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帅”与“小兵”

创作于1958年的《小兵张嘎》是著名作家徐光耀的代表作之一，小说与电影剧本同步完成，5年后被北影厂“四大帅（导演）”之一的崔嵬成功搬上银幕，在读者和观众中产生了颇为广泛的影响，赢得了“影响三代中国人电影当数第一”的赞誉。

从“嘎子”身上找快乐

徐光耀曾坦言，在他的故乡河北雄县一带，“嘎”就是调皮捣蛋、干点儿无伤大雅的小坏事儿，而且还有点儿可爱，凡带有这个特点的人和事，就称之为“嘎”。 而《小兵张嘎》中的“嘎子”只是徐光耀眼中的理想性格，但和他本人性格相距甚远。因徐光耀自小就是个老实刻板、循规蹈矩的人。他之所以能写出这样的作品，与他自己的多舛命运造成的特定环境有关。

徐光耀13岁参加八路军，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小八路”，曾在冀中根据地整整打了8年游击战。虽然从小生长在穷苦的农村家庭，只上过四年小学，但他坚持在战争环境中学习写作，从1945年起当上随军记者，1947年在《冀中导报》发表短篇小说，还被选送到华北联合大学文学系去学习，因成绩很好毕业后留校，当上了文艺学院文学创作组副组长；而组长就是后来执导《小兵张嘎》的崔嵬。1950年，徐光耀出版了长篇小说《平原烈火》成了专业作家，随后进入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在反右运动中徐光耀遭受一连串批判、斗争之后，被“挂”了起来。

遭受如此巨大的人生打击和挫折，徐光耀陷入了极度痛苦与混乱之中。就在此时，他想起一些心理学著作曾有警示：人的神经如果不能承受超负荷的压力，有可能发生精神分裂症，在这关键时刻要控制自己，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具体的控制方法就是“集中精力，转移方向”。徐光耀觉得对自己最切实的“集中精力”，莫过于恢复写作，这样可以寻找一个新的兴奋点。此念一起，早已出版的长篇小说《平原烈火》中的十三岁的“瞪眼虎”便马上跳来眼前：这是一个虽然出场时挺活跃、后来却被主角挤到一边去的小人物。当时一位老战友看后曾批评他说：“你怎么把个挺可爱的孩子写丢了呢？”徐光耀为此曾遗憾不已，此时首先想到的就是这样的“活宝”，不如把平生所见所闻、所知所得的“嘎人嘎事”，尽力搜寻集中于其一身，弄成一个心神轻松、乐以忘忧的作品。

但是进入写作之始却很费劲，因为小说必须每字每句细抠，语言不讲究读者看不下去，故事再好也是枉然。当时徐光耀因长期挨批斗身体很虚弱，极想找个省力偷懒的法子，于是转而写起电影剧本，在他想来电影只讲究对话，故事架子一搭起来，叙述性文字可以不必过于严格，比写小说宽松省力。然而电影剧本写到半截便遇到“拦路虎”，一时又失去信心，觉得本来对电影不熟悉何苦自讨没趣，又搁置起来改写小说。也许是精诚所至，再写小说竟然相当顺利，一个月内“嘎子”便落实在纸面上。这时回头再看那半截电影剧本，发现按照小说的路子往下写，“拦路虎”也能将就突过，于是又花了半个月，电影本子也完成了。就这样小说加剧本，一共写了不到三个月，开始定名《小侦察员》，最后才改为《小兵张嘎》。

1961年年底，小说《小兵张嘎》发表，次年发行单行本，这使徐光耀有了把电影本子也拿出去的勇气，于是就寄给了当年的“领导”崔嵬。虽然剧本还较为简单，但主人公嘎子聪明勇敢又淘气可笑的形象已有基础，尤其所显露的那股混身洋溢着的倔强不驯、宁折不弯的“嘎劲儿”，令崔嵬很是喜爱，想立即把它搬上银幕。

这才是要找的“嘎子”

按照角色要求选择合适的演员，是确保影片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以孩子为主要人物的儿童片更是如此。由于没有固定的儿童电影演员可供选择，需要从现实生活里的同龄孩子中去寻找，加之又是特定战争题材，要挑选到与角色吻合的扮演者并非易事。《小兵张嘎》中扮演嘎子等主要角色的小演员的选择，就经历了“大海寻针”般的艰辛。

