世界里为迷茫的人们指点迷津。这也是俄罗斯后现代作品所留给我们的有关“圣德”的思考。
俄罗斯后现代作家们以后现代冷峻的目光审视现今复杂多变的世界，以“上善若水”的境界颠覆了传统的“英雄”人物形象，以“弱势群体”的“圣愚”声音传达出强大的精神力量，以“无为”叙事策略表达出后现代人对现状的反思和对未来的思考。亦如老子所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天下最柔弱的东西，腾越穿行于最坚硬的东西中；无形的力量可以穿透没有间隙的东西。因此可认识到“无为”的益处。老子认为，“柔弱”发挥出来的作用，在于“无为”。“柔弱”是万物最有生命力的表现，也是真正力量的象征。最柔弱的东西里面，蓄积着人们看不见的巨大力量，使最坚强的东西无法抵挡。所以，今天许多俄罗斯后现代作品中所体现的“无为”策略就是在一种能屈能伸、从容不迫、静中有动、随机应变、引而不发、后发制人、具有阴柔特性的生活方式中寻求一种无规则、无主体、无目的、无中心、高度自由的人生复归。
二、无为而治，为腹不为目
20世纪90年代是俄罗斯社会转型和经济转型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巨变深刻地影响着俄罗斯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心态和追求。由此真实反映90年代知识分子的艰难处境、迷惘心态、激愤抗争和对精神家园的执著寻觅的俄罗斯后现代文学再掀波澜，引起文坛的广泛关注。
塔吉亚娜·托尔斯泰娅的后现代小说《野猫精》讲述的就是主人公本尼迪克在一场大爆炸之后（暗指社会变革）的混沌世界中受岳父库德亚罗夫（秘密警察头子）“愚民”政策的影响由一个善良的知识分子逐渐成为当权者和野心家的走卒和帮凶，甚至被称为“野猫精”。“野猫精库德亚罗夫之所以会说本尼迪克也是野猫精，正是因为这个阴险的野心家一眼就看出了本尼迪克除书之外别无所求的书呆子习气和乐于过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懒惰生活的弱点。”[3]在此，作家所描写的库德亚罗夫对本尼迪克的控制方法不乏老子“无为而治”策略的影子。老子提出：“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是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所以，库德亚罗夫的治理原则是：排空本尼迪克上进的心机，填饱他的肚子，给他优越的生活来减弱他的竞争意识，增强他的筋骨体魄，使他没有欲望，没有争强好胜之志。这样就顺应了“自然规律”，就做到了“无为而治”。库德亚罗夫以“为腹不为目”的方法让本尼迪克保持“无知无欲”的本性，轻而易举将他控制于股掌之中。此策略揭示出如本尼迪克一样的普通知识分子们在面对社会变革时对“野猫精”的恐惧和他自身变成“野猫精”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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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佩列文的后现代小说《“百事”一代》同样以俄罗斯社会转型为背景，对当下社会百态和百姓生活作了描摹，尖锐地抨击了“改革”年代的种种社会弊端：吸毒幻觉、黑帮暴力不断、西方商品大量涌入、广告公司对苏联时期科研机关办公场所的占据、商业泡沫、国营企业的衰败……“到处都弥漫着一种可怕的不确定”。而身处其中的主人公塔塔尔斯基，一个喝百事可乐长大的年轻知识分子，以表面上的消解一切的态度获得了“成功”，但实际上却迷失了自我，成为俄罗斯社会媚俗化、大众化趋势的牺牲品。这个人物恰恰成为老子“无为而治”的反面例证。在转型时期的俄罗斯塔塔尔斯基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他不断的努力表现出处于困惑中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对终极理想的不懈追求，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仍在孜孜不倦地寻觅着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在寻觅理想的过程中主人公利欲熏心，为了自己的名字“瓦维连”能有一个时髦的解释，他自己杜撰了一个和“巴比伦”有关的内涵，这显然是否定了以前的文化身份，在臆想的世界继续迷失自我。为了吸引和迷惑俄罗斯人，他不惜动用大量俄罗斯本土文化信息来包装各种消费品，他为“议会”牌香烟写的广告词引用了格里鲍耶陀夫《聪明误》中的一句话：“祖国的烟雾使我们感到甜蜜和愉快。”这显然违背了“不妄为、不非为、不强为”的“无为”思想，也是“无为”策略在该小说中人物身上的逆用。而主人公找回自我的良方就应是老子所提倡的保持“清静无为”，“恬淡寡欲”的人生态度，真正回归纯洁、无知无欲的自然本性。
表面而言，俄罗斯后现代作品中所展现的是一种荒谬混沌、游戏人生、毫无目标和未来可言的世界，但实质上作品却达到了一种没有目标的目标，也就达到了康德所说的“一个目的的王国”的真正途径。在这个理想的“目的王国”个人自由达到最高程度，最终可以实现对于人生、对于未来真正的思考，探寻真正的答案。这也是对老子“无为而治”策略最好的诠释。
