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稷下学官到山东大学110年

战国时代，齐都临淄的稷下学宫，是当时学术文化的交流中心和诸子百家争鸣的重要场所。稷下学宫的创建，稷下“百家争鸣”的展开，不仅形成了先秦“百家争鸣”的高峰，促进了学术思想的繁荣，而且对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山东大学创办于山东，齐鲁故国，文化之邦。学界有言，“先秦诸子，半在齐鲁”。自光绪二十七年成立以来，在其110年的发展史上，山大深受齐鲁文化的熏陶与浸淫，其历史上多次出现的辉煌，均闪现着稷下学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延续。这也让我们不禁萌生从学统的角度，盘点齐鲁文化一脉延伸到山大的发展历程。

稷下学宫的精神内涵

稷下学宫始建于齐桓公时期，因其临近齐国都临淄的稷门而得名。它是世界上第一所由官方举办、私家主持的特殊形式的高等学府。从齐威王到齐宣王的100多年的时间里，稷下学宫为当时的知识精英搭建了一个交流平台。

在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孟祥才教授看来，“它既是一个思想学术的研究机构，同时也是一个教育机构。”

稷下学宫在其兴盛时期，曾容纳了当时“诸子百家”中的几乎各个学派，其中主要的如道、儒、法、名、兵、农、阴阳、轻重诸家；汇集了天下贤士多达千人左右，其中著名的学者如孟子、淳于髡、邹衍、田骈、慎到、接予、鲁仲连、邹爽、荀子等。尤其是荀子，曾经三次担任过学宫的“祭酒”(学宫之长)。

“稷下各家为求得自身的存在与发展，相互问展开论争，使稷下学宫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孟祥才说。

“同时，稷下学宫还具有一般学校的性质和活动特点。”首先学宫具有规模宏大的校舍条件，“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崇之”(《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正说明校舍建在交通要道，并且相当宏伟壮观。其次，有众多的师生在开展较正规的教学活动。宣王时，稷下的师生数量多达“数百千人”。由此可见师生人数之众。如此多的师生济济一堂，定期举行教学活动。其教化天下的效果亦很明显。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严炳罡教授也认为，稷下学宫是给天下奇士提供了一个思想交流的平台，所以司马光对稷下学宫在《稷下赋》中有两句话，他说稷下学宫是“致千里之奇士，总百家之伟说”。

“可以说，稷下学宫是非常开放的，几乎没有什么限制。”严炳罡指出，“历史上，山东大学曾在上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出现过两次大的辉煌。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当时的山大能够给天下的知识分子和精英建构一个平台，让大家到这儿来畅所欲言。因为学术活动需要充分的自由。”

在他看来，稷下学宫的一大精神内涵就是“尊士”，给学者们优厚的待遇。“据《孟子》记载，孟子出行‘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用今天的话说他比于丹教授牛!于丹后面有一个商业操作的团队帮她签订合同、帮她做策划。孟子不是这样的，‘我要你的银子是给你面子，不行我就挂冠而去。’后来还有这样的社会背景吗?没有了。还能提供这样的社会条件吗?不能了。所以稷下学宫从历史的长河来讲是昙花一现，是不可拷贝、克隆和复制的一种文化现象。”

不过与会学者们也一致认为，稷下学宫创建的“百家争鸣”的时代虽然结束了，但它官府办学的组织形式，与私人办学的杏坛传统一起，被后来的学术机构所承继。

像开现代大学风气之先的山东大学，其在1901年创办之初，也是以官办形式出现的。在组织形态上，它和稷下学宫还是有相似性的。而且，从精神层面上，山大的多次辉煌也确实承继了稷下学宫的开放、自由与包容的精神内涵。

山大的辉煌与稷下学宫精神

“稷下学宫以一个官办学府的体制，能够在当时形成人才集聚效应。这其中的内涵，是以‘创办世界一流大学’为奋斗目标的山东大学，最应该借鉴的地方。”山东大学终身教授路遥如是说，“山东大学历史上三起三落，每次陷下去为什么还能起来，这里面就跟其与稷下精神有文化基因上的传承性。”

在他看来，山大在创立之初就有很高的起点。1901年，山东巡抚袁世凯上书光绪皇帝在山东省城试办大学堂。12天后就得到了御笔亲批。当月，省立山东大学堂就在济南泺源书院内正式开学，这在那个年代是极为少见的雷厉风行。山东大学堂成为当时全国京外首座官办大学。山大的《章程》也成了全国大学创建的范本。

创办之初，袁世凯即聘请当时登州文会馆美籍校长赫士为山东大学堂的总教习，这使得山东大学堂自创立之时起，就有了国际视野，与世界先进高教文化结缘。“这可以说是稷下学宫开放的办学理念在山大的第一次集中体现。”路遥教授说。