按照厂长下达的“一定要选一个最合适的，不要凑合”的指令，摄制组专门成立了负责挑选小演员的小组，毕业分配到北影不久的张华勋、黄健中等，作为助手都奉崔嵬之命参加其中。他们几乎跑遍了整个北京市，像少年宫、文化宫、体育场、少年之家、小学校等凡是有小朋友活动的地方，甚至派人出省寻找，前后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汇集了将近千人的小演员的队伍，经过反复挑选，留下了25个嘎子、56个胖墩、15个玉英，最后确定在天坛举行一次联欢会，由导演直接审查孩子们的表演。

到了预定的日期，相关人员早早来到现场，把联欢会安排得热热闹闹，计划让孩子们每人表演一个节目，满怀信心地以为从中精选出三两个出色的嘎子是不成问题的。出乎意料的是，崔嵬将到场孩子寻搜了一遍，除对其中适合胖墩和玉英的扮演者流露出“还可以吧”的表态，竟没有看中一个“嘎子”， 也未要求孩子们表演节目，只跟他们玩了一阵就结束了。

这可让演员挑选小组非常失望与恼火，认为崔嵬太不尊重大家的劳动了。有的同志以为他看得不仔细，特意把几个认为好一些的孩子的照片和小说封面的嘎子形象一起送到导演面前，对照指点加以声辩。崔嵬一下子明白了症结在哪里，原来小组成员一直是“按图索骥”在找小演员，标准就是小说封面，看上去它把“嘎子”画得神灵活现挺吸引人：一双炯炯的黑眸，咬着手榴弹弦的小嘴，显得天真活泼又机智灵敏，但在崔嵬眼里实在是看不过去，不禁笑着摇了摇头，指着封面的“嘎子”说: “这是‘小面包’，哪儿有农村孩子的味道？”当即还作了具体分析：画封面的人并不懂生活，嘎子的头巾都结错了，这是陕北的包法，冀中地区羊肚巾结是打在后头的。他明确提出嘎子的形象应该是虎头虎脑的，还强调说：“难看一点不要紧，哪怕是蒜头鼻子，只要是‘嘎’就行。”

根据这样的要求演员挑选小组又找了三、四个月，仅崔嵬过目的孩子也有三、四百人，可还是没有一个让他满意的。就在大家一筹莫展、日夜焦虑之际，与崔嵬同住前后院的于蓝送来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小家伙穿着大衣，戴一顶皮帽子，眉毛又粗又浓，眼眸子乌黑明亮，倔强的嘴紧闭着，浑身充满一股嘎劲儿。小组成员一看欣喜若狂：“这不就是我们要找的嘎子吗？”马上决定发个电报让小家伙来北京看一看。

照片上的人叫安吉斯，蒙古族人，当年13岁，正念小学六年级，家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父母都是革命老干部，母亲和于蓝是同学，又一起参加革命，后来又都当了人大代表，经常在一起开会，相互之间有来往。于蓝从以往接触中知道在草原长大的安吉斯机灵活泼，会游泳、骑马、射箭、摔跤，特别是身上有股调皮劲儿，得知“嘎子”难产，特意要来他的照片向崔嵬做了推荐。

安吉斯初来乍到，就给摄制组留下颇深的印象。在他到达北京的那天，张华勋去接站，来厂途中问他：“‘安吉斯’是什么意思？”他回答得十分干脆：“就是铧犁。”又问：“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呢？”回答是：“好为人民耕地呀！”这让张华勋感到有点意思。在崔嵬家见面时，也安排了另几位候选的小朋友一起到场，其他孩子都显得有些腼腆、拘束，唯独他很随便，在屋里东瞧瞧、西望望，翻书看画，自然惬意。在院子里活动的时候，他又马上成为小朋友们的中心人物，无论是哪种活动，都是他的主意多、力气大。这些表现立即征服了崔嵬。

老、小都有一股“嘎”劲

1963年6月，摄制组开赴白洋淀外景地，因崔嵬忙于复查外景，由导演组留在驻地人员组织小演员们排戏。这些从来没有接触过任何文艺活动的孩子们，全然不懂“表演”是怎么一回事，演胖墩的吴克勤对台词时完全像读课文那样念词，安吉斯以及扮演玉英的李小燕则对角色感到无所适从。崔嵬回来一看，说了声“嘿，这怎么行”，便不让再给小演员排练，规定从第二天起两个男孩都膀子、赤脚，跟白洋淀的孩子们一块儿去玩；演玉英的李小燕则练划船，小演员们听了极为开心。几天过去了，三个小演员晒得黝黑黝黑，化装师担心不好化装，崔嵬说: “不要紧，就要那个黑劲儿。”此后，他都一直不给小演员们排戏，相反跟他们一起游戏，还组织他们和当地孩子摔跤。后来导演组的同事才明白，这就是崔嵬帮助儿童演员深入生活的方法。正如他所强调的，关键是要让小演员们身上染上一层农村孩子的“土气”，而不是急于表演。有的同志曾担心，孩子放野了，戏照样不会演。崔嵬笃定地表示: “真野了，演嘎子就不难。”

