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经济犯罪中单位主体的刑事责任

【摘要】目前我国对单位经济犯罪的规定存在着一些模糊地带，司法实践中也还有诸多分歧与困惑，因此有必要结合我国当前立法现状，对经济犯罪中单位主体承担刑事责任的标准及承担刑事责任的方式进行研究，并依次采取相应的修正。

【关键词】经济犯罪 单位主体 入罪标准 刑事责任

一、概述

我国刑法对于单位经济犯罪的规定分别体现在总则与分则之中：总则中第二章通过单独设节的方式规定了单位犯罪负刑事责任的范围以及处罚的一般原则，分则中第三章以及之后的刑法修正案规定了一些单位经济犯罪具体的罪名与刑罚，此外，“两高”也就有关单位经济犯罪问题陆续作出过许多司法解释，这些条文规定的看似详尽，但是实务适用上仍然有许多模糊之处。而单位主体的刑事责任作为连结犯罪与刑罚的纽带，它是对单位实施某一行为的否定性评价，同时也是该单位承受刑事处罚的基础。本文将以此为出发点，结合我国当前立法，阐述单位主体在经济社会领域中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标准与前提，以及其承担刑事责任的具体方式与内容，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相应完善意见。

二、经济犯罪中单位主体承担刑事责任的标准

（一）经济犯罪中单位主体的入罪标准

对于单位主体经济犯罪最低达到什么样的标准而应追究刑事责任，目前刑事立法中存在以下三类标准：

第一类标准：同等对待标准。刑法对同一个罪名的自然人与单位犯罪采取同样的入罪及追诉标准。如刑法分则中关于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的规定，不仅单位犯此类罪是适用罚金刑，对单位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也是比照该条规定进行处罚。

第二类标准：差别对待标准。在同一个罪名中对自然人犯罪与单位犯罪采取不同的入罪标准与追诉标准，且通常是关于单位犯罪的追诉标准规定要高于自然人，该种类型的标准多体现于司法解释中。例如，2001年4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中对许多经济犯罪中的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的追诉标准作了区分，且相同罪名的单位犯罪的追诉标准要高于自然人的犯罪的追诉标准。[1]

第三种标准：混合标准。在同一个罪名中的自然人犯罪与单位犯罪的追诉标准，根据情况的不同，有时是同一标准，有时是不同标准。非法经营罪的司法解释中则是采用了这一标准。

对于以上三种标准，笔者赞同第一种：同等对待标准。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虑：首先，于犯罪主体方面，我国刑法规定单位和自然人均可成为犯罪主体，且对两者地位孰高孰低并未作出区分。而我国刑法中关于单位犯罪的处罚原则，也没有作出关于自然人犯罪追诉标准的里外规定。因此，根据罪刑平等原则，对于同一罪名中的单位主体和自然人主体，应当采取相同的处罚标准；其次，于犯罪的主观方面，单位犯罪中通常表现为先有责任人员（尤其是主管人员）的意志，再经过集体的研究与讨论才产生了单位主体的犯罪意志。这也意味着单位主体的犯意来源是以单位主管人员的意志为基础的，没有责任人员的犯罪意志，就没有单位犯罪的犯意。同时，也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作证单位犯罪的责任人员的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比自然人弱。所以说，以单位犯罪的责任人员仅执行单位意志为理由来从轻或者减轻罪过，是站不住脚的。