山大历史上的第二次辉煌，是上世纪30年代青岛时期的国立山东大学。彼时，国内新人文主义思潮涌动，尤以北大、清华、山大为代表。

当时的山东大学校长是杨振声。他效法蔡元培“兼容并包”、“科学民主”，主张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新潮流文化结合的办学精神，广为延聘专家学者。著名诗人闻一多来校担任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知名作家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小说家沈从文、生物学家童第周等都各有教席。

山东大学一时名家云集，师资的人才之胜在全国大学中都属翘楚。全国各地学子纷纷闻名投报。在军阀混战的年代，山东大学坚守着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一方神圣高地。在动乱年代创造了就引人瞩目的辉煌。

山大的第三个黄金阶段，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此时的山大校长华岗秉承半个世纪里形成的重贤求才传统，到处延揽高端师资。

著名学者杨向奎、赵俪生、陈同燮、黄云眉、郑鹤声、童书业、张维华、王仲荦等齐集山大历史系，为一时之选。他们治学精神严谨，学术成果精湛。著述等身，教席入胜。这种盛况被人戏称为“八马同槽”。

当时陆侃如、冯沅君、高亨、萧涤非执教山大中文系，号称“山大四子”。陆侃如、冯沅君夫妇同获法国文学博士，精研中国古典文学。冯沅君教授还是知名女作家。萧涤非教授的杜甫研究独步海内。高亨教授文传天下。

1963年10月主席接见高亨教授时，对高著颇有称道。高教授回到山大后，直接给寄去几本自己的著作。一个月后，亲笔回信。今天“山东大学”的校名草书，就是复高亨教授信封上的手迹。

“抚今追昔。在山大即将庆典自己的110周年之际，我希望山大能开这么一个会议，探讨一下从稷下学宫到山大多次辉煌，再到今天山东大学如何兴旺发达，它们之间有着怎样的深刻联系?”路遥教授说。

在这位1947年入校，经历过山大50年代辉煌的德高望重的老教授看来，山大精神可以理解为八个字：“中西汇通，超越创新。”它与开放、包容的稷下学宫精神是相通的。

路遥教授不无感慨地说：“一所一流的大学，就是要通过一流的专家教授治学，吸引更多知识精英聚集过来。”

重铸山东大学的辉煌

站在山大110周年校庆的节点上，回望历史，山大该怎样重新定义其所背负的稷下学宫的人文与精神内核?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黄玉顺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对比、诠释。

第一，从空间上来讲，稷下学宫和山东大学的影响力。春秋战国时期，齐鲁大地是中华文化的中心，稷下学宫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高等教育机构，它是当时天下的思想文化中心。今天，山东大学毫无疑问是山东的文化中心。但不管从历史上回顾，还是看山大的今天，我们都不敢说山大是天下的学术中心，尽管我们在很多方面是全国第一流的。

那么，山东大学有没有可能探索一条道路，使我们可以成为中国或者世界的一个文化中心?我认为，不是没有可能，关键是从哪个角度去看、去做。一所大学，如果想在一个严苛的行政级别体制下要发展成为中国的中心，门都没有。但假如我们追求的是在某一个学科的布局，让它成为这方面的世界中心，这个是可以做到的。这一点，在山大未来十年“初步建成一流大学”的规划里也提到了，非常具有可行性。

第二，从时间、历史方面也可以做一个比较。稷下学宫的出现有一个时代背景，它不是偶然的。当时的中国社会正在进行两次大转型。第一次就是春秋战国时期，我们从王权的时代转向了皇权的时代，从封建时代转向了帝国时代，从宗族时代转向了家族时代。可以说，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是体制和思想观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我们常说“汉承秦制”，它确立的“中央集权”制度之所以能在中国成功运行了2000多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其遵从的法学思想和黄老哲学都跟稷下学宫密切相关。由于秦代采用的是偏颇的法家思想，完全抛弃了儒家的东西。兼具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的荀子，实际上对汉的统治者有比较深的影响。

回顾古代儒家学说的发展史，可以说与稷下学宫颇有渊源。孔子曾到过齐国，其思想追随者孟子、荀子等曾在稷下学宫长期任教，荀子更是三次担任齐国的“祭酒”。我们知道，孔子之后的儒学分成两大分支，即孟子学说和荀子学说。它们分别在不同胡历史时期，对中国从道统到学统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现在，中国正处在第二次大转型时期，这对于山大乃至对中国都是一个机遇。尽管当下我们无法做到稷下学宫的成就，去影响一个时代的转型。但如果山大可以抓住机遇，有所作为，在山东乃至全国形成自己的影响力，还是可能的。

第三，山大要想取得(或者在一定程度上做到)像稷下学宫这样的影响力的话，有些方面还是可以借鉴的：比如，学者们在稷下学宫自由地交流、交锋，形成观点间的互动，通过互相渗透，达到一种彼此的融合，其结果就是对自身思想的再创造、再创新。这一点，也是山大可以学习的：只要山大能建立一个开放的学术氛围，拥有一种非常开放的胸怀，山大到2021年(建校120年)，“初步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完全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