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我国农村土地征收制度改革的困境与出路

中图分类号：F126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本文认为，土地征收制度的改革要以民生改善为基础，以土地产权制度为法律依据，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现实背景。我国目前农村征地制度对失地农民未起到应有的保护作用，需要以实现“谋民生”作为基本目标，对现行征地补偿安置制度进行改革与完善，进一步达到尊重和保护失地农民合理利益的目标。

关键词：失地农民 征地制度 土地产权 政策转型

当前我国农地征收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土地征收法律关系的主体不明晰，关系内容模糊

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建设用地的申请者是建设单位，土地征收方案的拟订者是市、县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审核者是市、县人民政府，批准者是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在这些行政主体中，究竟谁为被征收土地的农民集体组织、农民和其他土地权利人建立土地征收法律关系的主体，发生征地纠纷时，相对人向何者主张权利，法律制度安排中缺乏明确的界定。同时，在我国现行的征地制度安排中，土地征收法律关系主要体现为上下级行政机关之间的审批关系，但土地征收导致土地所有权的变动，这必然涉及到相对人的权利和利益。为了保证土地征收的合理性，必须使征地法律关系中的相对人享有对土地征收事项的知情权等合法权利，而在我国现行征地制度中，缺乏对上述具体法律关系内容的明确规定。

（二）征地补偿和安置法律关系主体不明确，内容不健全

土地征收权属于国家，征收权在实践中由政府及有关行政机构在服务于公共利益和重点项目的前提下依法行使，被征收人不能拒绝征收行为，只有履行征收的义务。征地制度不完善、公私利益界定模糊不清的情况下，土地征收过程中农民群众参加程度不高，决策过程缺乏民主公正，农民没有任何独立谈判权和监督权，实践中全部由村干部以“集体”名义强制代表。在征地补偿、安置发生争议和纠纷时，争议和纠纷的处理者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批准土地征收的人民政府。在这些因征地所涉及的行政主体中，相对人可以向何者主张权利，法律中缺乏明确的规定。在相对人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异议又不服相应机关裁决的，或者相对人没有得到合理补偿时，相对人有什么权利等缺乏明确的规定（衷向东等，2005）。

（三）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虚置，农民土地所有权缺失

由于在实践中，“农村集体”或“农民集体”不具有法律上的人格，于是这样的制度为政府和有关行政机构侵害农民土地权益提供了条件。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各级政府可以自主决定如何开发、何时开发、开发后转让给谁经营使用，而每个农民不能直接参与和决策，无权抵制政府和有关行政机构的开发权和转让权，农民的自由意志和参与权利被剥夺（何虹，2009）。从县（市）政府、乡镇政府甚至村行政机构都可以随意低价征收农村土地，共同分享土地权利，在农村土地市场发育的过程中，土地的真正所有者农民却不具备市场主体地位和自主决策权利。这种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的多元性和模糊性的不正常制度构架，必然导致责、权、利不清，最终使得农民的土地所有权缺失，作为“农民集体”组成要素的农民个体事实上不能履行土地所有权。

（四）征地补偿费的制定过程，未能体现农民意愿

政府向企业征收的征地补偿费往往是低估了土地的实际价值的，并未与集体和农民商量。只有补偿登记之后，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经政府批准后再次公告时才规定要听取群众意见，若对补偿方案有意见则协商，协商不成则裁决。而实际情况往往是后一次公告所谓听取群众意见不能落实，因为补偿安置方案已经批准，不可能更改，群众又不愿由法院裁决，自然只能接受方案。或者由于公告时间与截止办理时间间隔太短，无法完成群众评议工作。另一种情况值得重视，即有些地区有抵制公告的现象。这其中的原因只可能是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在与土地需求方商谈补偿费时有通过压低标准而进行的寻租行为，又不愿被农民发现，但这样的做法就使得农户成了利益受损者。