（二）经济犯罪中单位与自然人共同犯罪时的入罪标准

上文所述“同等对待标准”是笔者建立在应然层面所论述的观点，但在我国目前司法实务界，许多司法解释已将经济犯罪里一些个罪中单位的入罪及追诉标准区别于自然人的入罪及追诉标准。如：某单位与自然人刘某共同犯罪。由刘某提供资金与设备，单位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销售数额达到30万，而我国刑法规定，单位犯此罪的，以50万元作为数额起点，自然人犯此罪以10万元作为数额起点，此时，在单位主体与自然人主体共同犯罪中，适用哪个数额为追诉标准，司法实践中的处理很不一致。这常导致自然人与单位的罪刑不协调，如：有时自然人在单位主体与自然人主体共同犯罪时仅起了次要作用，却同时被苛以自由刑与罚金刑，相较于单位内部直接责任人员而言，其承受的刑罚要重的多；有时自然人在单位主体与自然人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且获利较大，已达到了个人犯罪的数额起点，却只适用了单一的自由刑，没有适用罚金刑，与单位自然人适用了同一法定刑，因此，如何化解单位与自然人在此类共同犯罪中的罪刑失衡，是当前司法实践中的一大难题。

对于上述问题，学界有多种看法，主要观点有以下五种：

第一种观点：主犯决定论。该观点认为，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犯罪主体行为的基本特征决定了共同犯罪的性质。因此，在单位主体起主要作用的共同犯罪中，依照单位的定罪标准来认定；在自然人主体起主要作用的共同犯罪中，依照自然人的定罪标准来认定。

第二种观点：分别定罪论。对单位犯主体与自然人主体分别适用不同的数额标准，即依据犯罪主体的不同从而适用不同的数额标准。该观点认为，如果将单位主体与自然人主体的适用标准等同，无疑是将单位外自然人等同于单位中承担刑事责任的直接责任人员了。

第三种观点：实行犯决定论。该观点认为，共同犯罪中实行犯的实行行为的犯罪性质决定共同犯罪的性质，因此，应该以共同犯罪中实行犯的适用标准来进行认定。

第四种观点：身份犯决定论。该观点套用身份犯与共犯的原理，将单位主体视为身份犯，将自然人主体视为非身份犯，认为应以身份犯的行为作为定罪标准。根据我国刑法规定，非身份犯与身份犯共同犯罪时因相互联合而具备了身份犯的主体资格，因此身份并不必然是共犯的主体要件，且对身份犯与非身份犯均以身份犯的定罪标准来进行定罪量刑。同理，在单位与自然人共同犯罪中，对自然人的适用标准则应采用单位主体的适用标准。

第五种观点：区别对待论。该观点其实为有条件的“实行犯决定论”，认为单位主体与自然人的适用标准原则上以实行犯的定罪量刑为标准，但根据情况的不同又有所区分：在单位主体为实行犯，自然人起帮助或次要作用的场合，对单位主体与自然人主体的定罪量刑则均应适用单位犯罪的定罪量刑规定；在自然人主体为实行犯，单位起帮助或次要作用的场合，限于单位主体自身性质，不可能适用人身相关之刑罚，如自由刑、生命刑等，加之单位犯罪中规定的单位主体承担的刑事责任通常轻于自然人主体的刑事责任，因此，可对单位和个人分别适用各自相应的法定刑；在单位主体与个人主体均为实行犯，且在共同犯罪中的主次作用难以区分的场合，此时作为共犯的个人再也没有理由适用单位犯罪的法定刑受到宽宥处罚，所以应分别适用各自的法定刑。同时考虑到量刑均衡，对个人可以比照单位中直接责任人员从宽处罚。[2]

笔者赞同第五种观点，即区别对待论。主要基于以下几点理由：首先，在单位主体起主要作用，自然人起次要或帮助作用的共同犯罪场合，统一适用单位主体的定罪量刑标准，这是遵循共同犯罪原则的必然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具有特殊身份的单位主体是起主要作用，而自然人主体仅是次要作用或帮助行为，是建立在单位的特殊条件基础上而实施的，处于共同犯罪中的从属地位，而共同犯罪的性质应由起主要作用的单位主体来决定；其次，在自然人起主要作用，单位起次要或帮助作用的共同犯罪场合，自然人是共同犯罪的实行犯，单位是共同犯罪中的从犯，自然人满足自然人犯罪的全部构成要件，而单位是从属于主犯，按照共同犯罪的定罪量刑原则，应是按照主犯也即自然人的适用标准来进行定罪量刑。但受单位主体自身性质所限，单位无法适用一些人身性质的刑罚，如自由刑、生命刑等，因此，对单位还是适用单位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同时，这也很好的避免了对单位主体适用自然人定罪量刑标准，会造成对单位中的直接责任人员量刑倚重的问题；最后，在单位与自然人均是实行犯且在难以区分主、次作用的场合，因两者分别满足了各自的犯罪构成要件，则因分别比照本身的定罪量刑标准来进行认定，由于两者是实施共同犯罪的特殊情形，可以考虑对自然人从宽量刑。