三、结语
纵观加拿大华侨历史，华商是唐人街的主要建造者。
据史家研究，淘金时代，温哥华岛上称得上唐人街的是维多利亚、纳耐莫等地。维多利亚唐人街形成于1858年，是加拿大第一个唐人街。1862年，华侨约300人，多经营理发、缝纫、小商贩等。这时，创办广利行的卢超凡兄弟在此建起一批棚屋，供华工居住，使唐人街略具华侨社会雏形。以后，唐人街人口不断增多，街貌更为热闹。纳耐莫的唐人街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人口已近300名，商铺有所增加。1884年，维多利亚唐人街成为不列颠哥伦比亚最大的唐人街，全加拿大75%以上的华侨商行和85%以上的华侨佣仆集中在维多利亚。随后形成的温哥华市唐人街位于杜邦街一带，介于卡拉尔街、缅街之间的一段比较繁荣。1900年后，以彭德街和卡拉尔街交叉的十字路口作为中心，向东西延伸，店铺社团布满上海街和广东街。
1900年的华侨社会，是由一小群精干而富裕的商人、一大批小商人和一批人数更多的工人所组成。富裕的商人通常经营的是中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进出口贸易，其中有些人同妻子儿女住在一起。但在当时，由于加拿大排斥华人，不论是小商人还是工人，都无法全家团聚。
曾获加拿大传统部最高荣誉“莱杰总督夫人奖”的黎全恩教授认为，二战前的唐人街是旧唐人街，是华人居住、办公和经商的内城区，其外表可以由其土地的使用、商业招牌、人口结构及社会经济活动依稀可辨。他认为，每个发展阶段都有其自身的特点。萌芽阶段，旧唐人街通常华人居民很少，主要是男性。因此，一个城市的“唐人街”就是它的“华人社区”。社区可能由几个富商控制，社会通常两极分化，一边是商人小阶级，另一边是劳工大群体。在繁荣阶段，华人人口由于移民而迅速增加。尽管已婚男女数增加，但人口主要还是未婚男性劳工。他们绝大多数居住在唐人街，但有很多华人家仆、花工、洗衣工等向外扩展。由于唐人街的经济慢慢呈现出多样化发展趋势，逐渐开始出现繁荣现象，并出现了小业主，也有和满足“单身”需求的妓院，唐人街中日益增加的财产由华人组织或个人拥有。随着人口下降，经济衰退，华人财产所有权缩小，旧唐人街进入“枯萎”阶段。由于非华人产业，诸如下等酒吧、二手货商店及色情书店的迁入，华人商行纷纷关闭。中等阶层的居民逐渐搬出唐人街，而仍然留在唐人街生活的是上了年纪的穷苦单身汉。由于不符合唐人街的传统使用新的土地，重新发展的工程侵入旧唐人街，枯萎的旧唐人街面积在减小。唐人街逐渐演变成摆设茶几的屋架、停车场，还有混在一起的华人和非华人商行。
太平洋铁路完工后，加拿大华侨由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向全加扩散。根据学者译述，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将近完成时，又遭受到其他各种困难，很多华人失业或多被免职，多个月里营养不足，因此一批华人前往西北行政特别区谋生；同时，一部分华人来亚伯达省谋生，经营商业；而多数华人居于加东平原省份，担任小商业生意东主或店员。根据1921年人口统计调查，点问顿埠华人500人，卡技利华人近700人，列必珠约200人，尾利慎血埠100人。
华商兴建唐人街，不仅为自己奠定了商业基础，有利于华人工商业的发展，而且为广大华人提供了生存发展的空间。
华商建立各种社团
华人建立各种社团，以团结广大华人并维护自身的权益。在组织社团的过程中华商作用尤其巨大。
维多利亚的街坊，是各种华侨商行联合采取全社区行动的组织形式，以市里规模最大的华侨商行“广利行”为中心，各种华侨商行在保持移民与其在华亲属的联系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根据《华侨华人百科全书(经济卷)》记载，广利行即加拿大华资企业，是加拿大华人最早创立的商行。1858年，由来自于旧金山的华商李祥创办于维多利亚，乃旧金山广利行分号，行名取“广发利市”之意。该行曾在《殖民者》报刊登广告，自称是“进口和经营各种中国货物、大米、食糖、茶叶、食品的商行”。由于广利行成为当地的主要商行，因而李祥本人也常被称为“广利”。19世纪60年代初，广利行已拥有资产约6500英镑，仅次于赫德森海湾公司，为维多利亚第二大商行。
洪门致公堂是加拿大第一个洪门组织，1863年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的巴克维尔成立，开始叫洪顺堂；1868年改建成规模较大的堂所，并订立章程，改称致公堂，先后建立堂所10处。其宗旨是：“我等建立致公堂，皆欲和睦梓里，遵大道以生财；妥诸同人，效居奇而乐利”。尽管它的目的是为了维持同乡的友好关系，并且通过适当的商业交流、积聚财富来使所有人获得利益，但它也控制了唐人街里所有的春楼、烟馆和。十多年里，致公堂控制了大多数华人矿工的社会经济活动，不仅仅是在巴克威尔，还有加里布区域的其它地方。
维多利亚中华会馆是加拿大第一个正式的全社区性华人社团，1884年4月，由华商广安隆的李佑芹、联昌公司的李天沛、泰源号的李奕德和黄彦豪、马心铭、徐全礼等10余人筹组创办，李佑芹任第一任总理。其宗旨是“联络众情，施行善举，扶助贫病，禁除内患，杜御外侮”。1885年有5000多名华侨各捐助2元入会，1909年新会馆落成。
