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教授回归本科生课堂

在上海，教授少进课堂、学生少见教授的现状有望得到改观。上海市教委8月30日宣布，今年开学起，沪上8所市属本科高校全面试点“骨干教师教学激励计划”，校内100%的教授、副教授都给本科生上课。明年全市范围将有更多地方高校实施这项计划。

据了解，教授为本科生开课事实上有规可循――教育部有关政策就明确：“高等学校要把教授、副教授为本科学生上课作为一项基本制度，教授、副教授每学年至少要为本科学生讲授一门课程，连续两年不讲授本科课程的，不再聘任其担任教授、副教授职务。”然而，自2000年高校扩招以来，沪上高校在校生人数从22万增至64万，增加约两倍；而高校教师数量只从2万增至4万，教授、副教授也基本同比例增加，师生之比越来越小。与此同时，各校外延扩张、郊区办学，形成“学生住读、教师走教”局面，师生见面机会更少。

经过评审，目前已在21所市属本科院校中确定工程大、上大、交大医学院、中医大为首批正式试点高校，上师大、海事、海洋、二工大为试点培育高校，先试行、先示范。

在建立激励制度的同时，计划还设置了刚性指标，比如将教授、副教授讲授本科生课程作为强制性指标，而新入职教师在两三年内不得主讲课程，由学校为优秀主讲教师配备青年教师担任助教工作，以此提高青年教师教学水平和能力。另外，计划还特别强调建立并完善坐班答疑制度和校内自习辅导制度，让教师为本科生学习进行答疑，并在自习时间段提供辅导。

试点单位上海工程大校长丁晓东介绍，除出国访学及病假的教授外，今年100%在校专职教授都将参与本科教学活动。同时，学校还实行“弹性坐班制”，即教师在工作日除按规定程序经批准的事务外，均需到校工作，以便学生在课后甚至晚上找得到老师，增加专业交流。为此，校方将教学A楼设为辅导楼，除白天外，每晚6～9时，公共课、基础课的课程教师在辅导楼答疑，让学生能够在楼内找到每一门公共基础课老师。

教授本该给本科生授课的，可事实上，在高校，却是搞科研的吃香，而给本科生授课的教授反而很吃亏。从这个意义上说，分析教授不愿给本科生上课的深层次原因，出台类似于上海教委的保障教授给本科生授课的制度，有一定现实需要。

吴越：揭开“教授”的面纱

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

在笔者看来，大抵有三类教授在事实上长期不给本科生上课。

第一类是教授兼行政人士或者说“行政型教授”。这类人士“公务”在身，故无暇给本科生上课。我们应当承认，教授兼行政人士因为大学或者学院的行政事务而不给本科生上课有其合理性，但是在中国之大学，“行政人员”太多，太泛了！笔者认为，大学校长、书记一级的教授们，在任职期间因为行政事务不给或者少给本科生上课有其正当性，但是学院（处级）的行政人员兼教授不给本科生上课则值得思考了。一个学院，少说也有若干个院长、副院长与书记、副书记，一个大学的“处级干部”恐怕不下几十人（其中有不少就是教授或副教授），如果这些教授们都不给本科生上课，恐怕说不过去。

第二类是所谓有突出贡献的教授、学术带头人教授，或者说“功臣型教授”。这些教授以前曾对某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属于某个大学或者某个学科的“功臣”型教授。由于他们是“功臣”，可以“将功抵课”，故事实上他们基本上不给本科生上课了。笔者以为，这类教授仍然应当给本科生上一些课程，而不得长期以功臣自居。

第三类为“外向型”教授。所谓“外向型”教授，是指虽名为本校教授（含兼职教授），但是实际上把主要精力放在大学之外了，或经商开公司，或做律师业务，或者老到别的大学去讲学，总之主要是“走穴”去了。故“外向型”教授有很多种（还包括兼职教授），其本事通常也不小，但主要精力不在本校。笔者以为，教授们“外向”，也不见得全部都是坏事，但是身为本校教授（无论全职或兼职），仍然应当给本科生上课。笔者在德国念书时，也遇到好多的校外兼职教授，他们有的给本科生讲授选修课，有的则给学生上研讨课（Seminar）。

由于以上三种教授的存在，加之现在大学严重扩招，故导致中国大学中本科生的大部分课堂由讲师、助教和副教授们占据，有的大学生在大一、大二阶段甚至很难在课堂上目睹教授的身影。