（五）征地补偿费的分配不合理，管理部门与民争利

目前有些地方土地管理部门开始了将征地行政与征地事务相分离的探索，在土地管理部门收取3%的征地管理费的基础上，再允许征地事务单位收取3%的征地业务费。在补偿费当中农民最终能得到的也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而乡村两级却能取得补偿费中的大部分。乡村截留补偿费有两个主要理由：一是对征地过程中所做工作提取的报酬；二是村本身是土地所有者代表，补偿费中的相当比例自应归村委会。本文在调查中了解到，地方政府和村集体截留补偿费的去向和用途也是多方面的：一是用于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安置和社会保障；二是办企业；三是代缴农村各项杂费；四是搞基础建设；五是将一部分钱存入银行，利息年底分配；六是用于其他投资，如进入股市；七是乡村干部挪用挥霍，中饱私囊（陈晨，2004）。

以上这些征地补偿问题，不仅给农民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很大困惑，也给政府造成了很大压力，无论是政府财政支出的经济压力还是农民安定的社会压力，都要求在农民征地补偿上进行创新性的探索，探索新的征地补偿方式要求有效地解决农民的失地和生活保障问题，要对社会稳定起到积极有效的作用。

“谋民生”与我国农村征地制度改革的重点

（一）理性化征地政策目标，促进“促发展”与“谋民生”的转变

地方政府为了城市建设的GDP政绩考核指标，而依靠行政权力大量对城郊地区进行“低价”圈地、扩张城市规模，这是一种非理性的土地征收行为。城市化中理性的土地征收，应该确立“谋发展”与“保民生”的双重政策目标，尽量选用“经济手段”的政策工具，珍惜农民的资源权、重视农民的生存权、尊重农民的发展权，同时选用“劝导教育”政策工具做好宣传工作，极为必要时在合法程序下慎用“行政强制”政策手段，并实施土地征收政策绩考的两个重要标准——“经济发展可持续”和“社会风险可化解”，以推动城市建设中土地征收理性化、科学化、和谐化。

（二）改革二元土地制度，取消土地市场“双轨制”

我国对城市土地实行国有制，对农村土地实行集体所有制，在法律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与城市土地国家所有权处于完全不平等的地位，这是导致农地产权残缺的重要因素。城乡土地市场被人为地隔离，形成城市土地市场与农村土地市场界线分明的两个不同的市场体系，而农村土地市场则被国家严格控制，农用地要转变为非农建设用地，必须经过政府审批。政府在城乡土地市场交易中成为唯一合法的中间人，我国城乡土地制度设计上的这种缺陷，为制度性寻租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农民则在这种土地制度安排中成为受害者（张英洪，2006）。因此，必须取消土地市场“双轨制”，建立城乡统一市场。

（三）实行公平合理的征地补偿分配和安置，保障农民利益

模糊的土地产权制度也留下许多公共领域，而在这些公共领域，往往是地方政府作为强者攫取了农村土地开发的绝大部分收益。也正是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为了获得更多的土地开发利益，不断超越城市规划对城市空间扩展的限制，大量设置开发区，不断吞噬周边的农地，形成以城市蔓延为特征的城市空间扩展模式（成德宁，2012）。应废除按照土地用途制定征地补偿标准的办法，进行农户土地产权登记，建立土地一级市场和土地交易所，除公益项目征地可动用土地征收权外，商业开发项目供地应通过土地市场交易获得。同时在法律上明确土地开发收益在农户与政府之间的分配比例，使国家与农户能够合理而明确地分享农村土地的开发收益。

（四）规范和约束国家征地权，培育土地交易市场

在土地征收中采取刚性强的“行政强制”政策工具，往往会使被征地群众产生“逆反”心理，容易引发涉征地群体和周边群众的不满，有些甚至引发了。现阶段政府对土地资源配置的干预严重过度，致使这种干预更多地服务于特殊利益而不是公共利益，并且这种干预往往基于错误的信息、错误的预期或者错误的政策，导致净经济收益的下降。因而，在加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必需充分发挥市场在土地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以抵制来自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政府决策失误、来自“时滞”和“理性预期”情况下的政府政策失效和政府的“寻租”等不正当行为，既使城市发展及时获得充足的土地供应，又使土地资源的利用达到尽可能高的效率。

