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童小说《离婚指南》的狂欢化色彩

摘 要：在苏童小说《离婚指南》中，有一种独特而鲜明的“狂欢化”色彩，这成为这部作品与众不同的地方。这部作品不仅在题材选择上富于狂欢化色彩，而且在故事情节和人物塑造，以及语言叙述和表现手法上也同样具有鲜明的狂欢化特色。

关键词：苏童；离婚指南；狂欢色彩

张艺谋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将作家苏童带入我们的视野。这个电影改编自苏童的中篇小说《妻妾成群》。苏童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以对女性细腻逼真的描写著称，被小说界戏称“红粉杀手”。同时，作为中国先锋小说家的代表，苏童以现当代社会问题为主题创作的作品也不在少数。《离婚指南》即是其中代表性的一篇。这部作品以主人公“杨泊”为中心，各类人物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独特而强大的“狂欢化”场景。而“杨泊”内心的挣扎与作品中种种“有悖世俗”的反常行为，又形成了一场精彩无比的狂欢化表演。

“狂欢化理论”作为前苏联著名的文艺批评家巴赫金所创立的核心理论之一，一直为当代学者所推崇。其作者米哈依尔・米哈依洛维奇・巴赫金（1895-1975），是20世纪原苏联最重要、最引人注目的思想家和文论家之一，同时也是一位极富历史意识的美学家。他对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民间诙谐文化进行了突破性研究。①在其代表作《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中，巴赫金提到，史诗、雄辩术、狂欢节是小说题材的三大来源，与此相应形成了欧洲小说史上的三条线索――叙事、雄辩、狂欢体。狂欢式是指“一切狂欢节式的庆贺、仪礼、形式的总和”。②狂欢化，是指一切狂欢节式的庆贺、仪式、形式在文学体裁中的转化与渗透。巴赫金指出：“狂欢的民间文化是一种特定条件下的人民活动，在许多方面都和严肃的官方文化截然对立，代表了一种具有生命力的亚文化，狂欢的民间文化中所特有的反体制、反权力、反规范，代表了自由的充满活力的文化力量。他指出了民间狂欢文化的几个重要特征，一是全民性；二是无等级性；三是颠覆性。四是粗鄙性”③同时提出狂欢化理论核心是人，注重个体的生命历程，个体和世界的关系。他认为狂欢化的人是有着双重人性的人，却比坚守单一人性的人更完整、更真实、更快乐。④

由此，我们可认为，小说《离婚指南》中，苏童正是用较为鲜明的“狂欢化”来抒写“自我而真实”的人。小说本身也非常符合狂欢化这一特征。接下来笔者将从三个方面探讨《离婚指南》中的另类思考模式，分析其狂欢化因素。

一、题材选择的狂欢化

钱钟书先生关于“围城”的隐喻，展示了人在婚姻关系中的两难处境。《离婚指南》的主人公即是这一两难处境的体现。文章主人公杨泊在经历了毫无激情的婚姻生活后，意图追求精神的超脱，重沐爱情的甜蜜，离婚成为突破困境的唯一方法，然而现实与精神世界的冲突不得不让他重回生活的原点，离婚也就成了一场闹剧。小说弱化了亲情、责任和道义，突显了杨泊的内心感受――离婚仅跟心灵有关。

离婚问题作为现代社会敏感而又渐趋普遍化的问题，所关涉的要素已远超当事人本身。就小说而言，参与杨泊离婚过程的，除了杨泊和妻子朱芸外，出现的人物还有：杨泊的儿子、杨泊的恋爱对象俞琼、儿时好友大头、朱芸的哥哥们、公司老板和同事、大学的哲学教师老靳，以及仅露面一次的火车站售票员和北京公交车司机等，这些人物与他们各自的社会角色构成了整个狂欢化背景。作品中出现的各场景，如杨泊与朱芸家中斗气、杨泊被朱芸哥哥殴打、杨泊为借钱被大头羞辱、朱芸到公司申诉，以及杨泊拜见老靳、火车站买票等场景，都可看作狂欢的场。这些场内，人物各有其性格特色，扮演着各自的角色。“离婚”将似乎毫无交集的这些人物串联起来，在离婚的场景中，每个人物形象都变得鲜活，整个故事的主题也更加深刻。