三、经济犯罪中单位主体承担刑事责任的方式与内容

（一）刑种上的完善与建议

1.立法现状。我国刑法中规定，除免除刑罚的单位犯罪外，对单位犯罪均是苛以罚金刑，同时，在单位经济犯罪中对单位本身的处罚规定也仅限于罚金刑，这种立法现状与当前社会急剧增长的单位经济犯罪数量不相匹配，同时也不易达到达到惩治和防范单位经济犯罪的刑法目的。罚金刑作为附加刑的一种，较生命刑与自由刑而言不属于重刑，而大多数单位经济犯罪涉及数额巨大，给国家及人民的财产和正常的经济秩序造成严重的破坏，单处以罚金难以做到罪责刑相统一。[3]

2.完善与建议。针对上文所述问题，可通过完善单位经济犯罪刑罚体系中的刑种设置来解决，具体而言，笔者有以下两点立法构想：

其一，完善罚金刑。在遵循刑法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基于单位犯罪中单位主体经济犯罪的特殊性，可对罚金刑的数额作出适当的变通，使罪刑匹配达到最佳制衡点。具体而言，是指依据单位的犯罪情节，再参照单位实际支付能力确定罚金数额，采用有条件的无限额罚金刑。这不仅考虑到了单位犯罪的特殊性，同时还有助于刑罚功能的实现。当然，在我国目前的司法环境下，需要格外注意罚金刑自由裁量的度限。

其二，设置资格刑。资格刑意味着对经济犯罪中的单位主体从事某类经济活动的资格在一定时期内进行一定的限制。单位主体的特征之一就是其在实施犯罪行为时是利用了单位的主体身份与资格，如果剥夺或限制单位的某种资格，其便丧失了实施单位犯罪的基础，从而杜绝了其再犯的可能性，实现了社会防卫的法律效果。当然，资格刑的剥夺与限制不可能是全部，只能是部分。这里的“部分”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对某种种类的资格或权利进行永久的剥夺；二是对所有的资格和权利的剥夺进行特定期间的剥夺。在对单位适用资格刑的时候，应当根据单位犯罪的性质，具体情况区别对待，分别确定资格刑的内容。根据这两层含义，可对单位经济犯罪设置以下两种资格刑：一是停业整顿。即在一定的期限内，剥夺单位从事营业活动的权利，可用于犯罪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犯罪单位主体；二是限制从事特定业务活动。即在一定的期限内，限制或者禁止单位主体从事某种类别的经济活动，通常可以是：限制经营范围、限制经营活动区域、限制业务对象等。

（二）刑量上的完善与建议

1.立法现状。我国刑法对单位犯罪的惩罚方式是双罚制为主，单罚制为辅，也即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是既处罚单位，也处罚单位内的责任人员。在处罚力度上，对单位内部的责任人员基本上是依照自然人犯罪的规定，因此，在单位经济犯罪的刑法中对单位判处罚金的同时，对单位内部的责任人员除适用自由刑外，还极有可能也要承担财产刑。例如，刑法第201条的偷税罪，自然人犯该罪最高可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同时对自然人并处偷税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依据刑法第211条之规定，单位如犯第201条偷税罪的除对单位处没有数额规定的罚金之外，对单位成员也应处最高为7年的有期徒刑，同时对单位成员处单位偷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倘若单位偷税额在50万元，偷税比例超过应纳税的30%。该单位的单位成员与自然人犯罪一样就应受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且承担50万元以上250万元以下的罚金处罚。[4]