该给教授们上课立个规矩了！

奚旭初：教授给本科生授课是大材小用？

江苏省太仓市文联副主席

学术功底最深的教师，当然要上讲台授课。然而这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事情，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却成了一个问题。教授不给本科生授课，似乎已是约定俗成的惯例，或者说成了“潜规则”，更甚至成了身份的象征、待遇的标志。如果有哪个教授还在讲台上给本科生授课，没准会被视为无能之辈，是教授中的“次品”，或者干脆是“赝品”。尤耐人寻味的是，即使有哪个教授愿意，也会引起质疑，认为杀鸡用了牛刀，是大材小用云云。在这样的环境、氛围中，教授给本科生授课，当然会是凤毛麟角。

教授给本科生授课，绝非大材小用。教授凭借其深邃渊博的学养引导启发本科生，往往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效。教授作为成功者，他们的言行对正处于成长中的大学新生影响很大，他们所说的自己从人生中体味到的哪怕一句话，也许都会影响学生一辈子。教授上课占用了一些科研时间，但学生也许会从教授讲课中“豁然开朗”。从这个角度看，教授的课简直是一字千金。当然，教授不上讲台，还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学校发展要求教授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岗位上，拿出更多科研成果，这对学校、对教授个人都有益。成果愈多，学校获得的资助越多，学校和教授的地位越高。学校要科研成果，无可非议。然而学校更须确立一个理念：培养一流的人才，就是学校最好的科研成果。风物长宜放眼量，学校不能急功近利，误了学生也误了学校自己。

肖余恨：教授为何不乐意给本科生上课？

南京政治学院教授

教授们为何不乐意给本科生上课？其原因不外乎有以下几种：

一是教授太忙。有些教授，除了屁股后面跟着一串硕士生和博士生外，还有一些社会讲学任务。更主要的，还是比较繁重的科研任务。内行的人都知道，给研究生们上课，课堂相对宽松一些，教授们有了一定的常识储备之后，大可以在课堂上天马行空，这要比给本科生们上课轻松多了。现在本科的评估任务多，很多考评都是实打实的，不太好糊弄，所以，教授们的倾向性就很明显了。

二是错误的导向。现在评估教授，或者拿个什么奖项，很少有针对授课水平的。无论是政府津贴，还是教授评级等等。关键的，不是看你课讲得好不好，而是看你有多少科研成果，有多少课题立项。即便你不讲课，但只要你有所谓的科研成果，评什么都问题不大。再说，给研究生们上的课，足以完成基本的课时量了。但你课讲得再好，学生再欢迎你，如果你科研成果不足，评什么都没戏。

三是扭曲的利益取向。单就社会讲学来讲，人家给的钱，要比给本科生上课效益高得多，更何况除得利外，还可得名。现在各学校为了排名，很重视科研成果的奖励，同样的时间，花在科研上要比花在教学上效益大得多。科研成果往往是终身制的，可反复使用，能不断增加自己的砝码。你给本科生上课，就算学生们非常欢迎，那又能怎么样呢？

这样一来，谁愿意给本科生上课呢？教授们“逃离”课堂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除非改革这种导向和机制，或者像意见这样硬性规定，将教授们“抓回”课堂。但如果前者不改革的话，就算“抓回”来了，教授们的心能否定在课堂上，还难说呢。

温红彦：教授不教本科生的外部原因

人民日报政治文化部副主任

大学最初的职能是培养人才。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学由单一的教学中心变成教学科研中心，还肩负着科研成果转化的重任。在我国，改革开放让我们看到国内大学在科研水平上的差距，于是近些年来大学教育质量的评估体系开始向科研倾斜。

顾秉林院士认为，目前这种评估体系太注重定量指标，忽视定性指标。科研成果容易定量，如发表了多少SCI论文，争取了多少科研经费。而教学成果很难定量，这导致大学教师对科研产生一种自发的倾向。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涂光晋教授分析说，在国外，职称越高，讲课越多，而我们正好相反。我们的教授，课可以少上或不上，但论文不能不写，科研不能不搞，而且搞科研可以折算成课时，课时却不能折算成科研。

同样由于历史的原因，大学在“教授”的界定上不太严格。近些年，凡持有本科以上学历进入高校的，在人事管理上就编入教师系列。随着人事变动，一些人的工作岗位已经与教学不相干，但照样晋升教授副教授。顾秉林说，究竟有多少本科课程由教授来上和到底有多少教授给本科生上课，这是两个概念。以清华为例，有72%以上的课程是由教授副教授来上的，但从教授的总人数上看，只有30%左右的教授副教授承担着本科生的课程。这说明现行的教师队伍管理存在着矛盾。