温哥华中华会馆是在1906年正式向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注册成立的，1909年馆址落成，1949年改称为“全加中华总会馆”。在加拿大华人史上，温哥华中华会馆的作用尤其显著。
温哥华中华总会馆的前身是1898年在温哥华相继成立的昭一公所和公一公所，1901年将原来的昭一公所和公一公所合并为温哥华中华总会馆。维多利亚、多伦多、蒙特利尔均设有华商总会，多伦多和蒙特利尔的商会存在不久就解体了，维多利亚商会维持到抗日战争期间，但很少活动。
在早期华侨社会，权力多集中在华商精英的手中。例如邝利公司的陆氏兄弟，他们大部分从事进口中国货的生意。华商通过广泛的商业交往，在华侨社会获得了认可。华商在协调主体社会和华人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方面起着关键作用，赢得了华侨社会的尊重，华商在社会内部的影响力表现在他们能左右华侨的态度。1866年5月，耶鲁的商人包括邝利、益泰、太和等人，组织了一次36人的签名（其中有些人不是华侨），要求提前释放一名因偷窃猪肉而服刑的男子。此外，为维护华侨社区的社会秩序、协助解决华人社区内部产生的冲突，以及维持各阶层人民的团结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此外，他们还领导华人对付主流社会的歧视。1878年夏天，华商精英组织领导了维多利亚全体华侨进行大规模的抗税活动和总罢工，反对英属哥伦比亚省立法机构对所有年满12岁的华侨征收10元的人头税。
加拿大华侨对辛亥革命的贡献很大，主要表现为捐款和回国参战方面。在捐款方面，华商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11年洪门筹饷局成立后，温哥华致公堂首先响应，捐款折合港币10000元，随后各埠纷纷慷慨解囊，多伦多致公堂捐款10000元，蒙特利尔捐出4000元。
华商组建华人社团，解决华人社会内部矛盾、应对主流社会的歧视、支持国内的革命斗争，对加拿大华人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华商之间的对立
在加拿大，早期华商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对立现象，即一定的职业被来自于一定地区的人垄断：如大多数华人厨师的服务生都是台山人，而园丁和农场劳工都是中山人，任人唯亲是导致相应家族的职业单一性的原因。在中国，村民经常偏好直系后代而排斥他姓的邻居和外人。当他们来到加拿大后，对职业和贸易也保留了这种态度。比如，19世纪80年代末，400多名鹤山县华人居住在温尼伯市，多数姓李。很多年，他们在进入温尼伯的公路和铁路上建了望台，只为阻止其他华人进市区来与他们竞争洗衣业，这种行为一直延续到温哥华李氏宗族说服他们改变这种态度才停止。因此，家族是华人求职和居住的重要因素。
华商团体之间也存在着斗争。加拿大华侨之间的斗争在早期就受到中国国内政治斗争的影响。在19世纪80年代末期到20世纪10年代，中国当时出现了两大政治对峙的阵营，他们分别是由夏威夷侨民和加拿大侨民(特别是不列颠哥伦比亚侨民)所建立起来的阵营，分别以孙中山和康有为作领袖，这些来自广东的移民以资金、效忠和奉献精神来支持他们各自的领袖。1899年4月，康有为到达加拿大维多利亚，寄居在唐人街最大的华商“泰源号”。康有为的宣传活动，使得加拿大华商逐步同情维新派。随后华商在维多利亚成立所谓“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简称“保皇会”，又称“维新会”。参加者大都是富商和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如商人兼海关翻译李梦九。领导人和会员以富商为骨干，即地区侨团和宗亲侨团的首要人物。他们运用其在华侨中的影响迅速发展会员，以致保皇会成为加拿大华侨社会最有势力的政治团体，后来有许多华商转向革命队伍。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加拿大华商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不利于华人在主流社会的生存与发展，这为后来的华人所认识，“合则两利，分则两伤”、“团结就是力量”成为华商彼此合作、帮助的口号，华商在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中加强了团结，推动了华人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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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早期华侨商人兴建了唐人街、组建了华人社团，解决华人社会内部矛盾，支持国内的革命斗争，对加拿大华人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本文认为，早期加拿大华商之间存在着对立，不利于华人社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