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地彷徨 第11期

时间:2022-09-29 03:10:30

摘要:就鲁迅笔下孤独个体在严冷社会的围追堵截之下,逐渐走向对社会与自我复仇的心灵历程进行解读,并归结出鲁迅自我分裂的复仇理念,进一步探讨其面对自我局限的困惑和思考。

关键词:《孤独者》 反抗绝望 精神求索

中国古代复仇主题文学中的复仇主体出于惩恶扬善的伦理使命,偏重于复仇结果,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而鲜有对复仇代价的反思,因此,复仇者的心灵世界多是正义凛然、义无反顾的。而鲁迅笔下却塑造了在个体与社会的对立中饱尝精神分裂痛苦的复仇者形象,直至走向对自我的否定,这是更为震撼人心的鲁迅式的复仇理念。

《孤独者》中的主人公魏连殳长着浓黑的须眉,两眼在黑气里发光。他面临的处境是孤独个体与严冷社会的对立:从回来参加入殓到大殓时长嚎再到对遗物的处理,魏连殳的每一举动都在族人们的监视和干涉下进行,其内心深处的孤独和阴郁不断加剧;此后的境遇更加陷入绝地――先是他的堂兄妄图通过把自己的孩子过继给他来夺走他惟一剩下的一间破屋子,其后又有匿名者的攻击,流言的中伤,学校的辞退,甚至连少不更事的孩子也仇视他、不容他。对于自己无可逃遁的悲剧命运,魏连殳的内心燃起了仇恨的情绪。然而要复仇首要的任务就是保存自己的生命:“先前,还有人愿意我活几天,我自己也还想活几天的时候,活不下去;现在,大可以无须了,然而要活下去……”因此,他曾试图以“壕堑战”的方式延宕这一宿命的到来:当祖母入殓时,在众人彼此唱和的围攻之下没有秉持己见,而是遵从了族人们的意见――丧葬仪式全部照旧;当社会仍一步一步地围追他、蚕食他,直至将他逼迫到一个无可后退的死角,魏连殳又选择把自己的灵魂“租借”给魔鬼过上了“求乞”的生活:“躬行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先前所敬仰,所主张的一切”,即以“求乞”来延宕自身的灭亡。我们在这种出于“偏要为不愿意我活下去的人们而活下去”的执拗中分明感受到仇视社会的复仇主体强烈的生存意志。因此,“无欲的求乞”对于魏连殳而言,就是复仇的代名词。求乞即复仇,换言之,要想复仇,唯有求乞。因为只有这样,严冷的社会才会容纳他,让他继续存活下去。但在屈从于自我身处的社会环境之时,即由反抗走向自我保存的过程中,魏连殳因感受不到个体存在的价值而倍受自我撕裂的精神苦痛:“现在我还用着这客厅。这里有新的宾客,新的馈赠,新的颂扬,新的钻营……”就这样魏连殳在反抗与妥协的两岸间游泅,作出无可选择的选择:不是为迎接光明的反抗,而是“与黑暗捣乱”,直至走向自戕回归个体的生命。他的死谕示着反抗的必然失败,而他死后口角间凝结的对自我无声的冷笑,则隐喻着对躬行社会既定规范的那个自我的复仇,并以这种极端的方式完成了对社会的间接复仇。这是他复仇的根砥所在,而且通过自我否定、自我毁灭的途径向社会复仇,无疑是更加痛苦、更加彻底的。

作为卷入爱与恨、生与死、实有与虚无、希望与绝望交织的漩涡中的复仇者,魏连殳游弋在自我肯定、隐忍、分裂、超越的复仇理念间,就像黑暗的夜空中游荡的幽灵。而这个痛苦的、无家可归的幽灵正是鲁迅灵魂的化身,我们从中能够发现他对自己内心世界困惑和彷徨的流露。魏连殳的人生困境无疑同时也是直面现实、执着于现实的思想者鲁迅,在精神求索过程中遇到的人生课题。

王富仁曾经谈到过,作为中国较早接受西方文化观念的启蒙主义者,鲁迅不断追问为中华民族寻路的人的出路在哪里,即:学习借鉴了西方文化观念的知识分子能否进入其所住居的现实空间,以实现对这个空间的原初意义和价值。而在精神探索中鲁迅得出的答案令他对自己和像自己一样的寻路人的现实处境感到绝望,他发现他们的悲剧性命运是被历史地注定的:中国没有滋生和容纳形成于西方文化背景下的思想观念的土壤。因此,他们的思想追求注定要遭到社会顽固思想势力的本能排斥,甚至围追堵截。换言之,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启蒙主义知识分子因其处于绝对弱势位置而无法进入自己住居的那个封闭、自足、排斥异己的空间,所以,他们“无可挽回地失去了自己精神的故乡和文化的故乡”,找寻不到自己的立身之所。