还有一个现实问题是不得不考虑的。本科生的课时是有限的，教授都来讲本科课程，讲师就连岗位津贴都拿不到了。据人民大学教务处陈处长介绍，该校目前在校本科生与在校研究生人数的比例为1.38∶1，研究生课程的工作量占全校教师工作量比重增大，而研究生课程又规定必须是副教授以上的教师才有任课资格，从而导致了一部分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主要担任研究生教学。许多教授反映，他们为完成研究生教学已满负荷工作，如果再承担本科基础课程，不仅精力不济，无形中还会造成与讲师争饭碗的局面。

由此看来，“教授不教”除了主观因素外，客观的局限和体制的缺陷也不容忽视。

傅新：教授给本科生上课不宜“一刀切”

第二军医大学教师

不可否认，目前确实有一些大学教授、副教授，长期不上讲台、不给本科生讲课，对于学校布置的教学任务推三拖四，心思根本不在教学工作上。从这个角度看，要求教授、副教授必须给本科生上课，有着较强的现实针对性。但其可质疑之处在于，“一刀切”地规定所有教授、副教授必须这样做，则不仅忽视了教授本身的个体差异性，也忽视了大学功能和任务的多重性。

实际上，尽管都有“教授”头衔，但是一所大学里各个教授的水平和特长却不一样。与此相对应，各个教授的主要教学对象也不相同，有的以博士生、硕士生教学为主，有的以本科生甚至大专生教学为主。要求那些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常给本科生上课，恐怕勉为其难。

作为高校，教学和科研是其两项基本功能和任务。教学是高校工作的中心，而科研之于一所大学的重要性也毋庸置疑。这不仅因为大学本身就是国家科学研究的重要场所（机构），承担着或多或少、或重或轻的科研任务，而且因为科研和教学存在着双向互动的关系――科研搞得好，必然会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基于这个认识，硬性规定这些教授必须上课、必须给本科生上课，并不切合实际。

所以，教授、副教授是否给本科生讲课的问题不能简单地“一刀切”。值得注意的是，扩大高校办学自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一个改革方向，各高校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拥有自己的决定权。作为国家教育主管部门，要求各高校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怎样做，未必是合乎时宜的，也未必能真正贯彻落实。

胡乐乐：用制度保障教授走向本科讲台

中国青年报评论员

去年年底，浙江大学姚缨英、张振跃两位教授因长年坚持在本科生教学一线，受到全校师生的广泛认可，每人获得“浙江大学心平奖教金”100万元的奖励。浙大本科生院常务副院长陆国栋说，获得百万元奖励的这两位老师是经过学院推荐、学校层层选拔，最后由本科二年级以上学生投票选出的，旨在以此激发一线教师的工作热情。

众所周知，近些年来，许多高校的教授成天忙于科研、行政管理等事务，无暇拿出时间给本科生上课。教育部从2006年起，连续多年发文，强制规定教授必须要给本科生上课，否则副教授不能晋升教授，教授将取消职称。但由于不少高校教授，特别是兼职行政职务的处于强势地位，导致许多高校未能照此执行。因此，教授不给本科生上课的现象，整体上没有得到太大的改观。

虽然现今我国大学教授给本科生上课的比例不太高，但令人欣喜的是，却有不少像浙大这样的一流大学，在大力鼓励教授给本科生上课――一方面，设立“教学型教授”职称；另一方面，人事管理制度等也紧密配合改革。比如，浙大2011年“求是特聘教学岗”首批聘任的6位教授到岗，在未来4年聘期内，这些以给本科生教学为主业的教授，将享受与教育部“长江学者”及学校最高层次的“求是特聘教授”相同的待遇。学校有如此大手笔，本科教学的质量就不言而喻了。

虽然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但要在全国高校彻底改变教授不愿给本科生上课的现象，还需要诸多制度层面的系统革新。首先，教育部的规定和高校自身的规定必须严格执行，包括院士和校长在内，都应该以身作则，带头贯彻落实；其次，必须切实提高教师的工资和福利待遇，让无论讲师，还是副教授、教授，都能安心于教学；再者，在职称评审等方面，应该改变以科研为绝对标准的现实，注重教学水平，改变“重科研，轻教学”的制度性偏差。此外，还需要确立“教学学术”的价值与地位。

总而言之，本科教学的质量既是一所大学教育质量的核心基石，也是国家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基础。而要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就必须想方设法真切地对本科教学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让教授回归到本科生的课堂。否则，国家“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目标，就难免会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