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鲁亚克创作中“法”的思想

“法”，也称“正法”，或音译“达摩”，源于梵文Dharma一词。最早出现在古印度重要典籍《梨俱吠陀》中，指印度教的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后来，其内涵在印度教的宗教和政治生活中不断完善。高种姓的婆罗门想要通过“法”来匡正人们在社会中的行为和道德规范，用以维护他们的种姓特权，所以强调人们应该按照“法”来行动。作为古代印度文化的一个重要思想道德概念，“法”曾对古代印度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令人惊奇的是，时跨两千多年，在美国二战后涌现出的“垮掉的一代”也受到了“法”思想的影响，被誉为“垮掉之王”的美国小说家杰克・克鲁亚克的一部重要小说就名为《达摩流浪者》。

“法”的思想时隔两千多年，在异国他乡的美国获得遥远回应，绝不是偶然现象。那么，是什么原因让这种古老的思想跨越时空的阻隔，对20世纪美国一代文学青年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呢？这种思想在他们身上又如何演化成为新的社会意义而令在他们世界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呢？

一

克鲁亚克1922年出生于马萨诸塞州古老的纺织工业城镇洛威尔。在他4岁时，比他大5岁的哥哥杰拉德因病死去。杰拉德天资聪颖，对小动物尤其有爱怜之心，所以，哥哥的死给他的幼小的心灵留下了严重创伤，使他几乎还对生命一无所知时就看到了生命的无常，动摇了他对天主教“普世爱”的信念和对上帝的信仰。由于父母是法国移民，克鲁亚克直到6岁才开始学英语，这样，在美国这个英语世界里，他一开始就被安排了一个局外人、边缘人的身分。1936年，家庭遭遇了重大变故，流经洛威尔的梅里马克河泛滥，摧毁了城内的众多建筑，父亲的印刷厂也受到了严重损失，债台高筑，父亲只有靠打工来维持家庭生计，家庭经济状况开始恶化。青年时代的从军经历和早年恋爱的不顺利，都使他较早地认清了社会的现实。独特的个人经历，以及物欲膨胀、精神匮乏的社会现实，使克鲁亚克相信只有凭着自己的知识和直觉能够克服世俗的一切苦难和荒谬，最终寻求到一条淡泊平和、崇高神圣的生存之道，于是，他开始到佛教里寻找思想资源和支援，并希望通过写作，彰显自己的叛逆姿态。

在克鲁亚克与金斯伯格的通信中也经常提及一些佛教的内容和对于佛法的领悟。其实，早在1953年，克鲁亚克就已经表现出对佛教的兴趣：“度过了一个疯狂的夏天既绝望又悲哀……在满月的一个夜晚穿过铁路车场到图书馆我取了好些关于东方哲学的书，无意中有一本佛陀的故事，边读我原本沉重的心情变得轻松起来，于是我又奔向图书馆借更多佛教书。”到了1954年克鲁亚克对佛教的兴趣大增，他写信给金斯伯格说：“可以说，我已经越过了苦难之海最终找到了出路。”也就是在这封信中，克鲁亚克告诉金斯伯格他正在整理自己学习佛教的笔记，既他在世时未出版的《达摩如是说》。1955年，克鲁亚克在给金斯伯格的一封信中要金斯伯格在伯克莱别研究什么“经典和诗学”，因为美国很快就会有“一个东方的将来”。他有意用大写题，特别督促金斯伯格要写“有佛教基调的诗歌”。而在1958年出版《达摩流浪者》之后，“金斯伯格则写了一篇书评，称赞《达摩流浪者》‘对于佛教的阐述太绝妙了’。”

克鲁亚克要践行自己的正法观念，实现自己反抗现实的理想，不但从思想上和主流价值观进行抵抗，而且还采取了一种与传统观念不同的生活方式。克鲁亚克是最先提出“BEAT GENERATION”这一概念的，其实“BG”在中国被译作“垮掉的一代”并不确切，这无疑给它蒙上了一层颓废的色彩。克鲁亚克在《“垮掉的一代”的来源》一文中解释了这个称谓的来源和意义，他说：“Beat这个词最初的意思是贫困，潦倒，一无所有……流浪，在地铁里睡觉。”但是他还从不同的方面追溯了“垮掉的一代”的来源，其中最重要的是从他祖先的独立性到印度圣哲和中国道教徒的深邃和执着。约翰・霍尔姆斯的《这就是“垮掉的一代” 》对“Beat”这个词也有阐述：“‘Beat’这个词的意义原本就模棱两可。不过，对于美国人来说，其意义却再清楚不过。这个词不只是令人厌倦，疲惫，困顿，不安，还意味着被驱使，用完，消耗，利用，精疲力竭，一无所有；它还指心灵，也就是精神意义上的某种裸的直率和坦诚，一种回归到最原始自然的知觉或意识时的感觉。一个‘垮掉’（BEAT）的人无论到什么地方都总是全力以赴，精神振奋，对任何事情都很专注，像下了赌注似的把命运孤注一掷。这年轻的一代从他们一懂事就这么干了。”这些都能很好的说明“BG”的来源以及它最初的意义，就当时主流社会的价值来说，“垮掉”或许意味着一种颓废，但就他们“正法”的目的而言，却又是积极、进取、执着的。这样的生活态度体现在作品中，也体现在生活中，在作品与生活中，形成一个一而二、二而一的关联性。这样，写作本身就是一种生活实践，而生活也因为和作品的同构倾向而对现实产生一种积极的“颠覆”性。由于后来“BG”成员（包括克鲁亚克、斯奈德、金斯伯格等）对于佛教的热衷，又进一步使“BG”的含义得到补充，使“BG”成员的言行以及作品特点更加鲜明。