果然一切都在崔嵬的意料之中。正式开始拍摄的第一场戏是大堤上嘎子和胖墩摔跤，这对安吉斯和吴克勤来说是拿手好戏，两个不会表演的小演员，俨然成了水银灯下的老手，那么松弛、自然，毫不顾及周围的一切，一招一式十分顶真地在摔跤。这一切都被摄影机完整地记录下来，而且许多精彩的镜头都是现场即兴拍到。仅花了两天的时间，小演员们就在“游戏”中出色地拍摄了一场重场戏。担任场记的黄健中事后曾问导演为什么先拍摄这场戏？崔嵬回答：道理很简单，要让孩子们去游戏而不是让他们去表演，他们一旦觉得拍电影是一件很好玩的事，就会产生浓厚的兴趣，就会很容易进入到规定情境中去。原来这都是崔嵬的精心选择与安排，旨在巧妙解除小演员头上“表演”的紧箍咒。

在后来的拍摄中，崔嵬几乎都不给小演员排戏，更多的是强调现场的即兴表演，以此创造最真实的环境气氛，然后在不知不觉中把他们引导到剧中的规定情境里，最充分的发挥这些有个性的小演员的才能，与角色的性格融为一体。为了诱发小演员第一次最真挚的情感，有时拍摄完全是在一种极巧妙的布置下进行的，摄影师拍摄下来的往往就这么一条。例如嘎子要夺罗金保的枪、被罗一把掀倒在地的镜头，崔嵬根据演员倔强的个性，考虑如果给演员以突然袭击，会得到最真实的效果，便作了相关布置。实拍时只有安吉斯一人以为是试戏，开拍后扮演罗金保的张莹用力一推将安吉斯推出去，他仰面朝天摔倒在地上，霍地蹿了起来瞪着张莹，好像在说“你这家伙怎么动真”，这一反应正与剧中所要求嘎子的情绪完全吻合，获得极其真实的效果。

当然崔嵬并非不重视台词，而是把那些台词较多的戏安排在较后阶段，待儿童演员有了银幕自信时才开始这一步。每天傍晚，崔嵬都会在院子里坐在小马扎上跟小演员们对台词，这是在整个影片的拍摄中仅有的“排练”，而且在对台词时也不要求小演员完全照剧本的台词去背诵，特别是安吉斯在台词和动作上经常会冒出一些火花，崔嵬十分重视，好的就加以吸收。针对他不善于背课文，开始背台词很吃力，而且把台词说得很死板，崔嵬就让他丢开剧本，亲自口对口教他台词，这样就没有了“背课文”的包袱，教上两三遍就完全记住了，而且又较口语化，显得既真实又符合儿童的特点。

如果说崔嵬对小演员们的训练、使用是完全“放手”，在艺术创作、质量等方面则显得相当“严格”。 譬如他对儿童片的真实十分注意，既反对说“大人话”、办“大人事”，失去儿童应有的性格特征，同时也反对为了追求儿童化，搞像小孩“过家家”那样的儿戏，认为这两者都不真实。基于这一指导思想，他对小说中描写的高潮场面作了改动，把嘎子在狗尾巴上拴上一串鞭炮，点着以后放进敌人据点，日伪军误以为八路军武工队打进据点而乱作一团、互相厮杀，改为嘎子被敌人抓去后临危不惧，聪明机智地乘其不备打死伪军，敲碎炮楼中悬挂的煤油灯火烧炮楼。这样既使原著形同儿戏的缺陷得以弥补，又突出了嘎子的“嘎”的个性，把“英雄”和“嘎”两者结合在一起，使人物的性格得到升华。

正是在崔嵬的言传身教下，整个摄制组孜孜创新，精益求精，在艺术表现手段方面的探索也颇有成就，如担纲该片摄影的聂晶，在当时没有先进的大型移动升降设备的情况下，多处创造性地采用运动长镜头处理，成为儿童影片中镜头运用和蒙太奇结构的典范，被誉为 “中国电影造型的绝句”，至今为评论界和电影史学界称道；影片也被誉为 “是不可多得的一部儿童影片”、“在同类题材的作品中闪耀着新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