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性格像皮球

王雪农/口述刘芳/整理

我出生在1948年的北平。父亲是部队的军医,北平解放时随傅作义军队一起起义。解放之后,父亲被当作历史反革命,我们全家人的命运都受到牵连。

大姐是高中尖子生,可以上清华北大的,因为政审不过关,只进了一所地方的师范院校;二姐在艺术学院毕业后,本来已经被八一电影制片厂录取,但是军队部门对出身的要求更严格,在难以接收的情况下,将她介绍去了山西省话剧团。

我小时候本来非常淘气,随着年龄增长及家庭出身阴影作用,竟一度寡言内向,说话结巴。

转折发生在“四清”时期。一搞政治运动就要搞宣传,到处都是吹拉弹唱。那时文艺生活单调,年轻人谁都想接触这个,我就去凑热闹,唱歌、演节目,自此开始了文艺生涯。

有一年天津音乐学院基层体验生活的演出中,一个二胡独奏手非常吸引我,我在一旁不由赞叹,表示出也想学二胡的意思,一个男生很不屑:“你能学会吗?这难着呢。”受到刺激的我,当天就花8块钱买了把二胡,从晚饭后一直拉到凌晨三点。邻居老太太忍无可忍,过来问:“踩鸡脖子似的,你不睡觉也不让我们睡觉了?”

“”中,由于出身问题,红卫兵不要我,我有文艺特长,就参加了当地的思想宣传队,成为半专业的文艺工作者。

我本想报考中央音乐学院,没想到1969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不得不去河北昌黎做农民。我觉得这辈子大概没法再回到城市了,就把本名“王保盛”改为“王学农”,以示新人生的开始和与过去的诀别。

刚到农村的时候,栽红薯、挑水,我都比别人干得多。结果人们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你要这么干,那我们怎么办?”这是贫下中农给我上的第一课:少干不行,多干也不行,要学会随大流。

不久,我又上了第二课:公事公办是不行的。插队的第二年,我考取了晋东南军分区宣传队,可去村支书那里办手续时,书记横眉立目,严厉地教育了我一番: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一辈子的事,你两年还不到就想走?思想有问题!

这次失败给我打击很大,以为这下子肯定离不开农村,甚至考虑在农村成家。这时恰赶上山西吕梁文工团成立,二姐得知消息后通知我去应考,我的表现不错,当时就被录取。这次,在乡邻点拨之下,我特意买了山西汾酒回村请支书吃饭。书记饭后喜笑颜开,事情就顺利解决了。

1972年,我正式到了吕梁文工团,担任琵琶独奏。

我所在的文工团有一种非常好的学习氛围。记得那时每天应该6点半起床,我就6点半准时练习弹琵琶。同宿舍的小提琴手不服气,第二天悄悄提前15分钟爬起来,摸起床头的小提琴就拉。我们互相较劲,最后干脆每天3点半就起来。

粉碎“”之后,我做了乐队队长。但当时我感到在文艺领域不会有太大的发展,而且基层文艺团体也开始面临生存问题,于是在1984年左右,我到吕梁教育学院就读历史专业。

1987年毕业后,我留校做政史系教师。与此同时,我开始搞学术研究,第一篇论文是关于古代钱币的,因为当时有人送过我一个宋金时期的正隆元宝,我不懂,去查阅相关资料,结果发现已有论述存有问题,就自己搜集资料,并把问题和自己的认识写出来。这篇论文发在学报上,给了我莫大的鼓励。毕业时,我的毕业论文《对汉初行荚钱之我见》已发表在部级刊物《中国钱币》上。

由于以前从事文艺工作,我的口才好,思维活跃,上课时善于组织课堂,很受学生欢迎。

1988年,我打算去北大历史系进修。当时每年全国只有两个进修名额,校领导劝我别白费劲,但我这个人性格像皮球,别人越拍我越要跳。结果我真的考进了,北大给我安排了吴荣曾教授做导师,他的专业之一就是中国历史货币。

1990年后,我陆续成为吕梁教育学院的历史专业讲师、图书馆长、科研处长。我又有了新的规划,打算离开山西,谋求新的发展。

朋友听说山海关长城博物馆要对外招聘馆长,鼓动我去试试。正是暑假期间,我带全家去了山海关,没想到博物馆方面当即拍板要我过去,并办妥了全家人的调令。

真正从学校出来,才发现社会太复杂了。做教师的时候,只要教好课就行了,做馆长,连卫生间下水道堵了都得来问你,更别说与上下级、社会上各种关系打交道。

说实话,刚来前3年确实有点后悔。在山海关人生地不熟,有时还会遭排挤,工作起来困难重重。

有一次山海关修立交桥,扩大了长城的豁口,有人把情况通报给了国家文物局。不知谁向当时的地方领导告状,说是我给捅出去的。领导们很生气,一度对我特别“关注”。一次有外国记者来采访我关于长城保护的事情,记者刚走,就有领导找上门来。

我如履薄冰,感到肩上的压力。我要找或做一些能让自己心灵安宁的事情,于是便把业余时间投入在学术研究上。我至今出了8本书,其中7本都是在博物馆时期写的。

选择做学问的道路,我觉得等于是延长了自己的生命。如果我只做馆长,退休之后就什么都不是了,跟其他退休官员一样,每天只能散散步、遛遛鸟。但做学问使我的心灵中有一个自由王国。

我们这一代人,可以说什么都经历过了。有同龄人说,人生每一个阶段都是由国家代替个人做了选择,我却不是这样。现在回想,我人生中每一次转折基本都是自己决定,这是我一生中最引以为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