二

《达摩流浪者》是克鲁亚克继《在路上》之后又一重要作品，讲述了两个激情洋溢的青年――贾菲・赖德和雷蒙・史密斯纵情自然，追求真理（即对理性世界的认识）的故事。作品以雷蒙的“三次上山”为线索，描写了他和一帮热衷佛教的朋友们的生活情况和对于理性世界的领悟。和《在路上》一样，克鲁亚克的这部小说也有很强的自传色彩，其中描写的很多情景，如艾瓦・古德保（以艾伦・金斯伯格为原型）于1955年在纽约六号画廊的诗歌朗诵，贾菲・赖德（以加里・斯奈德为原型）做山火t望员以及东渡日本等，均为真人真事。而且，在1957年写作《达摩流浪者》的时候，克鲁亚克对于佛教已经相当熟悉了。在小说中，“‘菩萨’、‘前世’、‘因果报应’、‘等待，定，三昧’、‘轮回’、‘佛性’等佛教用语更是数不胜数。”因此，研究《达摩流浪者》中人物的言行，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克鲁亚克创作中所吸收的佛教中“法”的思想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在《达摩流浪者》中，主人公贾菲和雷蒙一开始就扮演着与美国中产阶级主流社会生活理念大相径庭的“逆类”形象。他们没有固定工作，没有追求名利与财富的理想；混迹于下层人民之间，肆无忌惮豪饮和。这一切与当时追求享乐与优裕物质生活的传统美国价值观和道德观几乎格格不入，从表面上看，他们不但没有遵循“法”的理念，反而在扮演破坏“法”的角色。但是，在克鲁亚克眼中，他的理想社会并不是这个样子。事实上，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美国后工业时期的弊病也已经显出端倪。在《达摩流浪者》中有这样的描述：“要是在晚上你在市郊住宅区的街道路过一幢幢房屋，就会看到，街道两旁屋子的每一间客厅里金黄色的灯光闪烁，还有电视蓝色的小屏幕，每一户人家可能都在聚精会神看同一个节目；没人交谈，院子里静悄悄的；狗儿朝着你吠叫，因为你没开车，居然用人腿走过来。我想说什么你该明白了吧，全世界的人以同样的方式思考事情的那一天很快到来。可禅疯子们一身风尘，正嘴唇上沾满尘垢开怀大笑哩。”在他看来，美国社会正趋于同化，人们被永远也无法满足的物欲所囿，现代文明正悄悄侵蚀人们的思想。他们看同样的电视节目，接受同样的文化和道德价值，并渐渐开始用同一种思维方式思考问题，那些具有独立思想和独特个性的人却被看作是疯子和异类。美国社会上的“法”已经混乱，已经丧失了它的本来面目。而主人公贾菲和雷蒙的行为正是在以行动反抗这个已经混乱不堪的社会，还“法”以本来面目。

那么，何为“法”的本来面目？在作品中又是如何表现的呢？其实，在《达摩流浪者》中，有一个极易为人所忽略却又极为重要的概念。在小说的第21章对它有所阐述：有一天，我外甥小路易跟着我一起到“佛陀涧”去。到达以后，我从地上捡起一样东西，然后静静地坐在树下。小路易问我：“那是什么？”“那是‘它’”，我说，一面说一面把合着的手举上举下，“它就是‘它它它’，就是如来，就是‘它’。”等到我告诉他我捡起的是个松果之后，小路易才从“松果”这个字产生联想，在脑海里出现松果的影象。佛经上说的“空就是识”，一点都没有错。关于这个“它”字的含义，译者梁永安先生在注释中是这样说的：“作者在这里所说的‘它’，也有终极真理的意思。从一个松果中看到终极真理，犹如佛家所说的‘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 这里的“它”与佛教中的“法”极为相似，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也就是回归原始和自然，还事物以本来面貌。