文中杨泊向大头借钱的场景，大头露出不可理解的态度，“满世界都在闹离婚，我不懂既然要离婚，为什么又要去结婚？如果不结婚，不就省得再离婚了吗？你们都在浪费时间嘛。”在公司杨泊与经理会面时，经理也同样表现不赞同，“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妻子那么贤惠能干，孩子也很招人喜欢，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也要赶离婚的时髦？”对此，杨泊都冷静地予以同样的回答，“离婚不是时髦，它是我的私事，它只跟我的心灵有关。”在此，大头与经理代表的是整个世俗社会、伦理道德下人们的惯常思维。他们认为，辛辛苦苦持家，从未与杨泊吵过架的妻子贤惠能干，有妻如此，要离婚的杨泊是神经病。而深受叔本华等哲学家思想熏染，对自己的思想和信仰不容一丝背弃的杨泊则与他们想法大相径庭，也与整个世俗世界的伦理道德背道而驰。他要的不是“世俗”的家庭生活，而是诗意的栖居，精神上的富足，这些在“庸俗而又虚伪”的朱芸那儿都是找寻不到的。于是乎厌烦情绪日益增长，最终想用离婚突出重围。

二、故事情节与人物塑造的狂欢化

文中，主人公杨泊是一个终日读着叔本华、尼采和黑格尔等哲学家的著作，对精神生活要求远高于物质生活的知识分子。他在婚姻历经五年春秋，渐趋平庸甚至丑陋之时，断然选择离婚。而现实生活、社会伦理等各方面的压力最终导致他离婚未遂，生活一团糟的悲剧。其内心的挣扎显得与世俗格格不入，他屡次被骂做“神经病”、“疯子”，仍固执的坚持自己是“众人皆醉我独醒”。而他种种“有悖世俗”的行为，从另一角度看，却是一次精神上的解放，一个自由灵魂的狂欢。杨泊的“狂”是对纯净精神世界的痴狂，亦是对庸俗世界的反抗与蔑视。

除杨泊外，文中其他主要人物，如妻子朱芸、恋爱对象俞琼、好友大头、朱芸哥哥等，在通篇小说中，围绕离婚事件，恰到好处地将杨泊在各个阶段的心路历程和情感纠结表现出来。在整个狂欢场中，杨泊作为主角，是文章的核心，是将狂欢思想发挥淋漓尽致的人物。其他人物作为场中不可或缺的配角，也一步步将整个狂欢推入高潮。

文中人物的行为充满了狂欢化的色彩与特征。在杨泊表明离婚意愿，与朱芸冷战时期，为惹怒朱芸，曾作出“若无其事地从她身边走过，挖了挖鼻孔，然后举起食指凝视着上面的污垢…将手指上的污垢噗地弹到了地上”；在借钱受到大头侮辱，又索性豁出去低身任由大头跳山羊；在售票厅买票时，又“用粗鲁下流的语言咒骂铁路售票员以及整个社会的不正之风”，这些无不表明，杨泊已进入一个癫狂状态。为挽回杨泊，朱芸曾哭闹―讨好―自杀―伤害俞琼；为逼迫杨泊在立春前离婚，俞琼每天寄一张明信片提醒其“离立春还有几天”；俞琼被朱芸划伤脸，又拿出发夹要求杨泊以同样方式在朱芸脸上划出9道伤，还要到家里确认等所有这些也无不昭示着这些人物也已近乎歇斯底里，他们变得极端，完全不似平时的“自己”。这些荒诞而有悖常理的行动正是狂欢化的体现。尤其是杨泊，人都是有思想有情感的生命体，生存就要发出声音。杨泊正是用这种方式来向整个世俗婚姻发起挑战。这正是巴赫金狂欢化理论中注重个体生命历程，重视人性的人文主义精神的体现。杨泊在整个离婚过程中，逐步战胜对世俗真理的恐惧，向社会展示自我，从而表现出比为世俗社会绑架的“杨泊”更为完整、真实和快乐，更具质感的“杨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