于是,在历经黑暗和绝望的生命体验后,“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鲁迅告别了年轻时慷慨激昂的英雄主义情结,回归个人主义的生命哲学,强调个体的生存而选择类似于魏连殳“无赖手段”的方式进行复仇。其代价便是妥协的自我在顺从所处环境并获得所谓的“尊重”之际,另一个秉持反抗意志的自我无时无刻不在承受着对自身毒气与鬼气的绝望、憎恶的痛苦。虽然这种无奈的选择是基于保存自我以期再战的需要,然而,在这过程中对自我生命意志的压抑和消解,仍使抉心自食的鲁迅倍感自我分裂的精神折磨。这种自我分裂的复仇理念是鲁迅对现实人生的一个迫不得已的选择:在必败的命运中体会“聊胜于无”的所谓胜利的感受。与此同时,在内心深处,他仍清醒地意识到,这种把无赖手段当作胜利的复仇实际是“自欺”之法,聊以而已。事实上,这样的自省正体现出鲁迅精神世界的深刻悖论。他是在用自己手中的笔宣泄着内心深处的孤独和愤激之情,也是在试图对压在自己心上的“坟”做一次耸身摆脱的努力。

观照鲁迅创作的其他复仇主题作品,在《复仇》第一篇中荒野上那一男一女与看客之间的对立,《复仇(二)》中作为拯救者的耶稣与以色列人的对立等,和《孤独者》中魏连殳与社会的对立构成了一组对立关系,隐喻的正是在启蒙者能不能进入所居住空间之中这个问题上呈现出的人与空间结构的紧张关系。究诘鲁迅对复仇者试图进入到自己所住居的空间并寻找自己的立足之地而不得的人生困境的书写,可归因于鲁迅在现实人生不断遭排斥、离弃,甚至被逼至绝地的生命体验,因此,他在主张复仇的同时从未停止过对复仇结果的有限性甚至是无效性的质疑和确信。而无法彻底扭转乾坤甚至会有“故鬼”重来的人生答案无疑是最令他感到悲哀和绝望的。在追问复仇价值的过程中,鲁迅发现复仇者无法冲破“复仇――失败――复仇”的困境。在他笔下,从《复仇》到《铸剑》,看客依然在看:“七天之后是落葬的日期,合城很热闹。城里的人民,远处的人民,都奔来瞻仰国王的‘大出丧’。天一亮,道上已挤满了男男女女……”鲁迅发现了这个悲剧性的困境,但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又受困于此。

在鲁迅的思想视阈里,始终关注的是人的主体性问题。他反对一切形式的压迫,强调人的独立自主和精神自由。因此他对复仇的意义的肯定不是因为确信复仇能带给现实胜利的果实,而是在于复仇过程中洋溢着人的主体性和生命意志,即:所谓“于无所希望中得救”,在反抗绝望中建立希望。然而这种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谕示了一个先在的前提――主体对现实的绝望,因此反抗绝望本身就是一个精神悖论:已然绝望,那么,反抗的结果必然仍旧使人绝望。而鲁迅笔下复仇者不得不面对其无法突破的最大的不自由即他们生命的起点和终点的无可选择。他们可以相对最大限度的追求主体的存在价值,却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悲剧命运。只是像他笔下的那个过客拒斥着途中的诱惑向坟而走。而复仇主体的困境正在于此――永远不会有大团圆的胜利结局,哪怕是在天国、在黄金世界也永远不会有不闻战叫的太平世界。复仇者就像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只要承担起反抗的命运,就要永远面对形形的仇敌――无论是来自敌营的,来自与己无关的人群的,还是来自爱我和我爱的群体,甚至是自我……这是他们赋予自己的永远的“枷锁”。 就这样,彷徨于无地的复仇主体只能在“由此到那的路”之间自主选择如何来走,而不能从生与死之间的人生困境中突出重围。因此,复仇者的自我超越只能是在形而上的精神的层面即生命的意义上,而非形而下的过去、现在或未来的生存环境中。

这是鲁迅对个体生命的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独特思考,虽然他还没有建立“成功”的范例,但他留下了思考的空间,留给了沿着他的思路履行轨迹的后来者得以继续求索的思维链条,也留给了后来者(也是“中间物”)试图链接这一“生命之结”的漫漫求索的苦难历程。鲁迅的生命价值不正在于此吗?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王富仁、赵卓:《突破盲点:世纪末社会思潮与鲁迅》,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

[3]吴康:《朝向内世生存着的绝望――〈野草〉解读之二》,《鲁迅研究月刊》,2008.7。

[4]刘增人:《鲁迅的人格范型》,《鲁迅研究月刊》,2001.10。

[5]秦弓:《不能忘却的寂寞―重读〈呐喊〉》,《鲁迅研究月刊》,1996.05。

吴红莲:延边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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