（五）明确“公共利益”内容，完善征地补偿机制

土地征收应以“公共利益”的需要为目的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法律对于“公共利益”的解释模糊不清，对征地目的和范围也没有作出明确的界定。一些地方在具体执行时，将“公共利益”从公共设施、公益事业等狭小范围扩大到所有的经济建设和商业开发，使征地范围既包括了国家公益性的建设项目，也包括了经营性建设项目。同时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征用农村土地的土地补偿费用不仅要考虑土地的自然属性，还要考虑土地的社会属性，即土地在城市中的区位、交通等因素，大力推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应积极拓宽被征地农民的就业面，引进劳动密集型产业，解决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安置问题（谭峥嵘，2010）。

（六）完善农村征地程序，配套相关制度建设

完善农村征地程序，审批机关应该根据公众的意见对征地目的合法性进行认定，对征地范围、期限、面积等可以进行直接变更。对征地方案有异议，特别是对有批准权的政府认定征地行为合法性、必要性的结论有异议的，集体和农民以及用地方都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同时加强司法权，该权对征地目的合法性的审查是非常必要的，将有助于保障征地权的正确行使和公民利益的保障（梁亚荣等，2006）。为使征地制度的功能得以充分发挥，还要完善相关制度，诸如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户籍制度，规范土地市场，土地权属争议调处机制，干部考核体系，对征地所得资金的监管和审计等。

结论

根据以上分析，得出如下几点结论：一是在农村土地征收中，执行以“促经济”为基点的土地征收补偿政策，容易导致被征地群体的正当利益受损，而地方政府获得高额的土地财政收入、开发商获取大部分土地增值收入，这种不符合社会公正的利益分配，进而引发城市化中土地征收的危机与责难，不利于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二是从社会公正的视阈来研究我国土地征收的社会公正问题，提出土地征收的社会公正原则，因而我国农村土地征收过程中，需要在土地增值分配和占有上实现分配的公平与持有的正义，以促使被征地农民能够顺利实现市民身份转型，进而实现城乡建设和谐发展。三是必须考虑土地增值分配让被征收人可以享有权益的问题，必须是站在征收主体和征收客体之间平等的立场上，进行的符合社会公正原则的谈判，土地征收社会赔偿以保证失地后农民生活水平不至降低，并且细化土地征收社会赔偿，这一系列活动必须得到有效的监督，必须建立土地征收后农民的生活保障机制，建立失地农民的再就业培训机制等。四是规范地方政府作用。城市化进程中，地方政府的征地行为有强烈的寻租动机，既定的发展战略及由此内生的政绩考评体系，使得地方政府在征地中有强烈的过分掠夺动机。要解决此问题，关键是改变我国赶超型发展战略，稳健推进市场化改革，完善合理的政绩考评体系。

参考文献：

1.衷向东，任庆恩.土地征收、土地权利变动与征地制度改革—由一起征地补偿纠纷展开[J].中国行政管理，2005（3）

2.何虹.论我国农村土地征收补偿标准的立法完善[J].乡镇经济，2009（2）

3.陈晨等.关注城市化进程中的弱势群体—对被征地农民经济补偿、社会保障与就业情况的考察[J].经济体制改革，2004（1）

4.张英洪.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征地制度改革[J].求索，2006（4）

5.成德宁.改革农村土地征收制度 优化城市扩展模式[J].学习与实践，2012（5）

6.谭峥嵘.城市化进程中征地制度改革探析[J].行政与法，2010（11）

7.梁亚荣，陈利根.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征地制度改革研究[J].学海，2006（4）