笔者认为，在规定对经济犯罪单位主体处罚金的同时，又规定对单位内的责任成员也可以并处罚金，这无论是于刑法理论层面还是司法实务层面都不够合理：

首先，从犯罪主体层面上来看，只有在共同犯罪中，对同一项犯罪事实才可能重复适用同种类的刑罚，且其原理基础是因为共同犯罪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犯罪主体。而在单位经济犯罪中，单位主体才是单位犯罪的唯一主体，其内部的责任人员只是该主体的部分组成，在单位犯罪上并没有完整的“犯罪主体”之意。因此，在这个刑事法律关系中，对单位这样一个独立的犯罪主体的刑罚适用，同种刑罚只能适用一次。

其次，根据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在适用刑罚时应对犯罪主体的责任能力与经济状况予以适当考虑。与单纯的自然人犯罪相比，单位犯罪中的内部成员的犯罪动机与目的毕竟是以单位利益为出发点与立足点，社会危害性与主观人身危险性均比自然人小，如果对单位犯罪中的内部成员也判处罚金，将造成对内部成员的刑法比自然人犯罪的刑法更重，有悖立法原意。

最后，司法实践上来看，单位犯罪的最后实际利益通常是归属于单位所有，并非被单位成员收入囊中，单位成员实施了犯罪行为，但是利益与结果的享受者是单位整体，同时，许多性质相似的经济犯罪中，自然人承担的罚金刑刑罚都有较大的差别，因而，对单位成员处以罚金极有可能造成责任上的不公平，也达不到设定罚金刑的目的。[5]

2.完善与建议。经济犯罪中，将单位内部的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完全等同于一个自然人犯罪的刑事责任，会造成“一个犯罪主体，数个受罚主体”的不合理局面，这不仅违反了对同一犯罪主体不得重复适用同一刑罚的原则，而且还加重了单位犯罪中单位内部成员的刑事责任，与现代法治理念相悖。因此，笔者建议在刑事处罚的幅度，也即所谓的“刑量”上，予以适当的修正，以使单位主体和单位内部的责任人员所受刑罚相均衡匹配。该种修正必须缩小单位内部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同时，缩小的范围可参照弥补单位主体刑事责任的不足。具体言之，对于绝大多数的单位经济犯罪，在对单位判处罚金的同时，对于单位内部责任人员参照自然人的量刑标准时，仅吸收自由刑，剔除罚金刑，也即不科处内部成员的罚金刑。这样，将双罚制修正为对单位处罚金，对单位内部责任人员处自由刑，从根本上避免重复处罚的问题。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经济犯罪中，单位主体承担刑事责任的标准应与自然人等同，这不仅便于司法实务中的操作，更是刑法原理的要求。而在单位主体与自然人主体共同犯罪时，两者的入罪标准又应视具体情况而定之，片面以“主犯决定”“实行犯决定”等学说为标准都具有局限性。同时，经济犯罪中单位主体承担刑事责任的方式与内容，无论是刑种还是刑量上，都还有可继续完善的空间，尤其是引入资格刑和消除单位内部责任人员的罚金刑，该两项的实现无疑可使单位经济犯罪的刑罚适用体系更加合理、科学。

参考文献

[1]李继华.单位犯罪的处罚标准和追诉标准质疑[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0（2）：89.

[2]黄祥青.单位共同犯罪认定的若干问题探讨[J].经济法学，2003（1）：52.

[3]何洁.试论单位经济犯罪的刑罚[J].政府法制，2006（12）：25.

[4]薛进展.论单位成员承担的刑事责任[J].政治与法律，2001（4）：47.

[5]刘志龙.单位经济犯罪的刑罚适用研究[D].华东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15.

作者简介：夏颖芸（1991-），女，江西南昌人，华东政法大学刑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刑法和经济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