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常委的老师

这是几位新一届国家领导人和他们老师的故事。当时，他们有的还是学生，不曾预料将来的路将通往何处，老师意味着启蒙；而有的已身居高位，价值观与处世哲学日趋成熟，但仍放低姿态，找寻导引。

刘美：博士论文曾让重新选题

刘美是的博士论文导师。1998至2002年，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在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读了4年在职研究生，专业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并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接受采访时，76岁的刘美特意强调：“只聊博士论文，只说博士论文的事情，我是会负责任的。”

严格，是刘美在访谈中多次出现的一个词。为了说明自己严厉的程度，刘美表示曾劝退过一个每次都带一大帮人和她讨论问题的学生，“我心想我是跟你讨论还是跟你带来的这帮人？”她提到，在跟她谈话时不带秘书。

就读的这种在职博士与普通博士略有不同。一是入学不需要参加全国考试，“他们是带着已经研究了的成果来读博士的，然后全校组成专家组来考评，通过这个以后才能入学”；二是不需要在课堂上听课，学校会对每门课程进行教学录音，然后寄送给学生。

出于对学生负责，学校通常会请很多老师授课。刘美提到一门叫《社会思潮》的课，从外面请了10位老师来讲。每门课程都要读很多书，每本书都要求写读书报告作为平时考核，最后还要“针对这门课的学习写一篇论文”。

刘美透露，的毕业论文最初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研究》，她觉得题目太大，让重新选题，这才有了《中国农村市场化建设研究》。

刘美还解释了的法学博士与人们通常意义上讲的法学博士的区别：“这个法学不是法律的法学，我们授学位是按大门类来授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属于法学大类。”

： 大学期间曾经常到龚祥瑞家中挑灯夜谈

可能跟自身的经历有关，龚祥瑞在晚年很少谈论得意门生。“我想他是不希望影响到，因为他自己当时被认为是政治上的另类。”龚祥瑞的学生、在北大法学院时的同学北大法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重点研究基地主任姜明安说。

虽不公开谈论，但在亲近的学生面前，龚祥瑞偶尔也会聊到。“他希望能够上去。我们听了他这么多课，交流了这么多，他的一些信念，自己没有办法实现的，就寄托在我们身上。”姜明安说。

姜明安珍藏着一张摄于大三时的黑白照片，一群年轻人簇拥着穿黑色中山装、戴黑框眼镜的龚祥瑞。照片右上角题有“师生留念”，时间是1981年。站在后排最右侧的位置。

2008年5月出版的《北大之精神》一书，收录了已升任政治局常委的的一篇散文，题目叫《师风散记》。书中，回忆了他在北大求学时与一些老师交往的片段。其中就有龚祥瑞。

的文章发表时，龚祥瑞已辞世12年。值得一提的是，学生的回忆文章，无形中促成了老师遗世之作――龚祥瑞自传《盲人奥里翁》的出版。

这本书辗转了十几年，姜明安和龚祥瑞的另一名学生陈有西多次联系出版社，都未果。“我觉得如果没有的回忆文章，出版可能要更晚一点。既然都能够讲龚先生，说他受龚先生影响，那出版社出这个书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姜明安说。

当年龚祥瑞位于北京大学中关园202室的家，是他的学生们留下温暖回忆的地方。在仅有6平方米的客厅里，时常能看到耄耋之年的老师与稚气未脱的学生慷慨激昂地讨论着民主与。兴味浓时的深夜，旧疾在身、很少沾酒的的龚祥瑞会从柜子中取出白酒，学生则出门买来花生米，大家就着烟酒，挑灯夜谈。酒酣人困之际，老师不拘小节，学生便就地留宿。

“学习成绩好。我们毕业那年北大只有27个优秀毕业生，一个系里只有一个，我们法律系给了两个指标，就是我和，那是很光荣的。”姜明安回忆。

他最不能忘怀的是老师的理想和信念：“他确实深深地热爱着这个国家，想把它建设得更好、更符合法制，人民生活得更好。这种事业心，这种追求，是龚先生对我最大的影响，也是对我和同学们最大的影响。”

俞正声：戴其萼让自己“终身受益匪浅”

现任7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俞正声是最早进入大学的。1963年，18岁的俞正声从北京四中毕业后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导弹工程系学习。

几年前，他在接受电视纪录片《哈军工》剧组采访时，说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当时严酷的组织纪律：每天早上起来都要长跑，三千米到五千米，完了之后洗冷水澡。“冬天戴一个毛线帽子，跑下来全部都是白的，都结了霜了。”

与学生相比，老师也一样辛苦，“我们起床号一吹往外面走的时候，系里戴其萼主任已经站在门口看我们了”。戴其萼曾是哈军工创办人陈赓大将的通讯科长，参加了哈军工的建校工作。

“那么大年纪，天天看着学员们出来跑步，看着学员们去洗冷水澡，什么话也不多说了，就是提倡大家要有一种能吃苦的精神。”俞正声说，这让他“终身受益匪浅”。

张岂之：没有忘记着眼于历史的经验教训

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后，曾公开提到或拜访过两位老师，一个是就读西北大学时的校长张伯声，另一个是当时的历史系教授张岂之。他起码两次拜访后者。

谈及，张岂之印象深刻――两人在就读西北大学历史系时就已结识。

在张岂之记忆里，大学时爱讲话、坦率、幽默，与同学和老师都相处很好。1977年，他卧病期间，已在陕西博物馆工作的专门去探望。

2011年2月，他们在西安也见过面。到陕西视察，特意约他聊天。地点是陕西宾馆，作陪的还有西北大学的现任书记和校长。

“见面后我问他，你最近读什么书？他说读《旧制度与大革命》。我问为什么要读这本书？他讲了几点，说可以给我们一些历史的经验教训。”张岂之说他当时还没看过这本书，“他讲了以后我再看，觉得他的介绍还是准确的。”

分别时，双手搀扶着老师，一路把他送上车。张岂之送给自己编撰的《中国历史》六卷本和《中国思想学说史》。

对这名国家领导中为数不多的历史系学生，张岂之充满期待。“一个学历史的人后来去抓经济，把潜在的才能发挥出来，很投入。现在他抓廉政，最近请了一些历史学家在中央政治局学习会议上做廉政文化报告，讲中国历史上的廉政。”张岂之评价说，“看来他没有忘记着眼于历史的经验教训。”

就在我们与张岂之取得联系的数天前，在3月初的清华大学文化素质教育讲座专场，这位曾师从侯外庐、任继愈、季羡林等大家的学生，把推荐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又推荐给更年轻的学生。

数小时采访中，张岂之不想过多谈，一是学生如今身份特殊，“说多了不合适”；另外，他担心有沽名钓誉之嫌，即使请他评价自己的其他学生，他也保持谨慎，唯恐厚此薄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