这个“它”并不是仅仅出现在《达摩流浪者》中，在克鲁亚克其他的重要作品中也有表述。卢亚林教授在一篇研究《在路上》主题的论文中对“它”有更深入的理解：“狄安所有看似荒诞不经的行为其实都建立在他自创的神秘主义哲学之上，而这一哲学的核心就是对“它”(IT)的体验。狄安从未对“它”做出明确的解释，萨尔在经历了一度的困惑之后才对“它”的实质有所领悟。“它”是一种不可名状的、超越时空限制的生存状况，是不受外部世界和过去及将来影响而实现顿悟的生命体验。换句话说，“它”是人们在抛弃身份、地位、种族等种种差异后达到的对人性统一性的认识，以及这一认识所带来的巨大愉悦。事实上，“它”是狄安所代表的“垮掉的一代”的最高追求，因为“垮掉”这个词不仅仅是指爵士音乐自然流动的节奏或人们在沉闷压抑的现代社会中所感受到的厌倦、疲惫、困顿。作为一个“来源于《旧约》”的概念，“垮掉”更主要的是指一种至福和极乐的状态，一种回归原始和自然的直觉或意识。狄安自始至终都在实践着他的哲学；而由于“它”或“垮掉”的获得必须以否定历史为前提，因而狄安的行为构成了对中产阶级价值传统最为彻底、也最具颠覆性的反叛。”无论是狄安、萨尔还是贾菲、雷蒙，他们的目的都是反抗现实物欲至上的社会和冷漠的人际关系，因此，他们才往往放荡不羁，无视法纪，却又有巨大的亲和力，能够融入下层人民甚至流浪汉的生活中。他们都乐善好施，以与别人分享财物为快乐，如雷蒙将葡萄酒、面包和乳酪分给和他同乘一辆列车的老流浪汉；辛恩一家大摆酒席请朋友吃饭却不收取任何费用；贾菲总是将自己从“善心人”商店刚买来的衣服转手就送给雷蒙等。他们都渴望建立一种和谐的，人与人平等且相爱的社会，并希望借助对于理性的追求来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其中。

由于他们拥有对自己认定的生活信仰的坚定和执着的信念，能不断地革新自我。而且还总能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想法，为周围处处创造着和谐，深得许多女孩子们的喜爱。在贾菲的周围就有普琳丝、珀莉、普绪娃和克莉丝汀这些女孩为其神魂颠倒，而他也从来不会压抑自己的性本能。 “的喇嘛庙经常会看到这种事。那是一个神圣的仪式，举行的时候喇嘛在一旁念诵‘嘛呢叭呢哄’的咒语，意思是‘归命与黑暗虚空的闪电’。我就是闪电，而普琳丝就是黑暗虚空，明白吗？”贾菲如是说。在贾菲看来，任何禁欲主义的宗教都是压抑人性的，要达到理想的涅磐境界就应顺从人的本能。而这恰恰是《达摩流浪者》出版后受到攻击的主要原因之一。有评论家说：“如果克鲁亚克和他的伙伴们在禅宗那儿发现什么特别有吸引力的话，那就是禅宗从印度《爱经》和密教那里不加区别带来的大量的内容。”对于这个向来遭人非议的问题，我们可以用佛教中“法”的第二层含义“自性”这个概念将它解释清楚。关于“自性”，印顺在《中国禅宗史》上有所论述：“《坛经》所说的‘性’，是一切法为性所化现（变化）的；而‘性含万法’，‘一切法在自性’，不离自性而又不就是性的。所以性是超越的（离一切相，性体清净），又是内在的（一切法不异于此）。”这些禅宗理念与主流社会对性的保守认识大相径庭，很容易为克鲁亚克所接受作为颠覆当时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有力武器。而且克鲁亚克在接受佛教的同时也接受印度《爱经》的影响，认为性在宗教中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在印度和我国的一些密宗中要求理想（女性本原般若）与现实（男性本原方便）的完全融合，只有这种融合才能产生“菩提心”，而“菩提心”即“大彻大悟”。这样看来，这种为外人所不足道也的之事，便被看来是异常自然与异常神圣的了。而这恰恰也是“BG”们所能够而且乐于接受的。他们既然反对压抑个性的自由，所以涉及到的问题――无论是同性恋、异性恋或者是双性恋在他们看来也就是极自然的回归“自性”的事情了。这不但不会与他们正“法”的目的相悖，而且成为他们向世俗道德挑战的有利武器。正是这个原因，克鲁亚克，当然也包括其他“BG”成员在性问题上颇为开放。这在他们看来，也是践行了自己的佛教理念，是对本真与人性的关怀。

在了解这些以后，我们便不难理解克鲁亚克在创作中有意或无意所表现出的“法”的思想了。尽管，克鲁亚克的美好愿望不过是昙花一现，最后不得不面对现实（雷蒙离开孤凉峰回到城市中；萨尔坐上凯迪拉克重新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但是，他的作品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全美甚至世界范围内引起的“背包革命”，使无数向往和追求自由的青年人寻找到了一条通向自由彼岸的途径，并将其余波绵延至今。这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